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天長鏡頭：我和照相機的七十年》
張侯權 口述張志傑 單泠 整理
浙江大學出版社
張侯權先生的講述
事情要從上世紀90年代末說起。當時溫州展覽館的館長李文浚，是我的攝影朋友，他知道我這段時間一直在雁蕩山拍風光，特地從溫州趕到雁蕩山來和我商量，邀請我在溫州展覽館開一個人雁蕩山風光攝影展。
事情定下來之後，選片、放大，等等事情，籌備了幾個月，期間多次去溫州展覽館，認識了當時的展覽館副館長陳忠賢，他正在研究溫州木刻史，又是我的老友董明、李瑛夫婦的忘年交，因此交談多了起來，他想要我為他提供“鹿西島遇難記木刻連環畫”及樂清早年木刻文化活動的文字資料。
1901年樂清縣城地圖
之後李瑛還專門打來電話動員我，意思是年青人做事不容易，“提攜一下晚輩”，因此我在2000年把這材料寫了出來，提供給了陳忠賢。之後樂清編《張龍光先生紀念文集》，收錄了“鹿西島遇難記木刻連環畫”這篇文章。我記得當時還有過一段對話，編者希望我把題目改成“木刻運動的先驅張龍江”，我覺得不妥，這麼大的題目，不是我一個後輩可以妄言的，編者也聽取了我的意見，沒有改。
2001年和2002年，我大部分時間在樂清，是受聘為樂清的高速公路建設過程拍攝、編輯畫冊。在這個時間段，讀到了一些樂清歷史的回憶文章，與我自己的親身經歷不符，記得包括一份樂清的黨史材料，還是以紅標頭檔案的形式下發的，也有明顯的失實。因此我的許多朋友，包括文化界的和研究黨史的，都建議我要把自己經歷的事件記錄下來。
樂清高速公路的畫冊拍攝要一直持續到高速公路建成開通，因此相對時間是比較寬鬆的，除了去雁蕩山採風沒有其他特別的工作，我就在這時又開始寫了“迎接樂清解放”和關於“工藝美術藝人”這兩個主題的材料 。還寫了一部分兒時的回憶。
我也是這個時候認識張志傑的，他當時是樂清《語文小報》的編輯，來找我索要風光照片在《語文小報》上用。來時見到我攤在桌上的文字材料，問我在寫什麼，聊起來，我是當故事講，他也是當故事聽。之後，他擔任了樂清歷史文化研究會的會長，想起我和他聊過的故事，就向我索稿。2003年我已經回杭州了，這些稿子帶回杭州後，一部分提供給了《長天眉月》的作者何羽，她整理成文字之後寄回給我修改，過程持續了兩三年。一部分是單泠幫我整理成文後提供給張志傑，大概是在2014年，已經有了一個《樂清歷史學會會刊》，第一篇文章就發在會刊上。
此後幾年中，張志傑和我之間比較多電話聯絡，他日常是有其他工作的，所以據他告訴我，錄音整理是付費請人做的，相當於是“速記”，因為記的人對樂清歷史不瞭解，錯誤百出，因此拿到初稿後都是單泠和我一起再經過一番整理和補充。
2016年，張志傑在杭州掛職，來往比較多，有時就是閒聊，有時是有主題的進一個事件或是故事。方式也基本上是他錄音，之後發來記錄稿，再由我和單泠整理、補充成文。2017年，張志傑多次從樂清來杭州出差，每次來，他都會來和我喝個酒，聊聊天。這段時間成文的幾篇專題回憶文章，都先後發在《樂清歷史學會會刊》上。
張侯權先生與攝影相伴的七十年中使用過的部分器材
平時在家，我喜歡講故事，單泠喜歡聽故事。她因為長時間從事大學的新聞傳播工作，凡事特別叫真，特別是細節的來龍去脈，都要問得特別清楚。“年表”就是在2017年單泠開始理的，畢竟是兩代人，因此她需要先理一個時間表來為自己理思路，把條條槓槓理清楚。
成書的事，是在2017年張志傑提議的，他申請了樂清的文化專案資助。但當時也就是十來篇單獨的文章，不成體系，因此也沒有很確定究竟怎麼做。記憶這個東西，就像一個老箱子，平時裡不翻動，東西在那裡放著，也不會時時想起，但箱子打開了，就會一件件翻出來，越來越豐富。前幾日，書出來之後，兒子因為在上海，平日裡也難得見到，不知道我們工作的經過，看到書了很驚訝，打了個長長的電話來聊天，他問我，記性這麼好，開心的事不開心的事都記得，是不是會很難受？我說不會，不開心的事，讓它壓在箱底好了，不用去翻它。
