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年少女們的話題是互助式養老——當然是受前幾天“閨蜜們集資建別墅養老”新聞的影響，人到中年，無論心態如何少女，都會有一種難以言表的緊迫感。
所謂緊迫感，說到底，還是一種不安全。如何才能有安全感。閨蜜說，有一句話說得好，卡里有錢，手機有電，車裡有油，這就是安全感，指望別人都是扯淡。
再牛逼的副駕駛，都不如自己緊握方向盤不是？
我的女朋友們每一個都比我有理財頭腦。有姑娘說，已經提前在某著名養老院報名了；又有姑娘接話，那還不如自己去辦養老院，到時候給大家打折。當我開始研究去香港買保險時，大家居然有些驚訝地說：“文藝女青年居然也開始談錢了？”
納尼？文藝女青年就不能談錢嗎？
張愛玲第一個站出來，不答應。
張愛玲同學對於金錢的敏銳度，幾乎超出了我們的想象，她自己一言以蔽之，說自己是拜金主義者：
從小似乎我就很喜歡錢，一學會“拜金主義”這名詞，我就堅持我是拜金主義者。我喜歡錢。因為我沒吃過錢的苦——小苦雖然經驗到一些，和人家真吃過苦的比起來實在不算什麼——不知道錢的壞處，只知道錢的好處。
她有固定的理財委託人宋淇。宋淇夫婦雖然愛好文藝，卻頗有商業頭腦。所以，張愛玲非常放心把自己的錢交給宋淇打理。宋以朗表示，他手中有宋淇專門為張愛玲做的財務報告，“我爸爸在香港幫張愛玲買了一些外幣或定期存款”。
宋淇與鄺文美結婚照片
她時刻不忘學習理財知識。在宋淇講起現在投資渠道有限時，張愛玲的回信是：“現在超級市場都整排陳列著Forbos（《福布斯》）等雜誌，可見人人都想至少保值，我如果錢多點也要看”。
“抗通脹，求保值”，這是晚年張愛玲的理財六字方針。她懂得規避風險，1994年，不少香港人擔心九七回歸對金融的走勢，張愛玲就詢問宋淇夫婦，是否有離開香港的打算，如果有，請立刻告訴自己，她便會結束自己在香港的戶口，轉到新加坡。
報紙上任何關於理財投資的訊息，她都不放過。1995年5月5日，張愛玲在給鄺文美的信裡說：“昨天去郵局，收到《中時》獎金，匆匆裝入預先寫好的信內，掛號寄出，忘了支票背書。只好請等下次有便的時候再去掛號寄還……我想買日元是長期的打算，毫無時間性質。”
兩個月之後，張愛玲特別說明，“買日元我不過是看報上，Cliton（克林頓）不擅外交，民意測驗上他倒是外交一項獨拿高分。……有個專欄說作家說日本政商界都是中級人員互相諮詢做決定，首長只是榮譽職性質，所以換了誰都沒多大關係。……（美國）九六年後如果不輕易用兵，省點錢，美元也許長期跌而不倒。似還是日元好些。”
這是她和宋淇夫婦的最後一封信。又過三月，張愛玲去世，宋以朗有一張紙條， 1996年12月18日，是鄺文美的筆跡，上面寫著張愛玲的英文名字E 。Chang，計算“綠簿子”（銀行外幣存款）剩餘32萬多美金——宋以朗換算了一下，按照當年的匯率，那大概是240萬港幣左右——換算到現在的人民幣，大約在一千萬左右。
這筆錢不算少，也不算多。有人說，張愛玲為什麼不花這些錢？我知道，這是屬於她的安全感，就像《小團圓》裡說的那樣。
胡蘭成說得更透徹一些：“她認真地工作，從不沾人便宜，人也休想沾她的，要使她在稿費上頭吃虧，用怎樣高尚的話也打不動她。她的生活裡有世俗的清潔。在香港時，路上一個癟三搶她的錢袋，奪來奪去好一會，還是沒給搶去。一次是在上海，癟三搶她手裡的點心，連紙包一把抓去了一半，另一半還是給她緊緊的拿了回來了。”
如果誰讓張愛玲吃虧，她是不幹的。
以上觀點，平襟亞可以作證。
平襟亞
1944年是張愛玲的傳奇之年。8月，《傳奇》由《雜誌》出版社出版，面世四天就銷售一空，創下了出版界新紀錄，張愛玲成了淪陷時期的上海最為耀眼的文藝明星。
