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籍浩如煙海，為便於檢索利用，就必須對典籍實行科學整理。傳統典籍中類似引得之類的工具書數量既少，又往往不夠嚴密，不便於利用。洪業認為，重要典籍都要編制引得，特別重要的典籍更要編制逐字引得。】
洪業的學術研究方法與風格具有中西兼融的特點。這不僅體現在他的論著選題上，也體現在他對引得編纂的一套思想觀念上。
哈佛燕京圖書館的參考工具書閱覽室很寬敞，書架上擺放著一套哈佛燕京引得編纂處編纂出版的各種中國典籍引得64種81冊，皇皇大觀，牆上懸掛著洪業先生的畫像。洪業（1893—1980），譜名正繼，字鹿苓，號煨蓮，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幼受庭訓，長而就讀於福州英華書院，後留學美國，獲密歇根大學碩士學位。1923年起，他執教於燕京大學，任歷史系教授，兼任教務長、歷史系主任、圖書館主任等，主持《燕京學報》和引得編纂處。1946年後，他客居劍橋，繼續在哈佛燕京學社教書、研究，著書立說。1995年8月，我受邀為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此後一年光景，常常坐在這個閱覽室裡看書，有這位鄉賢前輩的目光從牆上俯視著我，原本異國他鄉的環境，對我來說就有了一種特別的親切與溫暖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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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開始知道洪業，是在北京大學歷史系讀書的時候。今日北京大學校園的主體，就是當年燕京大學的校園，就像燕園這個名字一樣，校園裡處處留有燕京大學的痕跡。1920年代，燕京大學在北京西郊海淀中關村一帶購地，新建校園。洪業當年參與了燕京大學校園的規劃和建設。洪業早年論文中，有兩篇是與燕園歷史相關的。一篇是《明呂乾齋呂宇衡福孫二墓誌銘考》，原載1928年出版的《燕京學報》第三期，後收入《洪業論學集》（中華書局，1981）；一篇是《勺園圖錄考》，北平哈佛燕京學社於1933年出版。讀過這兩篇文章，再到燕園之中行走，不僅可以得訪古之指引，發思古之幽情，而且會收穫實際的歷史地理知識。
我是1979年入學北大的。剛入學時，宿舍被安排在32樓，第二年春天就遷往38樓，一直住到畢業。當時歷史系的辦公室是在二院，凡是地址上寫了“北京大學歷史系”的信件都送到二院。我們上課的地方，多半在文史樓、生物樓、一教等，都在燕南園的北面。圖書館更是在燕南園的正北邊。所以，以宿舍為原點，不管去系裡取信，去上課，去圖書館，還是去未名湖閒逛，最常走的一條捷徑是穿過燕南園。四年之中，穿行燕南園的次數多到無法統計。我知道，燕南園從前住過很多燕京大學的名師，當時也還住著北京大學的不少著名學者。我也知道，燕南園54號曾經是洪業的故居，而洪業不僅是歷史學界的前輩，還是我的同鄉先賢。1980年代的北大歷史系名師中，不乏當年燕京大學的畢業生，大都是洪業的門生。
據1930年至1932年間曾在燕京大學任教的蕭公權回憶，那時燕大教職員住宅和宿舍共有三種。一是在校園以內的燕東園和燕南園新建的西式住宅，二是朗潤園裡前清建造的中式房屋，三是學校購置或租賃的、散在學校附近的民房。第一種的“洋味”最足，第二種的環境最美，第三種最為方便（《問學諫往錄——蕭公權治學漫憶》），各有千秋。洪業來得早，可以說是燕大的元老，他就住在燕大“洋味”最足的燕南園裡。據《洪業傳》說，這個房子是洪業自己設計的，屋外有園子，種了紫藤，屋內有壁爐可以禦寒。書房另設門戶，方便賓客進出。洪業好客，接待來訪的同事友生多半是在書房裡。
洪
業在燕京大學兼任引得編纂處主任，組織人員編纂索引，是他的重要工作之一。直到今天，在很多大學圖書館參考工具書的架子上，還能夠看到哈佛燕京引得編纂處的這套引得叢書。1980年代，文史典籍方面的工具書相當少，哈佛燕京社的這套引得，就是最好用的工具書了。我在南京大學做碩士論文和博士論文時，還經常檢索使用這套工具書。我的碩士論文題目是《劉克莊年譜》，要查宋代的文獻資料，經常要翻檢《四十七種宋人傳記綜合引得》。此書1939年由哈佛燕京引得編纂處初版，1959年中華書局、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都有重印，可見其影響力之持久。
