對於中國人來說，馬克思是最耳熟能詳的19世紀歐洲思想家，絕大多數中國人從中學開始，就會從課本里讀到這個名字。
然而，某種程度上正是這種過分的熟稔也導致了我們對馬克思的陌生，每個有中學文化程度的中國人，大概都能說幾個關於馬克思的術語，但馬克思對我們這個時代的意義究竟是什麼？馬克思在人類思想和整個近現代史上的地位究竟如何？為什麼不僅是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就連歐美那些未必贊同他理論的資本主義國家也會把馬克思尊奉為“思想的巨人”？
本文是英國哲學家和政治思想史家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的著作《卡爾·馬克思》序言。伯林被譽為20世紀最著名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之一，畢業於牛津大學，曾任牛津大學社會與政治理論教授，沃爾夫森學院院長，1957年獲封爵士。寫作本書是伯林年僅30歲，卻因為對馬克思的解讀一舉成名。
以賽亞·伯林
本書沒有任何艱深的術語，卻處處可見汪洋恣肆的文風和對馬克思的獨到見解。《政治研究》雜誌評論說：伯林對馬克思觀點的講述，有時比馬克思本人的話更令人印象深刻。譯林出版社於幾年前推出的本書，也是這部作品的第一個簡體中文版本。
《卡爾·馬克思》序言
文 | 以賽亞·伯林
譯 | 艾弗砷
在19世紀，沒有任何一位思想家能與卡爾·馬克思一樣對人類產生如此直接、透徹和深遠的影響。在其一生之中及其身後，他在理智和道德上對其追隨者們都起到了支配性作用，即使在民主的民族主義的黃金時期，這種支配作用都是獨一無二的
——也就是在這一時期裡，湧現出了一批批偉大的人民英雄和烈士，以及富有浪漫色彩，幾乎是傳奇性的人物，他們的生命和言行導引著民眾的憧憬，在歐洲創造了一個全新的革命傳統。然而，在任何時候，馬克思都不能被稱作普通意義上的公眾人物：顯然他絕不是什麼流行作家或演說家。他的寫作範圍十分廣泛，但他的作品在其生前並未流傳開來；到了20世紀70年代，當這些作品開始廣為人知（其中一些是後來才得以傳播的），人們傳閱這些作品的熱情與其說是對它們本身質量的認同，不如說是那與他緊密相關的運動的好名和惡名得以傳播開來的結果。
特里爾小城馬克思故居
馬克思完全缺乏作為一名偉大人民領袖或者煽動者的特質，也不是俄國的民主鬥士亞歷山大·赫爾岑那樣的天才宣傳家，也不具備巴枯寧那樣非凡的雄辯口才。他大部分的工作生涯都是在相對默默無聞的狀態下在倫敦度過的，不是在自己的書桌前，就是在大英博物館的閱覽室裡。
廣大民眾對他知之甚少，然而到他去世前，他成了一位廣為人知、受人景仰的人，成了一場強大國際運動的領袖。他的生涯或性格中沒有任何成分特別激起人們的想象力，或者喚起無限的熱忱，一種狂熱的，甚至是宗教式的崇拜
，而當初科蘇特、馬志尼，甚至是晚年時的拉薩爾都是被追隨者們懷著這樣的心態加以熱捧的。
他並不經常出現在公眾面前，即便出現也不是特別成功。在他出席的宴會或公眾會議上為數不多的幾次演說中，他的講話總是過多地鋪陳事實，夾帶點枯燥和唐突，希望從聽眾那裡索取一點尊重而不是熱情。
從性格上來說他是一位理論家和知識分子，本能地想要避開與群眾的直接接觸，而他畢生的精力卻又都耗費在了對這些群眾利益的研究之上。
在很多追隨者看來，他似乎是一位遵循教條、喜歡說教的德國教師，總是無休止地在重申自己的論點，而且越來越鋒利尖銳，直到他這些論點的精華留在那些信徒的腦中無法消除。他關於經濟學方面的內容一大部分都是在對工人們講課時初次得以闡述的：據說他在這些環境下的講授和闡述就是簡明扼要的典範。但他寫得很慢，也很痛苦，就像那些敏銳而又高產的思想家有時候一樣，幾乎跟不上自己思想的速度，急不可耐地既想闡述一個新的教義，又想預先阻止任何可能的反對觀點；那些發表的版本，在講述抽象問題時，往往都有失平衡，而且細節上十分晦澀，雖然中心思想從未真正存在疑問。他本人敏銳地意識到了這點，曾把自己和巴爾扎克《無名的傑作》中的主人公相比，那個人就試圖將自己腦中形成的影象用筆畫出來，於是一遍又一遍地、無休無止地在畫布上修改，最終卻只是畫出了一團五顏六色、沒有形狀的東西，但在他本人眼裡卻正好表達了自己頭腦中的影象。
