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沒有見過極光出現的村落，也沒有見過有人在深夜放煙火”，最近的一首《漠河舞廳》再次唱起東北的悲涼與浪漫。過去幾年間，這種以抒情的筆觸來描寫一段記憶中泠洌往事的敘事手法幾乎貫穿於所有東北文藝作品中，從《鐵西區》《鋼的琴》《白日焰火》到雙雪濤、班宇、鄭執、賈行家等的小說中。在這些表達中，讀者將會不斷強化自己對東北那些語焉不詳的印象：近乎荒誕的人的命運、無數個風雪夜、凋敝敗落的工業遺蹟……東北的一切像是一首輓歌一樣動人心魄，因為強大的感傷而格外迷人。
但感傷不是東北的全部情緒，有時候或許更需要一些理智來看看東北究竟經歷了什麼。最近，由媒體人伊險峰和楊櫻寫作的非虛構作品《張醫生與王醫生》出版，這本書講的是兩位醫生的階層躍遷的故事。他們在1970年和1971年出生在工人家庭，用四十年的時間成為受人尊敬的外科醫生。但這不是一個成功學的雞湯故事，相反，它以39萬字的體量嘗試去解釋過去的三代東北人經歷了什麼。
伊險峰
探索一代人知識、尊嚴、自我的建構
生於20世紀70年代的一代人，構成了解讀中國社會四十年變化的極佳樣本。這是流動性最強、人生積極、機遇完好，並且能夠透過自身努力完成階層轉換的一代人；與此同時，這一代人還經歷了社會劇烈轉型、傳統人際和社會關係的瓦解與再造。
串起這本書中故事的張醫生和王醫生，是本書的作者伊險峰的初中同學，他們都出生於瀋陽的工人家庭，從幼時開始，他們二人便在家庭與學校的引導之下，走上了一條漫長的階層躍升之路。在1990年代國企改制、社會急劇變革的過程中，兩位醫生的家庭都曾面臨生存困境，但依靠家庭的全力支援與自身的刻苦，二人最終考上醫科大學，成為了醫生。
步入社會後的數十年間，張醫生與王醫生憑藉聰明勤懇，在醫療界站穩了腳跟。醫療事業的高速發展與兩位醫生個人努力相結合，共同促成了二人事業的成功。如今，他們已是各自領域內的知名醫療專家，備受社會尊重。左右著二人命運的，除了自身努力，還有諸多因素——家庭、學校、職業、社會。任何一處差錯，都有可能讓他們走向截然不同的道路。
而影響二人成長的“諸多因素”中的重要組成、也是作者著墨很多的就是他們的家庭，在第十一章“母親的社會”裡，可以看到兩位性格截然不同的人怎樣經營自己的生活，王醫生的母親曾慕芝在家家戶戶還沒有電視的時代在當地“大東影院”影院的業務員，可以決定電影票的歸屬，而在瀋陽那樣一個人情社會中，曾慕芝這點小小的特權可以置換很多便利，曾慕芝由此就建立起自己龐大的人際關係網；而張醫生的母親張淑霞則是“堅韌不拔”的代表，她異常勤奮，供弟弟讀書，15歲、工作第二年就攢錢買房，一生操勞。
由主線人物的人生經歷貫連出整個時代，寫作者們採訪寫作的過程中不斷闖入的新素材也大大豐富著書中的細節，書中很多的看似脫離了主線故事的“番外”有時則構成了書中最有趣的情節，如“女性記憶——‘乾淨利整’”解釋了在1950年代末到1970年代前期，人均住房面積不到四平方米的時代，為什麼“乾淨利整”成為對女性的至高評價之一；“番外：關於南方人的都市傳說”一章，作者們盤點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瀋陽日報》上刊登的文章的標題，如《如何改變小商品的南貨北銷的局面》《“華豐”為何擠了“眾樂”》等等，來表示失去了在計劃經濟中一騎絕塵的地位的瀋陽，對“南方”的諸多想象、羨慕、疑惑……
“我們寫作之前並未預期到的一些問題，包括工人家庭到底意味著什麼、包括不同的家庭當中母親和父親的角色分配，或者說他們跟社會之間的關係是什麼、還有他們都很想成為的‘社會人’，到底是什麼意思？所以我們拉拉雜雜寫了很多。”作者楊櫻談道。
另一位作者伊險峰也提及寫作的艱難：“這本書涵蓋的內容太過龐雜，我們最初也不知該怎樣處理如此豐富的素材。”