洪業對這一套引得叢書的貢獻是多方面的。除了井然有序的人員組織、精心選擇的典籍書目與版本、富有學術含量的長篇序言之外，洪業的貢獻還體現在他自創了一套檢索方法——中國字庋？。中國古籍浩如煙海，再強大的人腦也不可能將其全部記憶，為便於檢索利用，就必須對典籍實行科學整理，實現“數目字管理”。洪業自幼熟讀古書，深切體會到讀書不知利用工具書之苦，而傳統典籍中類似引得之類的工具書數量既少，又往往不夠嚴密，不便於利用。洪業認為，重要典籍都要編制引得，特別重要的典籍更要編制逐字引得，後者他稱之為“堪靠燈（concordance）”。
為了改變國人輕視引得編纂、忽視引得使用的觀念，他撰寫了一篇專書規模的長篇論文《引得說》，對引得的必要性與重要性作了詳細的闡述，對如何編制引得的技術問題也作了具體的說明。引得編纂技術中所涉及的首要問題，就是檢字法問題。已有的各種檢字法，都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拼音檢字法固然簡單，但當時中國並未推廣普通話，各地方言讀音差別很大，何況有些生僻字很多人並不知道讀音，不便利用。部首檢字法涉及部首太多，隸屬不易確定。筆畫檢字法存在筆畫計算出入誤差，也不簡單。王雲五發明的四角號碼檢字法，當時才開始推廣，後來漸推漸廣，但如何記住四角號碼，也是一個問題。在洪業看來，上述諸種檢字法都不理想。
1930年，引得編纂處開始試辦，洪業在聶崇岐、李書春、田繼綜諸人的幫助下，推出了一套新的檢字法：“中國字庋？就是這個新檢字法的名稱：而所包括的五字，亦即代表我們所強分的五種字型。 ‘庋？’二字，原有‘放入’ ‘取出’之義，我們借來說明‘編入’ ‘檢出’之灶。 ‘編入’是我們編引得的人怎樣把‘文’變成‘錄’，把‘錄’編入引得。 ‘檢出’是用引得的人怎樣被引到該錄所在之處而能檢出。”中國字庋？檢字法將漢字分為五種字型：單體（中）、包託體（國）、上下體（字）、左殼體（庋）、左右體（？），五種字型分別以1、2、3、4、5為代號，然後每字各取四角的筆畫，以號碼按次序排列之，其號碼小者在前，大者在後。這個檢字法在四角筆畫取號方面，參考了四角號碼檢字法，但至少有三個方面的創新。首先是將漢字分為五種字型，依字型編為類別號，是為此字的第一個號碼；其次是筆畫編號方面，根據“庋？”二字的筆畫順序，將十種筆畫及其類似筆畫依次編號，丶（0）、一（1）、丿（2）、十（3）、又（4）、扌（5）、糸（6）、廠（7）、目（8）、八（9）。再次是四角號碼既得之後，再計算字內共包含多少方格，而附其數於後，若無方格則計為0。這樣，每個漢字共有一個6位編碼，重碼較少，易記易檢。這套檢字法將漢字分為五種字型結構，體現了對漢字字形結構的獨創性理解，很有自己的特色，與四角號碼檢字法相比，亦各有千秋。可惜的是，這套檢字法只在哈佛燕京引得叢書中使用，沒有更多地推廣用於字典的檢字，因此沒有四角號碼檢字法流行。但它透過哈佛燕京引得叢書，仍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與引得叢書一起推動了古典文獻整理的科學化，推動了二十世紀傳統文史研究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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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年，洪業病逝於美國麻省劍橋。次年，他的門生弟子編成《洪業論學集》一書在中華書局出版，以此表達對洪業的紀念。1996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國現代學術經典”叢書，首批書目中就有《洪業·楊聯陞卷》。顧名思義，這是對洪業於中國現代學術貢獻的充分肯定。從此卷所附《洪業先生著述要目》來看，洪業一生專著甚少，除了《引得說》（北平引得編纂處，1930）、 《勺園圖錄考》（北平哈佛燕京學社，1933）、《清畫傳輯佚三種》（北平哈佛燕京學社，1933）、 《中國最偉大的詩人——杜甫》（美國哈佛大學出版社，1952）四種之外，其餘皆為單篇論文。