馬克思的母校特里爾中學
他屬於一個比之前歷代更加強烈而審慎地培養想象的時代，在一群認為思想比事實來得更加真實，個人關係遠比外部世界的事件含義更廣的人中長大成人；對他們而言，公眾生活有時就會被從他們自己豐富而複雜的個人經驗世界層面加以理解和解釋。
馬克思本質上不是個能自省的人，對個人，或者對精神或心靈狀態沒有什麼興趣；因為技術的快速進步，帶來財富的急劇增加，同時也引發了社會和文化上的錯位和混亂，而與他同時代的那些人，未能正確評價他們所處時代的社會革命性轉型的重要性，因而只會激起他的憤慨與蔑視。
他天生有著強大、活躍、實際、理智的頭腦，對不公平有著敏銳的感覺，異常地缺少感性，對知識分子的花言巧語和情感主義極為厭惡，就像對資產階級的愚昧和自滿的厭惡一樣；在他看來，前者總是漫無目的地喋喋不休，遠離現實，而且不管是真心還是假意，都一樣討厭；後者則無比虛偽，自欺欺人，沉浸於對財富和社會地位的追求中，對其所處時代的明顯社會特徵視若無睹。
青年馬克思
他總是感覺自己生活在一個充滿敵意、粗俗鄙陋的世界中（也許他潛意識中對自己生來帶有猶太人血統這一事實的厭惡，使得這種感覺更加強烈），這更增加了他與生俱來的無情與好鬥，從而產生了一個大眾想象中令人敬畏的人物形象。他那些有名的崇拜者會發現，很難相信他是一個富於情感或心腸柔軟的人，或者是個關心他所接觸的大多數人感受的人；在他看來，他所遇到的大多數人不是蠢蛋就是馬屁精，對於他們，他公然帶著懷疑或輕蔑的態度。如果說他在大庭廣眾之下的態度十分專橫、強勢，那麼在讓他感覺十分安全的家人和朋友組成的親密小圈子裡，他還是很體貼、很溫和的；他婚姻生活基本上不能說不幸福，對自己的孩子也很喜歡，對自己一生的朋友和合作夥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懷著幾乎堅不可摧的忠誠與熱愛。
他沒什麼魅力，行為舉止也時常有點粗俗，容易藏不住心中的仇恨，但即便是他的敵人，都被他人格的力量與激情、他觀點的大膽與廣度、他對當前局勢分析的廣泛性與傑出性所折服。
他一生都與同時代的那些革命者格格不入，對那些人、對他們的方式、對他們的目標都不友好。不過，他的這種孤立不僅僅是性格原因或者時空的偶然。無論大多數歐洲的民主人士在個性、目標和歷史環境方面的差異多麼巨大，他們在一個根本屬性上彼此是一致的，這就使得他們之間的合作，至少是原則上的合作成為可能。無論他們是否相信暴力革命，他們中的大多數畢竟還是傾向於全人類所共有的道德標準。他們批評、指責現有的人類生存環境，依據的是一些先入為主的理想、一些體系——至於這些體系是否合適，根本無須證明，對於任何有著正常道德觀念的人來說，它們是不證自明的；他們的設想，依照各自在實踐中可實現程度的不同而相互區別，並且相應地可以被歸類為更加偏離於或偏向於空想社會主義，不過，關於追求的終極目標，各民主思想流派之間還是有著廣泛的一致。對於提議的方式的有效性，對於與現有勢力達成妥協在道德上或實踐中可行的程度，對於特定社會制度的特點與價值，並且因此對於所採納的相關政策，他們有著不同意見。不過，即便是他們之中最暴力的群體——雅各賓派和恐怖分子（也許這些群體還更甚於其他人）——也相信沒有什麼東西是個人的堅強意志改變不了的；他們也相信，強有力的道德目標是充足的行動源泉，它們本身就是因為眾人都接受的價值觀而變得合理。所以正確做法就是，首先確定人們希望這個世界成為什麼樣子；然後，人們應該據此來考慮在現有的社會結構中保留多大部分，摒棄多大部分；最後，人們應該尋找最有效的完成必要改革的方式。
這樣一種態度，在任何時期的大多數革命者與改革家們中相當普遍，馬克思則完全不予同情。他堅信人類歷史是有規律的，這些規律是不會僅僅因為在某種理念驅使下的個人干預而改變的。他相信，人們為了給自己的目標正名而訴諸的內在經驗，非但不是在揭示某種被稱為道德或宗教的特定真理（在歷史性地被置於特定場合的人群中），反而往往會導致神話和幻想的產生（既有個人的，也有群體性的）。