很難想象，一年前，張愛玲還是一個四處自薦投稿的文學女青年。在得到周瘦鵑的賞識之後，張愛玲向影響力更大的《永珍》推薦自己的稿子，接待她的是柯靈——當時，柯靈剛剛讀了《紫羅蘭》上的《第一爐香》，對張愛玲欣賞有加，1943年8月開始，《永珍》幾乎成了張愛玲的主戰場。
我大致羅列了一下張愛玲在《永珍》的發表作品：
1943年8月《永珍》（第3年第2期）——《心經》
1943年9月《永珍》（第3年第3期）——《心經》
1943年11月《永珍》（第3年第5期）——《琉璃瓦》
1944年1月《永珍》（第3年第7期）——《連環套》
1944年2月《永珍》（第3年第8期）——《連環套》
1944年3月《永珍》（第3年第9期）——《連環套》
1944年4月《永珍》（第3年第10期）——《連環套》
1944年5月《永珍》（第3年第11期）——《連環套》
1944年6月《永珍》（第3年第12期）——《連環套》
可是，到了七月，《連環套》忽然“戛然而止”了。
這個中止很不正常，《永珍》“編輯室”在七月刊的解釋是：“張愛玲先生的《連環套》，這一期只好暫時缺席了，對於讀者我們知道不免是一種失望，也還只好請讀者原諒吧。”
大約是讀者們十分不滿，紛紛來信催更，永珍編輯部不得不在8月刊中再次解釋：“張愛玲女士的《連環套》是隨寫隨刊的，寫文章不能像機器一樣按期出品，而雜誌每月必出，編者也不得不按時催逼。這自然是一種虐政，而且作者也勢必影響到她作品的完整與和諧。因此想把《連環套》暫時中斷了，這也是不得已的事，只好請讀者原諒罷了。”
按照這個解釋，似乎是張愛玲當時缺乏靈感，寫不出來了。但事實如此嗎？
我們來看看《永珍》斷更之後，張愛玲在其他雜誌上發表的情況：
《紅玫瑰與白玫瑰》——《雜誌》1944年7月號
《私語》——《天地》1944年7月
《詩與胡說》——《雜誌》1944年8月號
《炎櫻語錄》——《小天地》1944年8月創刊號
《中國人的宗教》——《天地》1944年8月
這樣一看，非常明顯了，不是寫不出來，是不想在《永珍》發表。
有一種說法，認為張愛玲斷更，是因為5月的《永珍》發表了傅雷對於張愛玲的批評，張愛玲看了受不了——傅雷文章中最後一句正是“《連環套》逃不過剛下地就夭折的命運。”愛玲一生氣，你說夭折，那就夭折吧！遂斷更。
這也不失為一種解釋。
但很快，8月，在上海小報《海報》上，出現了一篇《一千元的灰鈿》，作者“秋翁”，大名鼎鼎，《永珍》老闆平襟亞（對，就是我之前寫過詆譭陸小曼和呂碧城的平襟亞）。
平襟亞大致講述了張愛玲和《永珍》的矛盾所在，講來講去，其實關鍵只有一個字：錢。
平襟亞講，我跟張愛玲小姐約稿，給的稿費是高於市場價的。當時稿費是千字百元，他給張愛玲按篇來算，一篇七八千字，給一千元。結果，“誰知她寫了一期之後，前來論價，斤斤要求百五十元千字，並說如不允許，每月當酌減字數”。
平襟亞沒同意增長稿費，張愛玲就開始縮減字數，平襟亞說有一期只寫了五千字，並且聲稱“要便要，不要就拉倒”。
到了七月，柯靈對平襟亞說，張愛玲要求加兩千塊。平襟亞同意了，但張愛玲卻沒有答應，並且退回了那兩千，表示《連環套》就此腰斬。
這時候，一個有趣的羅生門出現了：平襟亞說，稿費是預付的，第一筆預付了2000，之後每月付下個月的1000，張愛玲七月的稿子沒有交，但是拿了七月的錢，等於賴賬了。
一時間，無數文人開始在各大小報討論這一事件。不少人落井下石，認為張愛玲單方面斷更在先，窩藏稿費在後，實在太不地道。也有讀者來信，表示物價瘋漲，連《永珍》售價都一直在漲，張愛玲的稿費卻一直維持千元一篇，亦不公平。亦有好事者，假裝講和，要平襟亞大人有大量，“一千塊當做臺子”，充滿了對張愛玲的侮辱。
平襟亞此時像打了雞血一般，接連寫了《為某女作家專事》《最後的義務宣傳》等文，繼續攻擊張愛玲。這一次，除了講稿費，他又搬上張愛玲曾經給自己寫的信，信中張提及可以拿自己的身世作為營銷手段：