張志傑和單泠是這本書的整理人，他們各自關注的點不一樣。張志傑比較關心樂清歷史。單泠關注的點比較大，她喜歡聽樂清文化傳統的故事，喜歡聽我講風光創作的故事。有時是在吃飯，聊著聊著講到之前沒說到的細節，她馬上就很開心地叫我先暫停，跑去拿了錄音筆來讓我細細再講。理了年表之後，單泠出了“我和照相機的七十年”的題，建議我係統地講一講我的攝影創作經歷，這樣，她又在2017年之後，立意之後，把設想告訴了張志傑。之後她分成上下篇記述了我開始從事攝影的前前後後，以及我的創作體會。
2021年，這本書開始編輯之後，張志傑把七年間發表的文章打了個包發給責編。單泠和責編商量，按照攝影主線和文化副線的方式重新梳理，增加可讀性。
這本書的書名《長天長鏡頭》是我起的，副標題“我和照相機的七十年”是單泠起的。
年過九旬有四，還能出一本書回顧自己的人生，也是此前沒有想到，這本書還能讓很多人包括年青人喜歡，很讓人高興。人生的過程，很像是開盲盒，很難說會摸到什麼。但到我這個年紀，所有的盒子，也基本都打開了，再回過來看這些盒子裡的東西，很有趣。
單泠的講述
爸爸的記性好，又會講故事，我和我的朋友們都知道。我的朋友經常會和我說，真喜歡聽你爸爸講故事。我自己之前可能是習以為常了，沒有特別的感受，經常會感到遺憾的反而是我的媽媽太不會講故事，所以我現在要提筆寫我的媽媽覺得很因難，媽媽的很多創作細節還是在爸爸的故事裡聽到的。但爸爸的記憶好到什麼程度，還真是整理他的口述的時候才有了更深的體會。今天早上還聊到，1951年在幹校學習的時候，要求他把在讀樂清師範的時候全班13 個同學名字和坐位都寫下來，那時他能記錄得一字不差，現在記不全了，但大部分也還記得。想想我自己，同學的名字，能報上來的，不超過10個。
正在取景的張侯權先生
大約攝於1959年，杭州。
我一直和爸爸住在一起，故事的細節更多是在日常聊天的時候帶出來的，所以整理、補充稿子的後期工作大多是我承擔。我覺得爸爸記憶深處的故事被提取出來的時候，就像一串螃蟹，一隻咬著一隻，越拉越長。
前兩天我理舊書，翻到幾本40年代出版的木刻集，一本是《中國版畫集》、兩本魯迅編序的《蘇聯版畫集》，這兩本晨光出版社出的，還有一本野夫先生編的《春野木刻集》。去問老爸，他說，“喔，這幾本書還在？好久沒見到還以為已經丟失了。”於是又帶出了一個小故事，是《長天長鏡頭裡》沒有記述的。1948年，當時老爸在上海體專讀書，在報上看到晨光出版社出版了這兩本木刻集的廣告，於是就在星期天專門去找開在四川中路上的晨光出版社。當時上海郵電總局在四川路橋的北面，座西朝東，沒有找到“晨光”，但看見了郵電總局對面的時代出版社門市部，時代出版社是蘇聯人辦的，但店員是中國人。於是進去，看到有《抗戰八年木刻集》和《新木刻》，也很高興，就買了。因為他戴了校徽，店員和他聊了起來，老爸就向店員打聽晨光公司在哪裡？店員說“就在斜對面樓房的七樓”。
於是他馬上就興致勃勃地跑過馬路對面去。那幢樓有電梯但沒人開，於是老爸就一口上了七樓，他敲開門，晨光公司就是一個小小的辦公室，只有一個人在。開門的人問“你來幹什麼？”他說自己是來買書的。這個人很警惕，先觀察了一下是否有人跟蹤，又問他是什麼人？從哪裡知道有這本書賣？一個學體育的大學生要買木刻的書幹什麼？一一回答之後，講到了野夫、張懷江……這個人終於相信了他，如願買到了書。老爸說，“很久以後，還是在懷江先生那裡知道，晨光公司是屬於左聯的，工作人員因為不認識我，怕我是特務，所以盤問了一番。”
1948年底從上海逃難回家鄉的一路很是狼狽，回到樂清後，這幾本“紅色”書也是需要小心避人眼目的，但今天開啟，書的品相依然很好，想來老爸一直是很小心儲存的。
關於這《長天長鏡頭》，還有一個重要的點，一是我的小夥伴朱原之，她在讀初稿的時候，不停地要求我們增加“注”，她說“不然別人看不懂呀”，在她的點題下，“注”越加越多，現在讀過的人大多都很喜歡這些注，這是原之的貢獻。二是設計師程晨是我多年的朋友，也是一個非常有個性的設計師，她為這本書設計了獨特的藝術語言，讓這本書的面貌與講述人的身份十分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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