受產生時的物質環境影響，神話有時在客觀真理的偽裝下，代表了處於困境中的人們希望相信的一切；在它們欺騙性的影響下，人們錯誤地解釋了自己所生存的這個世界的本質，錯誤地理解了自己在其中的位置，因而錯誤地計算了自己和別人的勢力範圍，從而錯誤地估計了自己和對手的行為後果。
與同時代的大多數民主主義理論家不同，馬克思相信價值不能脫離於事實加以考量，而必須依賴於看待事實的方式。真正洞察歷史發展程序的本質和規律，無需任何已知的道德標準的幫助，其本身就會向任何理性之人指明，哪一步才是他應該採取的，也就是說，什麼樣的程序才會最符合自己所在的社會秩序的要求。
波恩大學的一座教學樓，馬克思常在這裡聽課
因此，馬克思並沒有新的道德或社會理念要強加到人們頭上；他並不要求改變心意：僅僅改變心意，不過是用一種幻想去替代另一種而已。和自己同時代的偉大思想家們不同，至少在他自己看來，他是訴諸理性的，訴諸實用知識，指責知識上的惡行或盲目，堅持認為，人們為了懂得如何擺脫自己深陷其中的混亂，所需要的一切就是理解他們所處的真實環境；他相信，對人們所處的社會中力量制衡情況的正確估計，將會預示著合乎理性追求的生活形態。
馬克思指責現有的秩序，不是透過理想，而是通過歷史的角度：一般而言，他並非因為它不公平，或不成功，或因為人類的邪惡或愚蠢而加以指責，而是因為社會發展規律的結果，這規律必然導致到某個特定歷史發展階段，一個階級用不同程度的理性去追求自己的利益時，要剝削、壓迫另一個階級，並因而導致對人們的壓迫和傷害。壓迫者們受到了威脅，但威脅的內容不是受害者們蓄意的報復，而是歷史為之準備的即將發生的必然崩潰（以基於某個敵對社會群體利益的行動為其表現方式），因為一個完成了自己社會任務的階級註定要退出人類歷史舞臺。
電影《青年馬克思》劇照
不過，儘管原本是想得到知識分子群體的支援，他所採用的卻是一種先驅和預言家所使用的語言，不是以人之名，而是為宇宙法則本身代言，沒有想要拯救或者改善什麼，而是要去警告、譴責，去揭示真理，更重要的是去駁斥謊言。“Destruam et aedificabo”（吾欲破且立），這是蒲魯東寫在其某本著作前面的話，更加恰當地表達了馬克思對於自己指派的任務的觀點。到了1845年，他完成了計劃的第一階段工作，熟知了自己所處的社會的本質、歷史與進化規則。他得出結論，認為社會發展的歷史就是透過創造性勞動不斷試圖掌控自我與外部世界的歷史。這一行為在對立階級的鬥爭中得到體現，其中一個階級必須是勝出方，儘管表現形式有所變化：進步總是由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勝利相繼構成的。從長遠看，這些代表了理性的進步。那些十分理性的人總會將自己與所處社會中的進步階級，也即上升的階級掛起鉤：要麼在必要時透過刻意拋棄過去的歷史，讓自己與那個階級聯合起來，要麼在歷史已經把他們推到那個階級位置時，自覺地認識到自己的地位，並且依此來行事。
相應地，馬克思在確認自己所處時代的新興階級是無產階級後，便將自己的一生投入為其爭取勝利的努力之中，而他自己決定要在其中充當領頭人。
這種勝利在任何情況下都會由歷史的進步所確保，但是人類的勇敢、決心和智慧能讓它來得更近些，讓過渡階段更少一些痛苦，帶來的矛盾更少一些，對人類物質的浪費也少一些。從此，他的地位便成了指揮官，積極投入某場運動之中，因而他並沒有不斷地號召自己和他人陳述加入某場戰爭的理由，或者列出支援某一派反對另一派的理由：戰爭的狀態與個人在其中的地位已經確定；這些事實不容置疑，只需接受和驗證；人們唯一的任務便是打敗敵人，其他所有問題都是空談，都建立在不切實際的假設前提之上，因此也都無關主題。正因如此，馬克思晚年的作品中才幾乎沒有任何關於終極原則的討論，也完全沒有為自己反對資產階級正名的意願。敵人的優點或者缺點，或者如果敵人或戰爭完全不同於現實又會如何，這些在戰爭中都無關緊要。在真正的戰爭時期引入這些不相干的問題，就等於分散自己的支持者們在關鍵問題上的注意力（不管他們能否意識到，這些關鍵問題都是他們所面臨的），並因而削弱他們的抵抗能力。