當事人張愛玲終於坐不住了。
張愛玲給《海報》寫了申辯信，但奇怪的是，這封信並沒有發表。我大學時作論文，還專門去資料室查了這份小報的影印版，確實沒有刊登張愛玲的回覆，張愛玲自己猜測，“大概因為秋翁的情面”。
平襟亞的文章一篇接一篇，她便寫了《不得不說的廢話》，寄給《語林》雜誌的主編錢公俠。為表公平，錢請平襟亞也寫一篇《一千元的經過》，兩篇在《語林》第2期上同時刊出（那時候的媒體還是有公平原則的）。
張愛玲表示，“十一月底，秋翁先生當面交給我一張兩千元的支票，作為下年正月份、二月份的稿費。我說：‘講好了每月一千元，還是每月拿罷，不然寅年吃卯年糧，使我很擔心。’於是他收回那張支票，另開了一張一千元的支票給我。但是不知為什麼賬簿卻記下的還是兩千元。”
總結一下張愛玲這一方的說法，你要預付我的第一期的2000稿費，我並沒有拿。
平襟亞一方則硬核地附上了付款日期和情景，如下圖：
在針對有異議的首次預支2000元，平襟亞說是“永豐銀行支票，銀行有賬可以查對”。
但奇怪的是，在刊登了這兩篇文章之後，忽然沒有下文了。以平襟亞之為人，如果真的如此有把握，為什麼不把詳細的賬單票據公佈在報上呢？既然都已經講得如此之詳細，連是當面給錢還是銀行給錢都說了，要是索性公佈銀行賬目，張愛玲還有什麼話好講的？
這件事似乎成了永遠的謎團，但我認為，平襟亞發難，不在1000塊，而在於另一件事——他失去了張愛玲《傳奇》的出版權。
《傳奇》是張愛玲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一開始，她是考慮過平襟亞來出版的。
平襟亞自己承認，張愛玲希望以“版稅”的方式出版她的短篇小說集（應當就是《傳奇》），“她接連來見過我好多次，所談論的無非是‘生意眼’，怎樣可以有把握風行一時，怎樣可以多抽版稅，結果是她竟要我包銷一萬冊或八千冊，版稅最好先抽，一次預付她”。
當時張愛玲不算特別出名，平襟亞這種摳門又精明的出版商，當然不肯。但他直覺張愛玲的書可以大賣。所以，他才提議，先做連載——他的小算盤，一定是希望把張愛玲捧紅然後順理成章出版她的書。
不過，他不知道的是，自己手上有一個“暗樁”——這便是柯靈。張愛玲與平襟亞見面之後，寫信諮詢柯靈，詢問小說集是否該在中央書店出版，柯靈認為中央書店“質量低劣，只是靠低價傾銷取勝”，於是意味深長的回信，附上了中央書店當時的書單，“說明如果是我，寧願婉謝垂青，我懇切陳詞；以她的才華，不愁不見知於世，希望她靜待時機，不要急於求成。”
張愛玲的回信十分坦率，說還是主張“趁熱打鐵”。既然中央書店不可，平襟亞又在稿費上嘰嘰歪歪，最終，更加追捧張愛玲的《雜誌》社成了最大贏家。
柯靈
稿費事件，張愛玲這邊再無發聲，倒是本來聲稱“再不就此事發一言”的平襟亞有氣難消，後來寫了一篇《紅葉》，講“每逢月夜，時常出現一妖狐，對月兒焚香拜禱，香焚了一爐，又焚一爐，一爐一爐地焚著。直到最後，竟修煉成功，幻為嬋娟美女，出來迷人……”
風度什麼東西？不存在的。
平襟亞曾在《人海潮》中說：“賣文簡直不如賣淫，莫說別的，嫖客一隻眯花朵眼的面孔，比較書賈一隻冷眼，要好看得多。”平襟亞晚年曾經作檢討說：“我向文友買稿，計字認值，斤斤較量，也同一般書賈沒有兩樣……正所謂‘易地則皆然’，自己做了烏鴉，毛羽絕對不會生白的。”——特別想說，平老先生，你和一般書商還真是不大一樣，你曾經曾盜版魯迅、茅盾、冰心等20多位作家的作品，還盜印郭沫若的《黑貓》（改了個書名叫《我的結婚》）。
有趣的是，1970年代後，張愛玲的作品重新在臺灣風靡，出版商為臺灣皇冠——皇冠的出版人平鑫濤是平襟亞的堂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