楊櫻也談及：“張醫生和王醫生這兩個人身上有三個東西我們一直很關心——就是知識、尊嚴和自我。他們是進步型的專業人士，毫無疑問他們有巨大的知識積累，這是很專業的知識；尊嚴是我們聊出來的，這個後來變成‘社會人’的部分。自我這個問題，後來越來越模糊，一度困擾我到最後。他們的自我，你說有？好像也不是特別清晰。你說沒有，又特別清晰。後來我發現它跟尊嚴是有相關性的。我一直想給他們做一個結論，人到五十歲的時候，他到底獲得了什麼？後來我發現他處於未完成狀態的時候，這才是答案。”
楊櫻
社會學視角下的城市與人
作者伊險峰在書中多次提到非虛構寫作者李海鵬，也在最近的線下分享會中提及李海鵬寫作瀋陽的文章《長日孤獨的城市》，而作為一部非虛構作品，兩位作者在寫作《張醫生與王醫生》時，採訪數十人，在舊報紙、老照片、建築廢墟與口述回憶中不斷重現過往。
同時，許多社會學相關的材料、理論也被頻繁引用，如談及兩位醫生的成長時，作者引用理查德·霍加特的《識字的用途》，將憑藉優異成績逃離階層的一群人稱為“獎學金男孩”，並把兩位醫生的真實經歷與霍加特對獎學金男孩的描述相對照。成績優異的獎學金男孩們，肩負著帶領全家實現階層躍升的重任。他們被置於嚴密的保護中，除了學習之外無須考慮任何事。兩位醫生家教甚嚴，不被允許沾染撲克和麻將等任何惡習，也無法與家長老師眼中的“壞孩子”接觸。
單純的成長環境，限制了兩位醫生對於社會的認知，也導致他們性格淳樸耿直，缺乏足夠的人際交往技巧。在熟人社會氛圍分外濃厚的瀋陽，這是一項嚴重的缺陷。因而在與社會的接觸中，兩位醫生都屢屢受挫。以至於多年後，二人即便已經成為他人眼中的“成功人士”，卻依然難以融入社會，整日活在焦慮與掙扎之中。
想融入社會而不能的兩位醫生，在李海鵬的口中，是“不情不願的荷花式人物”——“有的部分出淤泥而不染，有的部分染，有的部分想染卻染不上。”不同於很多城市的複雜性和難以被定義，瀋陽好像是一個特別容易提煉出城市性格的地方。學者羅新認為：“不像在廣州、上海、深圳，在南方的其它城市，財富劇烈增加，加入的人才也在劇烈增加；而瀋陽是相反的，人才流失，社會變窄，機會變少。這種情況下某些因素會變得非常突出。那些我們稱之為大眾文化的東西，那些道德觀，那些社會概念、社會觀念，那些因素都出現了，而且佔的分量越來越大，人們開始認同這些東西，其實是反映社會的一種緊張，資源的緊張就呈現社會道德和文化資源的緊張。”
“共和國長子”東北面臨的時代困局
張醫生與王醫生出生於計劃經濟重鎮瀋陽。過去的四十年裡，二人的人生不斷上升，故鄉瀋陽卻在產業轉型與城市化過程中遭遇困難。
書中，作者提及了以故鄉瀋陽為代表的東北城市面臨的時代困局。作為曾經的“共和國長子”，東北擁有光輝的過去：東北是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重心；工業總產值一度位居全國首位；城市化率、GDP與高等教育普及率也曾長期領先全國。
半個多世紀裡，東北經歷了興盛與陣痛，如今已成為了外界眼中的落伍者。從城市發展來看，東北城市不僅在中國的各項城市排名中不斷下降，還面臨著嚴重的老齡化與人口外流問題。“振興東北”的口號屢屢被提起，而到底激起了多少迴響，人們不得而知。
從曾經的“共和國長子”，到今日的“落伍者”，東北經歷了什麼？一個工業城市的命運由何決定？城市轉型過程中普通人的生活會如何變化？工人階層這個概念對於一個家庭而言，到底意味著什麼？這本書最終呈現的圖景，比最初設定的一些問題更為錯綜複雜。
首發會上，楊櫻表示：“這四十年是中國變化最劇烈，也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四十年，這四十年會改變很多東西，叫做‘命運’的東西會作用於每個人。”伊險峰則表示：“其實有很多東西，你沒太注意的時候，它就已經有天翻地覆的變化了。”盡己所能為這如同過山車般光怪陸離的四十年留存一份完備的記錄，便是兩位作者寫這本書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