馬克思的母校耶拿大學
在真實戰爭中，重要的是對自己的資源以及敵人的資源有準確的把握，瞭解此前社會的發展歷史，認識社會發展的規律，對於實現勝利目標來說是不可或缺的。《資本論》便試圖給出這樣一種分析。書中幾乎完全沒有明確的道德辯論，缺少對良知或原則的呼籲，對於勝利之後即將或者應當發生的事情同樣明顯缺少詳細的預判，這些都是過分關注於行動的實際問題帶來的結果。關於不可剝奪的普遍天賦人權，關於屬於每個人的良知（無論其在階級鬥爭中的地位如何）的觀念，都被斥為自我保護的自由幻想。
社會主義不會懇求，而是要求；它不談權利，只談從束縛的社會結構中解放出來的新生活方式，在它勢不可擋的方式面前，舊的社會秩序明顯開始分崩離析。
道德的、政治的和經濟的觀念與理想，隨著它們發源的社會環境變化而變化：如果認為它們任何一個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是不可更改的，就等於相信它們所從屬的制度（在這裡便是資產階級制度）是永恆不變的。
這一謬論被認為構成了18世紀以來的唯心人道主義者們的倫理學與心理學教義。因此馬克思對自由主義者與功利主義者所共有的那種臆斷給予了極端的不屑和厭惡——他們認為，既然所有人的利益最終都是，而且一直以來都是一致的，那麼每個人都採取一種理解、友好與行善的方式，可能會使“最終所有人都感到滿意”成為可能。如果階級鬥爭是真實的，那麼這些利益就完全是不可調和的。對這一事實的否認，只能歸因於愚蠢地或憤世嫉俗地忽視真理，這是被歷史一再暴露的一種特別邪惡的虛偽或自我欺騙形式。這種觀點上的基本區別，而不僅僅是性格或天賦資質上的不同，正是將馬克思與資本主義激進分子和空想社會主義者們截然區分開來的地方，對於後者來說，讓他們感到困惑而憤怒的是，馬克思對他們進行了長達四十多年的猛烈的、堅持不懈的譴責和鬥爭。
他痛恨一切形式的浪漫主義、情感主義和人道主義；因為急於避免訴諸自己聽眾們的真實情感，他系統地從其運動相關的宣傳文獻中刪去了所有老式民主主義修辭的痕跡。他在任何時候從不主動讓步，也不要求對方讓步，從未加入任何靠不住的政治聯盟，因為他向來拒絕任何形式的妥協。
凡是加上他的名字的那些宣告、信仰宣言和行動章程，幾乎都很少提到道德進步、永恆正義、人類平等、個人或國家權利、信仰自由、為文明而鬥爭，或者其他一些在他所處的那個時代民主運動中慣用的（曾經也的確代表過理想的）詞彙；他認為這些詞彙言不由衷，毫無用處，只代表著思想上的混亂和行動上的無能而已。
巴黎田鳧路38號。1843年10月-1845年1月馬克思住在這裡，房子現已翻修
這場戰爭必須在每一個前沿陣地上打響，並且因為現代社會是政治性地組織起來的，必須以那些根據歷史發展規律註定作為征服階級出現的群體為基礎，成立一個政治黨派。必須不停地教給他們，在當前這個社會中看起來似乎牢固不變的，實際上註定會迅速滅亡。但人們也許會發現這一事實很難令人置信，因為有了道德、宗教、政治與經濟上的假設和信仰的巨大的保護性外衣，這些正是瀕臨滅亡的階級有意或無意地創造出來的，使自己和別人對即將到來的命運視而不見。想要看透這層煙幕，看到事件的真實結構，是需要智慧、勇氣以及敏銳感覺的。混亂的局面，以及它註定要隨之結束的危機的臨近，將會說服每個頭腦清醒、密切關注的旁觀者，為了生存自己應該是什麼樣子、需要做些什麼——因為除非是已經真正死亡或正在嚥氣的人，沒有人能夠做一個對與自己生命密切相關的社會的命運漠不關心的旁觀者。按照馬克思的觀點，不是由某個內心幻想所確定的、對不同的人呈現出不同內涵的主觀價值觀，而是對這些事實本身的認知，決定著理性的行為。
馬克思一家在布魯塞爾住過的兩所房子。左邊：同盟路5-7號，右：奧爾良路42號
