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廣漢“考古”圈子裡，曾卷炳很有名，“跟考古隊多年，懂的東西多，我們都喊他曾院士。”廣漢市文管所一位工作人員說道。來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多位人士也稱讚他“厲害”，是“元老”。
曾卷炳參與過三星堆一號坑、二號坑以及城牆發掘，又學會了陶器修復。帶著手藝，他跟著三星堆工作站去過宜賓、雅安、巴中、重慶等很多地方，做發掘和文物修復。
三星堆博物館
但曾卷炳直言，在三星堆的經歷，對自己來說只是“做活路掙錢”。他只去過一次廣漢三星堆博物館，因為他覺得裡面的東西自己早都看過了。那一次進館，他看到了自己修復後的“罐子”，“嘿嘿，心裡還是很開心，聽說有幾件還在成都的博物館裡展覽。”
飯桌上
農家老漢與老伴的“考古爭論”
九月了，四川盆地的天氣還是熱。廣漢市三星村的曾卷炳光著上身，抱了一筐稻穀倒在離家不遠的一塊水泥地上暴曬，旁邊就是三星堆遺址區，鎖著門。根據考古人員對三星堆遺址提取的植物標本進行浮選分析，稻穀，也是距今三四千年前千年前這片土地上古蜀人的主要食物之一。
下午1點過了，曾卷炳還沒有吃飯。回到家，他摸出一把生花生，咂摸起半杯泡酒，院子裡種了柚子，看起來，這就是一個常見的成都平原的農家。農家裡的農民曾卷炳，今年71歲，飯桌上他和老伴爭論起來：“那個帶黑灰色的，石器不一樣的嘛……”一會說起最近大半年沸沸揚揚的三星堆三號坑的發掘，“找到一個銅的，耳朵出現了，就沒再挖了。”紅星新聞記者注意到，去年年底在央視《開講啦》節目中，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工作站站長雷雨曾提到，去年12月2日，現場考古人員在距地表1米深左右，發現了疑似青銅器，被認為是大口尊，器物肩部的“獸頭”露了出來。
曾卷炳在吃午飯
“三號坑後面，還有好幾個類似的坑，位置是這樣的……”曾卷炳的手指在桌子上滑動。半杯酒喝了大半，他剝了顆花生，又說：“裡面有什麼東西，誰也說不清。”不過，更嚴謹的學者——三星堆工作站站長雷雨在央視《開講啦》中透露的說法是：腦洞再大一些，如果還有四號坑、五號坑、六號坑……
有考古學者指出，類似一、二號坑的祭祀區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對祭祀區進行揭示。“三星堆祭祀區的科學考古不是為了挖坑，而是為了展現古蜀文明以及古蜀文明在中華文明多元一體中的位置。”
論在三星堆的“資歷”
他比不少考古人員還深
曾卷炳在三星堆的“資歷”，比不少考古人員還要深。
他嘴裡常提到兩位“陳老師”，是當年三星堆考古的領隊陳德安和副領隊陳顯丹，他稱呼三星堆工作站站長雷雨為雷老師，而副站長冉宏林，曾卷炳還記得他來考古工地實習的樣子……
又喝了一口酒，曾卷炳開始回憶。
他出生在廣漢市南興鎮三星村，小時候從沒聽過三星堆的故事，“就記得五六十年代的時候，有搞考古的到田裡插過紅旗。”他說，現在的三星堆，原來是村裡種莊稼的地方。
對於自己的“考古事業”，曾卷炳說，是1980年“直升飛機航拍”的時候開始的。根據陳德安的回憶，1980年秋天，三星堆遺址開始了一次正式大規模的發掘，當年用直升機在空中航拍了一個小時的遺址。
“考古”是個什麼東西？曾卷炳根本沒有概念。對他來說，那會只不過是換個地方掄鋤頭，而且每天還有工錢，“最開始八九角錢，後來漲到一塊，再後來兩塊三塊……”那年他31歲，他直言，自己去考古工地就是“做活路”、“掙錢”，“那個時候肉才幾角錢一斤 ”
