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 一個人的去世轟動了美國。
白宮降半旗半旗誌哀。
大晚上，成千上萬人自發來到美國最高法院的門口哀悼。
她去世的訊息傳出，11分鐘，推特上就出現561萬條的NO NO NO！
她就是美國第二位女性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
因轉移性胰腺癌併發症，金斯伯格於週五去世。
身高只有1。5米左右，體重不足45公斤的她有著鋼鐵般的意志力。
1999年，她得了大腸癌，10年後又得了早期胰腺癌，2014年心臟出現問題，在右冠狀動脈中植入了支架。2018年，她摔倒3根肋骨骨折，在骨折掃描的時候，又發現其中一個肺裡有兩個小型腫瘤。
接二連三的病魔不但沒有打倒她，還讓她越來越堅強。
她請了健身教練，每週都去鍛鍊，一口氣能做20個俯臥撐。
今年7月，她突然宣佈癌症復發，
美國無數人暗自祈禱她挺過去，但這一次，沒有等來奇蹟。
之所以大家這麼關注她，因為她一直不是為自己而戰！
金斯伯格1933年出生於紐約布魯克林，父親是第一代移民，母親勉強算第二代移民，他們家擁有兩家小店，生活從來沒有太寬裕。
因為姐姐早逝，所以金斯伯格相當於是家中獨子。
金斯伯格的母親從小志向遠大，但她讀完高中就被家人送到製衣廠上班，賺錢來供哥哥讀康奈爾大學。
母親雖然沒有讀過大學，但很有人生智慧。
她交給女兒兩句話：成為淑女（不要讓無謂的憤怒佔據心靈），
保持獨立（如果能遇見白馬王子很好，但必須學會獨立生活）。
金斯伯格和母親非常親近，但母親在她高一那年就患上癌症，努力撐到女兒讀完高中，在女兒畢業典禮前一天，還是離開了人世。
母親離世後，金斯伯格就一個人帶著她夢想繼續往前。
她靠獎學金進入康奈爾大學讀書，在第一年，就認識了一生摯愛，當時2年級的Martin Ginsburg。
17歲金斯伯格被眼前這個男孩吸引，因為”他是我遇到的，唯一一個在乎我有腦子的男孩。“
對待女性，他的態度也非常平等。
從他們相遇那天，他就堅信，一個女人，無論是家庭主婦還是職業女性，她的工作都和男人們的同樣重要。
他們心靈契合，所以，在她大三那年，兩人就訂婚，一畢業就結婚了。
雖然在愛情和學業上金斯伯格都進展順利。
但就連她這麼優秀的女性，也不免因為女性的身份受到歧視。
康奈爾畢業後，因為丈夫徵召入伍，金斯伯格也遷居到他的服役地，俄克拉荷馬州的勞頓。
在這期間，她在當地的社會保障部門找了份補助審查員的工作，在政府部門的級別是5級。
然而，當她告知人事部自己懷孕的訊息後，她的工作就立馬被撤銷了。人事部的理由是“孕婦無法出差接受必要的培訓”。
最後，她成了一名文書打字員，級別只有2級。
在那時候，她也沒覺得有啥不對勁，“大概職場就是這樣的吧。”
Martin退伍後，兩人雙雙進入哈佛大學法學院。
但在這樣的高等學府，對女性的歧視依然非常嚴重。
當時，金斯伯格所在的法學院沒有一名女性教員，552個學生裡，只有9個女生。
在進入哈佛的第一年，院長就約了法學院的9個女生去吃飯，飯桌上一個個拷問：你為什麼覺得自己夠格可以佔一個男生的名額？
金斯伯格結結巴巴說出自己的回答：因為我丈夫要成為一名律師，我希望能理解他的工作。
在哈佛的最後一年，因為丈夫得到一個紐約的工作，為了能跟他在一起，金斯伯格轉學到哥倫比亞大學。
不管在哪個大學，金斯伯格都是明星學生，她是歷史上第一個成功成為兩個大學法學研究期刊編輯的女性（Harvard Law Review & Columbia Law Review）。
最後，她以年級第一的成績畢業。
當時的哈佛法學院教授（後來成為哈佛法學院院長）Albert Sacks非常欣賞她，特地為她寫了一封推薦信，向大法官Felix Frankfurter推薦她成為法官助理。
“這位女士極其沉著冷靜，” “她的思想和人品對你來說是最有吸引力的法官助理。”
但這位大法官從來不僱傭女性，他甚至連面試的機會都沒有給金斯伯格。
就這樣，即便成績頂尖，還握有教授充滿溢美之詞的推薦信。
金斯伯格也沒能在紐約律所找到工作。
後來，在她導師強烈的要求，甚至是”你拒絕她，以後我再也不給你推薦實習生“的威脅下，聯邦地區法官Edmund L。 Palmieri才同意讓金斯伯格來自己這當了兩年的助理。
兩年後，金斯伯格回到哥倫比亞大學成了一名研究助理，開始一個研究專案。