如果一個社會的制度能夠在不顛覆其整個基礎的前提下繼續推動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那這個社會就被認為是進步的，並且因而是值得支援的。而當一個社會被認為是反動的，那它已不可避免地走入死衚衕，無法避免內部騷亂和最終的崩潰，儘管它還在為生存做出最絕望的掙扎。這些掙扎本身就產生了“它最終會屹立不垮”的不理智信仰，而這不過是一劑鎮痛劑，有了它，一切行將滅亡的制度必然對自己的真實處境的症候視而不見。然而，被歷史宣判滅亡的必將煙消雲散：即使是在不可能的時候，還要說哪些應該保留下來，就等於在否認宇宙的理性計劃。
指責發展過程本身，即人類奮力完全實現自己權力的途中所經過並且所依賴的痛苦鬥爭，對馬克思而言，不過是一種幼稚的主觀主義，因為它對生命的觀點是病態的，或者膚淺的，同時還帶著不理智的歧視心態，追求這種或那種曇花一現的價值或制度；它揭示了對舊世界的依附，也是從其價值體系中尚未完全解放出來的一種表現。這在他看來，似乎就是在誠摯博愛情感的偽裝下，不為人知地萌發著懦弱與背叛的種子，而這都源於一種要與反動勢力相妥協的根本渴望，這是一種對革命的秘密恐懼心理，這種心理基於對失去舒適和特權的恐懼，基於深藏內心的對事實本身的恐懼，基於對直面公眾的恐懼。然而，在現實中是不可能有妥協的；人道主義不過是一種柔化了的、顧全面子的妥協，就因為希望避免公開戰鬥的危險，甚至是勝利的危險與責任。沒有什麼能像懦弱一樣激起他的憤怒，因此他每當提到懦弱時，總是帶著一種怒髮衝冠並且經常是毫不留情的語氣，開了那種嚴厲的“唯物主義”風格之先河，在革命社會主義文獻中發出了一種不為人所熟悉的聲音。這種崇尚“赤裸客觀”的風潮，尤其是在後來的俄國作家中，形成的結果就是，人們總是設法給有時並不十分讓人驚訝的命題換上最尖銳、最樸素、最驚人的陳述方式。
電影《青年馬克思》劇照
馬克思，據他自己的闡述，幾乎是從偶然的緣起著手打造他的全新工具的：在與政府就只有地方範圍內重要性的經濟學問題進行爭論的過程中（參與爭論時他還是某家激進新聞報刊的編輯），他開始意識到自己對於歷史學和經濟學的發展原則幾乎一無所知。這場論爭發生在1843年。到了1848年，他作為政治學和經濟學思想家的基本觀點已經完全形成。他帶著一種鉅細無遺的態度，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社會學及其發展理論，其中精確地揭示了所有類似問題的答案該到哪裡、該用何種方式才能尋找得到。這一理論的原創性經常受到人們的質疑。之所以說它是獨創的，並非指藝術作品在表現至今未曾得到表達的個人經驗時的那種獨創性，而是指科學理論被稱為獨創時，它們都為一個迄今未曾解決，甚至未系統闡述過的問題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解決方案，它們可以透過修改、綜合現有觀點來形成一個新的假設。馬克思從未試圖否認自己從其他思想家那裡得到的裨益：“我是在進行一場歷史正義的表演，是在向每個人歸還他應得的東西”，據稱他曾這樣高尚地表示過。但是他也的確說過，自己第一次為此前那些要麼被誤解，要麼被錯誤地或不充分地或不明確地回答過的問題，找到了一個完全充分的答案。馬克思尋求的特色不是創新，而是真理，當他在別人的著作中找到了真理（早些年在巴黎時，也就是他的思想基本方向成型時期），他就會盡量將其融入自己的新綜合推理。結果就是，具有創新性的不是任何某個構成部分，而是整個中心理論，正是透過這個中心理論，各個組成部分才相互關聯起來，使得彼此在一個單一的系統性整體中互為依據，互相支撐。
因此，想要找到馬克思提出的某個學說的直接來源，是件相對簡單的事，為數眾多的批評家都急不可待地去做過。很可能的是，他所有觀點的起源，無一不是可以在此前的或同時代的作家那裡找得到的。因此，
建立在廢除私有制基礎之上的集體所有制理論