但是，這些單篇論文無一空泛之論，且多為長篇，學術分量厚重，正是洪業一生學力凝聚之處。例如，他的論文《考利瑪竇的世界地圖》，長達七八萬言，相當於一本專著。 《春秋經傳引得序》及《杜詩引得序》皆長達近十萬言。《禮記引得序》亦有八九萬言， “是一篇精心結構的兩漢禮學源流考，闡明瞭兩千年來有關禮在中國曆代經典的與非經典的文獻記載中長期爭論不休的疑難問題，考證了《禮記》及其他三種禮經《士禮》 《禮古經》 《周官》傳授編訂的史料問題”， “由於《禮記引得序》先發表和出版多種引得，（洪業）榮獲了1937年法國巴黎銘文學院茹理安（Stanislas Julien，一作儒蓮）獎金”（王鍾翰《洪業先生小傳》）。儒蓮獎在歐美漢學界具有很高的聲譽，洪業是第二位榮獲此獎的華裔學者。1936年，中國學者王靜如首獲此獎，比洪業早一年。
作為一位學者，洪業的經歷與別人頗有不同。他早年先在國內接受過中國傳統家塾教育，繼而考入新式中學，又入教會辦的鶴齡英華書院學習。中學畢業以後，他赴美留學，先後獲得文學學士和文學碩士學位，其後又獲得神學士的學位。洪業一生站在新與舊、中與西的交界點上，從教育背景來看，他接受的教育是中西合璧的，他的學術研究方法與風格，也具有中西兼融的特點。這不僅體現在他的論著選題上，也體現在他對引得編纂的一套思想觀念上。他喜歡採取專著規模的長篇論文形式，攻堅克難，為現代中國史學引入了一種新的正規化，這是特別值得推重的。他在燕京大學執教期間，專心投入，培育了一批史學英才，其中很多人成為二十世紀中國史學的翹楚。可惜由於他去國日久，國內知道他名字的人越來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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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5年春天， 《洪業傳》的作者陳毓賢女士和其夫君艾朗諾（Ronald Egan）教授到南京大學講學。艾朗諾教授曾應邀在南大文學院作學術講座，陳毓賢也陪同在場。我由此認識了兩位教授。在講座結束後閒聊的時候，我從陳毓賢那裡得知，她撰寫的《洪業傳》中文簡體版即將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其後不久，我即出國，赴哈佛燕京學社訪學一年。出入哈佛燕京學社和哈佛燕京圖書館，我經常聽人提起洪業的名字，也經常聽到有關他的軼事。那時，洪業已經辭世15年了。聽著關於他的回憶，只能一面遙想前賢的光輝，一面頻興我生也晚的慨嘆。
時任哈佛燕京學社主任的韓南教授對我說，1930年代，燕京大學圖書館在北平購書時，經常同時替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就是後來的哈佛燕京圖書館）購書，彼此資源共享。這在《洪業傳》上可以得到印證。 《洪業傳》中寫道，洪業任燕京大學圖書館主任的時候， “不但對燕京圖書館藏書出力甚多，對哈佛大學的東亞藏書也很有貢獻。他請負責哈佛大學東亞藏書的裘開明到燕大整頓圖書。以後替燕大圖書館買中文、日文或韓文的書時，也替哈佛買一份。碰上善本書，因為哈佛錢比較多，便替哈佛買了，而影印一份給燕大收藏。有研究價值而市上買不到的書，他則千方百計借來影印，一份給燕大，一份給哈佛。”有一次，我在哈佛燕京圖書館的書架上，發現一冊晚清福州學者林昌彝的筆記《硯耕緒錄》的稿本。也許這部稿本入藏哈佛燕京圖書館，就與洪業有關係。
1996年秋天，我結束訪學回國，不久便買到了是年初出版的《洪業傳》。寒假返鄉省親，坐火車旅行，我帶了《洪業傳》在途中閱讀。讀到洪業臨終神志昏迷向身邊孫輩講福州話一段，我不禁為之動容。
作者：程章燦 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
編輯：陳韶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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