這個專案是比較各國的民事訴訟程式，金斯伯格被指定去研究瑞典的。
為了研究，她就去瑞典住了一趟。
去了她就發現在瑞典，男女明顯平等很多，法學院20-25%的學生是女生，一名她研究結交的教授懷孕8個月了還在工作。
在這裡，女性的想法是：“我們不應該再一遍又一遍討論女性的兩種角色。男人和女人都只有一個角色，那就是做人。”
瑞典之行不僅讓她產出大量高質量的文章和書籍，還讓她看到了另一種社會執行方式。
想為女性爭取權利的火苗在她心中冒出。
於是，
從瑞典回來後，她一邊教書，一邊成了美國人權聯盟女權部的創始人，當志願者，幫忙打歧視官司。
在進入美國最高院工作之前，她幾乎在每一次涉及性別歧視的案件審理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她知道，只有法律平等了，女性才能真正平等。
她要用憲法來為女性爭取權利。
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中有一條“平等保護”條款，在此之前，這個條款多用於種族歧視案件，用它來保護人們不會因為膚色而受到歧視。
金斯伯格的目標是，說服最高法院的法官們，這個條款不僅針對種族歧視，也針對性別歧視。
在當時，這並不容易。
當時最高院的大法官們根本就不認為性別歧視是違憲的問題。
他們也完全不覺得一些針對男女不同的法律規定有啥問題，“都是為了保護女性呀！”
“而且生活中，我對妻子女兒那麼好，哪裡存在歧視？”
大法官們對男女平權幾乎一點概念都沒有，金斯伯格只能像個幼稚園老師一樣，從零開始，一點點給他們解釋。
作為律師，她一共在美國最高法院辯護了6宗爭取女權的案件，其中贏了5宗。
她推動的1971年的Reed v。 Reed判決，是一次里程碑式的判決。
當時案子的主角是一對已經分居的夫妻Sally 和 Cecil Reed，他們的兒子去世後，兩人都申請要獲取對兒子遺產的管理權。
女方申請了沒動靜，男方申請立馬被批准了。
因為根據他們所在的愛達華州的法律規定，在遺產管理人的指定上，男方優先於女方，理由是男方更熟悉商業市場。
在金斯伯格的辯護下，最高院第一次判定基於性別的歧視違反憲法第十四修正案中的平等保護條款。
這是他們第一次將憲法中的平等保護條款推及到婦女權益保障的案例。
除了這個案子，剛開始金斯伯格幫忙打官司的，大多都是男性。
為什麼爭取女權，要為男性辯護？
這就是要說她眼裡的女權，她認為的女權，其實就是平權，男女平等，女性不會因為性別受到不公待遇，男性也要同樣。
“整個法律系統把女人當做’陰’，男人當做’陽’來處理，對於那些順應性別角色的人進行獎勵，對那些違反性別角色的人進行懲罰。”
“這就像一個打在一起的節，你不能只結一半。”
透過幫男性打官司，其實也能暴露出法律對女性的系統性歧視。
1973年的弗朗蒂羅訴理察森案（Frontiero v。Richardson）中，當時的法律規定，只有男性軍官可為家屬申請醫療津貼，身為女性空軍官的弗朗蒂羅卻須證明丈夫沒有經濟能力，才得以申請。
這個法律預設女性就是家庭主婦，需要依靠丈夫，而男性是在外賺錢的人。
金斯伯格一點點說服法官，最後9名法官中8名都站到她這一邊，認定軍方福利措施不得因性別而有差別對待。
在1975年的Weinberger v。 Wiesenfeld案中，Stephen Wiesenfeld的妻子在分娩中去世，他希望可以待在家裡照顧兒子，但當他去申請遺孤養卹金時，他發現自己沒資格申請，因為只有喪夫之婦才能申請。
雖然看似是在保護女性，其實又是在進一步刻板化女性的角色。
“這又是預設女人要在家帶娃，所以沒經濟能力？”
“為什麼男人就因為他是男人就不能領補貼？只是因為性別真的公平嗎？”
大法官一聽，有道理啊！
於是以8：0的票數宣告差別待遇違憲。
1976年，金斯伯格又把焦點度準了俄克拉荷馬州的一條關於啤酒的法律，其中規定，女性18歲以上就能買啤酒，男性要21歲以上才能買啤酒。
在她和同事的努力下，這個案子又贏了。
雖然看著早幾年晚幾年買啤酒沒啥大不了，但這個案子讓任何表面上對男性和女性區別對待的案例，都必須要獲得最高法院的違憲審查，還大大提高了審查的門檻。
1993年，被克林頓提名任命為最高院大法院後。
金斯伯格也沒有停下為女性爭取權利的腳步。
1996年，一名高中女生想報考弗吉尼亞軍事學院（VMI），卻被告知VMI從不招收女生。