，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也許在過去兩千多年中的大多數時期都擁有眾多支持者。所以人們經常爭論的問題，即馬克思的這一理論是否直接源自摩萊裡或馬布利、巴貝夫及其追隨者們，或者源自對法國共產主義思想的德國闡釋中，顯得有些過於純學術化，因而也就無足輕重。至於更具體的學說，某種意義上的
歷史唯物主義
就在霍爾巴赫近一個世紀以前發表的一本專著中有過完整闡述，而霍爾巴赫的這一理論很大程度上源自斯賓諾莎；與馬克思同一時代的費爾巴哈則對這一理論進行修改，重新提了出來。
“人類發展史就是社會階級鬥爭史”的觀點
則源自蘭蓋與聖西門，在很大程度上被梯葉裡和米涅這些當代法國自由主義歷史學家所採用，同樣也被更加保守的基佐所接受，這是馬克思所承認的。
關於經濟危機規律性重現之必然性的科學理論
大概是西斯蒙第首次提出的；
第四階級興起的理論
當然是早期法國共產主義者們提出的，後來被與馬克思同一時代的施泰因和赫斯在德意志境內傳播開來。
無產階級專政的理念
則是巴貝夫在18世紀最後十年間提出的模糊概念，到了19世紀被魏特林和布朗基用不同的方式進行了明確闡述；
關於工人當前與未來在工業社會中所處的地位和重要性的理論
，路易·布朗和法國國家社會主義者們的闡述比馬克思願意承認的要完整得多。
勞動價值理論
來自洛克、亞當·斯密、李嘉圖以及其他一些古典經濟學家；
剝削與剩餘價值理論
來自傅立葉，而
關於用刻意的國家控制作為其補救辦法的理論
出現在早期英國社會主義者，例如佈雷、湯普森與霍吉斯金的著作中；
無產階級異化理論
是由麥克斯·施蒂納至少先於馬克思一年提出來的。而黑格爾和德國哲學的影響則是最深遠的，也是最廣泛的。像這樣的清單可以很容易地拉得更長。
馬克思在布魯塞爾被監禁的監獄
18世紀並不缺少社會理論。有一些理論萌芽初期就已消亡，另一些則在知識氣候適宜的時候改變了人們的觀念，影響了人們的言行。馬克思將這浩如煙海的素材逐一進行篩查，從中挑出自己認為是原創的、真實的、重要的東西，並且以它們為基礎建立了一個社會分析的新工具，其主要優點不在於自身的漂亮或者連貫性，也不在於其情感上或知識上的力量（偉大的烏托邦體系是思辨想象的更崇高作品），而是在於對簡單基礎原則與綜合性、現實性和細緻性的結合。
它所假設的環境實際上符合它目標公眾的個人第一手經驗；它的分析，在用最簡單的方式加以闡述時，顯得既新穎而又深刻，而這個代表了德國唯心主義、法國理性主義和英國政治經濟學的一種獨特綜合形式的新理論，似乎的確將此前看似互不關聯的大量社會現象串聯到一起，並且提供瞭解釋。這為新的共產主義運動的理論和流行口號提供了具體含義。更加重要的是，它使得運動不再只是像憲章運動一樣，往自己身上加上一堆具體的但是聯絡鬆散的政治與經濟目標，煽動群眾的不滿與反抗情緒，而是做得更多。它重新引導這些情緒，使之朝向系統性地相關的、直接的、可行的目標，這些並非被當作適用於任何時候任何人的終極目標，而是被當作適合於代表某個社會發展特定階段的革命政黨的目標。
馬克思理論的主要成就，就是用人們熟悉的經驗性的詞彙，為當時那些最困擾人們的理論問題提供了清晰的、統一的答案，並且從中推導得出明確實際的方針，而沒有在二者之間創造一些明顯是人為的聯絡。這也賦予了馬克思理論強大的生命力，使之在後來的幾十年中擊敗對手，屹立不倒。
這一理論主要是在1843年到1850年的艱苦歲月中於巴黎完成的，那時在世界危機的壓力之下，通常隱藏在社會生活表面之下的經濟與政治發展趨勢在範圍與強度方面都有所增加，直到它們打破正常時期被現存制度所保護起來的框架，並且在各方面力量最終碰撞之前的短暫光明時刻，短時間內暴露出它們的真實特點，之後一切重又變得含糊不清。這為在社會理論領域進行科學觀察提供了一個並不多見的機會，馬克思從中受益良多；在他看來，這個機會似乎對他的假設提供了完全的驗證。
大英博物館閱覽室裡馬克思常坐的位置
這個體系最終表現出來的便是一個宏大的結構，不是透過直接進攻就能攻克的，在其高牆之內包含著各種資源，打算要去迎擊敵人所掌握的每一件已知的武器。其影響對朋友和敵人來說都是巨大的，尤其是對社會科學家、歷史學家和批評家們的影響極大。它改變了人類思想發展史的程序，因為在它之後，有一些東西不可能再被人合理可信地談起。沒有哪個學科在成為戰場的過程中會失去什麼，至少從長遠來看是如此，馬克思主義者對於經濟因素在決定人類行為過程中首要性的強調，直接引發了人們對經濟史的深入研究，這種研究在過去儘管從未被完全忽略，但也從未達到目前這麼顯眼的位置，直到馬克思主義的興起把這一領域的歷史學研究往前推動了一把——就好比前一個時代，黑格爾學說給歷史學研究帶來了一股強大的推動力一樣。
對於歷史學與道德問題的社會學處理方法，康德以及其後的斯賓塞與丹納曾經討論並且設想過，但只有在激進的馬克思主義的攻擊使其結論變成了熱點問題時，才成為一門精確而具體的研究，因為論爭對證據的尋找更加狂熱，對方法的關注更加強烈。
1849年8月馬克思一家初到倫敦時的寓所：安德森街4號（住樓中一個小套間）
1849年，馬克思被迫離開巴黎，來到英國。對他來說，倫敦，尤其是大英博物館的圖書館，就是“一個察看資本主義社會的方便又合適的觀察哨”， 是一個彈藥庫，而其所有者似乎並沒有看到它的重要性。他一直以來很少受到周圍環境的影響，生活在自己的、大部分是德國人組成的小圈子裡，其中除了他的家人外，還有一小群親密朋友與政治同伴。他很少結識英國人，對於他們或其生活方式既不理解也不關心。
他是一個對於周圍環境影響異常無動於衷的人：新聞報紙或者書本之外的東西他幾乎一概不看，直到去世前，對於身邊生活的質量或對於這種生活的社會與自然背景相對不那麼關心。就其個人學術發展而言，他也許在馬達加斯加也一樣能度過流放時光，只要那裡能確保書籍、雜誌和政府報告的日常供應
：當然，如果真是如此，倫敦民眾對他的存在的關注也幾乎不會更少。他一生中逐漸定型的、心理上來說最有意思的幾年到1851年就結束了：從此之後，他在情感上和學術上都已定了型，再也沒有多大變化了。他還在巴黎的時候，就曾有過這樣的想法，希望能對資本主義體系的興起和即將到來的滅亡做出一個完整的解釋和說明。他是在1850年的春天開始著手這項工作的，持續了大約二十年，其間出於臨時策略需要，也由於為支撐整個家庭而從事新聞業的需要，這項工作經常被打斷。
在他住在倫敦的三十年裡，他寫作的小冊子、文章和書信，形成了一種依照自己新的分析方法對現代政治事務的連貫評論。這些評論十分尖銳、明晰、刻薄、現實，語氣上則十分現代，刻意地與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盛行的樂觀主義態度針鋒相對。
1850年4月，馬克思搬到了倫敦的索荷區第恩街64號
作為一名革命人士，他反對採用陰謀式的方法，認為這是過時的，也是沒有成效的做法，極易遭到公眾的批評，卻又無法撼動對方的基礎；相反，
他自己致力於建立一個由社會新觀點所統治的開放式政黨。他的後半生幾乎全部花在了為自己所發現的真理蒐集證據並加以傳播的工作之上，直到這些真理被傳播到其追隨者的整個世界裡，並且被有意識地融入他們的所有思想和言行之中去。在四分之一個世紀裡，他耗費了一切來實現這一目標，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刻，最終實現了願望。
19世紀湧現了眾多著名的社會批判家和革命者，這些人與馬克思相比並不缺少創新、暴力和固執，但是沒有人能如他那樣執著堅定，那樣全心全力地將自己一生中每一句話和每一個行動都變為朝向一個專一、直接、實際的目標的手段，對此而言沒有什麼是太過神聖而不能犧牲的。
假如有人認為他的思想領先於他的時代，那麼同樣一定有人認為他代表了最古老的歐洲傳統之一。他的現實主義，他對歷史的感覺，他對抽象原則的攻擊，他要求任何解決方案必須透過其在真實環境中的適用性和結果加以檢驗，他輕蔑地將讓步或漸進主義視為迴避極端行動必要性的方式，他堅信群眾易受矇蔽，因此必須花任何代價，必要時使用武力，把群眾從那些欺壓他們的無賴和傻子手中解救出來，所有這些使他成為下一個世紀中更加嚴厲的一代務實革命者的先驅；但是他堅信必須要和過去有一個徹底的了斷，認為需要一個全新的、唯一能挽救個人的社會體制——那些個人從社會限制中解放，就會和別人齊心協力，但同時也需要嚴格的社會指引——正是這些使他居於那些偉大新信仰的專制奠基人，以及那些無情的顛覆者和改革者之列，他們採用單一、明確、熱情持有的原則來解釋這個世界，凡是一切與原則對立的東西都要受到譴責和摧毀。