這是美國最後一個只招收男生的公立學校，案子最終鬧到到最高法院，
VMI從歷史傳統、教育方式等論點出發，強調以培養優秀「公民軍人」的VMI，限制招收男性有它的必要性，而且VMI也有成立專收女性的女子領導學院（VWIL），以實現兩性平等。
然而，在金斯伯格主筆的判決書中，強調不能僅因性別條件，就否定女性沒有接受維吉尼亞學院軍事訓練的能力和毅力，以性別限制所做的政策，須受到嚴格的審查。此外，判決也提到VWIL不僅在裝置、資源等方面不如VMI，就讀VWIL的女性也無法享有VMI優秀傳統的名譽，男女依舊不平等，因此宣告本案違憲，成為美國史上性別平等的重要判決。
她不厭其煩陳述自己的觀點：憲法並不要求忽視男女之間的差別，但不要詆譭任何一種性別的成員，人為地限制個人的機會。
“任何差別對待，都不得造成或延續婦女在法律，社會和經濟上的劣勢。”
靠著這一個又一個的案子，金斯伯格讓不易察覺的、將女性視為男性附庸的法律圖謀徹底暴露在公眾視野之中。
“有些看看似保護女性的法律，其實不是在保護女性， 而是把女性囚禁在一個低人一等的牢籠中”。
她透過一個個案子，就像織毛衣一樣，構建起女性平權的概念。
「我不要求性別給予我特權，我要求的是人們把他們的腳，從我們的脖子上拿開。」
這就是她眼裡的女權。
因為她在爭取女權上的貢獻，以及她直言敢說的性格， 她得到了越來越多年輕人的喜歡，
成了“超級英雄”般的角色。
很多事業成功的女性可能無法得到美滿的愛情，但金斯伯格卻一輩子都有人在身後默默支援。
那個人就是她愛了一輩子的丈夫。
他倆在哈佛的時候，金斯伯格的丈夫就得了癌症，金斯伯格一邊照顧女兒，一邊兼顧自己的學業，一邊忙著學術期刊的編輯工作，一邊還要照顧丈夫。
她為丈夫整理課堂筆記，聽他口述，幫他打論文。
硬咬著牙度過了兩人的艱難歲月。
而自從金斯伯格開始大放光彩後，他丈夫也給了她200%的支援。
1980年，金斯伯格被總統吉米·卡特任命為美國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法官，
丈夫為了支援她，放棄在紐約賺錢多多的律師工作，陪著她搬到華盛頓，
金斯伯格不會做飯，被孩子們禁止進入廚房，丈夫卻是廚藝愛好者。
他給全家做飯，還會做些點心讓金斯伯格帶去法院跟同事分享。
雖然他本身也是非常成功的稅務律師，也是喬治城大學的教授，但比起妻子的光環可能還是差了一點，不過，他一點都不會心裡不平衡，反而是個妥妥的“妻吹”，隨時都在跟別人炫耀自己的妻子有多麼優秀，他又多麼為她驕傲。
看著妻子取得的成就，他坐在一邊嘴角總是止不住上揚。
2010年，Martin不幸再次得了癌症。
在去世之前，他在床頭為金斯伯格留了一張紙條：
我最親愛的Ruth，
“你是我這一生唯一愛過的人，暫時先把父母、孩子們和孫子們放一邊。從56年前我們在康奈爾第一次相見的時候開始，我從未停止過對你的欣賞和愛慕。我真的很開心見證你一步步走到了法律世界的最頂端。”
Marty”
2010年6月27日，去世前，他跟一個摯友聊天，一改平時開玩笑的樣子，很認真地說：“我覺得我這一輩子最幸福的事，就是一直支援Ruth，讓她做了自己想做的事。”
金斯伯格一輩子都在為其他人奮鬥，就算到了80多歲受到癌症的摧殘，她也一直堅持，去世之前， 她曾說，希望能熬到換新總統再放手。
現在，她還是早走了一步。
1993年6月14日，在白宮的玫瑰花園，金斯伯格被宣佈成為美國最高法院第二名女性大法官時。
她說，
“我祈禱自己能達到母親如果生活在一個女人和男人一樣可以有所作為，女兒可以和兒子一樣被珍視的年代本可以達到的高度。”
她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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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ytimes。com/2020/09/18/us/ruth-bader-ginsburg-dea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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