1850年12月，馬克思又搬到了倫敦的索荷區第恩街28號
他堅信自己的綱領式觀點：一個有秩序、有紀律、能自我指導的社會，註定要在當前這種不理性的、一團混亂的世界不可避免的自我毀滅之後產生——這信仰是屬於那種無限的、絕對的型別，能夠結束一切爭論，解決一切困難；隨之而來的是一種解放的感覺，就像是在16世紀和17世紀時人們在新教信仰中，後來又在科學真理中、在偉大的法國革命原則中、在德國形而上學者的理論系統中所發現的一樣。
如果這些早期的理性主義者被恰如其分地稱為狂熱信徒，那麼在這種意義上講馬克思也是一名狂熱信徒。但是他對理性的信仰不是盲目的：如果說他訴諸理性，那他訴諸經驗證據的程度也不會更少。歷史規律是永恆的、不可更改的（要理解這一事實，需要有一個準形而上學的體制），但是它們只能透過經驗事實證據建立起來。他的知識體系是封閉式的，任何進入這個體系的內容都需要遵循預先設定好的正規化，但它是建立在觀察與經驗的基礎之上的。他沒有受到任何固定思想的困擾。他絲毫也沒有表現出臭名昭著的伴有病態狂熱的症狀，沒有突然的興奮與孤獨感和困擾感相互交替——在完全私密的世界中生命往往會給那些脫離實際的人帶來的感受。
他主要著作中的主要思想似乎早在1847年就已在他心中成熟了。對其初步的描述在1849年就已做出，七年之後再一次出現，但他在自認為窮盡了這一主題相關的所有文獻資料之前，是無法開始寫作的。這一事實，加之很難找到出版方，又需要養家餬口，再加上過度勞累和頻繁生病，結果就使得出版工作往後推遲了一年又一年。第一卷是在1867年，也即從構思起的二十年後才最終得以出版，成為他一生的輝煌成就。該書試圖對社會發展的程序與規則進行單一的綜合性的闡述，其中包含一種從歷史角度看待的完整的經濟學理論，同時也不那麼明顯地包含一種由經濟因素決定的歷史與社會學理論。這種嘗試被論述中引人注目地偏離主題的文段所打斷，這些文段包括對工人階級及其僱主生存環境的分析與歷史性描述，尤其是從生產製造到大規模工業資本主義過渡時期的情況，這些內容本是用來論證基本觀點的，但事實上卻展示了歷史寫作和政治闡釋的一種全新的革命式方法。總而言之，它構成了有史以來最令人生畏、最持久、最精心的一次針對整個社會秩序的控訴，是針對這個社會的統治者、支持者、思想家、情願的與不情願的工具的，是針對所有將自己生命與這個社會存亡密切掛鉤的人的。他對資產階級社會的攻擊是在它達到物質財富頂峰時發起的，正是那年，格萊斯頓還在一場預算演講中祝賀自己的國人“財富與權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長”，過去的幾年中大家都見證了這一點，都懷著一種輕快樂觀的心態與普遍的信心。在這個世界裡，馬克思成了一名與眾脫離的、激烈敵對的人，就像早期的基督徒一樣，或者像一名法國的忿激派分子，隨時準備大膽拒絕這個世界所存在的和代表的一切，將其理想稱為一無所值，將其美德稱為惡行，譴責其制度，因為它們是資產階級的，亦即因為它們屬於一個墮落的、暴虐的、不理性的社會，這個社會必須完全地、永久性地摧毀。
在一個摧毀了自己對手的時代（採用的是並不因為其高貴和緩慢就顯得低效多少的方式），在一個迫使卡萊爾和叔本華到遠古文明或某個理想化的歷史時期去尋求解脫，讓其主要敵人尼采得病發瘋的時代，馬克思獨自安然無恙、巍然屹立。就像是一名遠古的預言家在實施上天賜予他的一項任務一樣，基於對未來和諧社會的清晰、堅定的信仰，內心懷著一種平靜心態，他見證了自己在各個方面所看到的衰敗破落的景象。在他看來，舊世界似乎明顯地在他面前崩潰；他比任何人都做得更多，以加速這個崩潰過程，試圖縮短結束前最後的陣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