1986年夏天
親身見證一號坑、二號坑發掘
“考古隊的老師喊挖哪裡，就挖哪裡，喊怎麼挖——比如用手鏟刮薄一點，就刮薄點……”1980年的考古發掘，持續了幾個月。除了挖土、打探眼的手藝，曾卷炳沒有記得更多的東西，他印象深刻的還是1986年的那個夏天。
他和妻子的記憶，與當時不少人的一樣：一號坑的發現，源於當地一座磚廠挖土方時發現了玉石。之後，1號坑快要挖完的時候，“我吃過早飯過去準備拆棚子，看到旁邊村裡的楊永成蹲坐在那裡。”走過去後，他被告知，這裡發現了“銅腦殼（面具）”。他記得，接著一名張姓人員蹬著腳踏車去報告公安局，“機耕道石頭路，他還摔了一跤，牙都磕壞了。”很快，公安也蹬著腳踏車趕了過來，再後來武警到位。
三星堆出土銅人頭像 圖據ic photo
之後，現場開始了“三班倒”發掘。曾卷炳白班負責買菜，輪到晚班時給土坑往外舀水。晚上光線不好，“有天挖到了一根手指大小的玉，象牙取了之後應該是在第二層發現的。”
第二天白天，“省考古院的老師在圖上看到玉的標記，現場沒看到東西。”開始大家以為有人拿了，“後來我說要不在挖的土堆裡找找，晚上光線不好，說不定就扔那了。”一頓刨土後，果然玉找到了，這樣白班才開始幹活。
曾卷炳印象裡，坑的最上面是象牙，“二號坑有將近70根”，中間是一些大的青銅器，例如大的青銅立人，“最下面好像有一些玉石，都比較碎。”
“那年也是現在這個時間挖的。”曾卷炳說，因為忙於考古工地上的活，家裡的好幾畝地水稻，那年都是請人收割的。
曾去過很多考古工地
“搞了這麼多年了嘛”
桌子上的花生沒了，曾卷炳又抓了一把，邊吃邊說。
“後來人多了，就沒有買菜了。九幾年的時候，又跟到考古隊搞鑽探調查。”曾卷炳解釋，調查是為了搞清楚三星堆遺址的範圍有多大，“鴨子河兩岸各幾百米的範圍，哪裡有遺址，有多少處，都要搞清楚。”
離開了考古工地，這個活看起來“高階”一些，曾卷炳吐槽連連：用洛陽鏟的探鏟，手攥著往土裡杵，手上全是水泡。“後來還找過三星堆遺址的城牆，也是打探眼，考古老師們要解剖城牆。”
除了三星堆遺址，曾卷炳還去過周邊不少其他考古工地，還記得的有巴中、綿陽三臺、雅安，“在重慶待了好幾年，雅安漢源也去了好幾回了。”
德陽一處考古工地上的村民
“都是跟著工作站去的。”為什麼選你們？“肯定是我們更熟悉、更懂得一些，搞了這麼多年了嘛。”
農村老漢的“考古經”：
文化層、疊壓、青銅罍……
半杯酒喝完了，曾卷炳的話多了起來，像是在給我們上“考古公開課”。“文化層”、“疊壓”、“灰坑”等考古術語，甚至於“青銅罍”也從這個農村老漢的嘴裡說了出來。
“先用鋤頭刨掉表土層，一般大概二三十公分深。再下面，就是文化層，就要開始用手鏟刮，要颳得跟這個桌面一樣光——路都要讓你看得出來。”
什麼是文化層？“比如可能土層裡會有陶器，就是人生活過的痕跡嘛，土質會不一樣。”
“灰坑裡文化層會有疊壓，哪一層壓哪一層，要把這一層做了，考古隊的老師們畫了圖，把這一層有什麼東西和方位標了，才可以清下一層。”
“探方的土壁上，要颳得光潔一些，然後分層就看得很清楚了，這樣老師們才好劃線，把不同的層分年代。”
“在豐都的時候挖一座古墓的墓道，那次就很麻煩，因為那邊的土很黏，要輕輕地刮，才能看出來明顯的分層。”
“看到過一些青銅器，叫做罍，還有我修復的陶器，有那種陶盉。”
三星堆博物館裡的陶器
基本是他修復的
“前幾天，我還去工作站修復東西。”曾卷炳說，前段時間形似“憤怒的小鳥”的小豬成了網紅，與之一同面世並引發學術爭鳴的“龍鳳紋”盤，他也參與了修復。
形似“憤怒的小鳥”的泥塑陶豬
而曾卷炳關於修復的故事，要從2001年開始講起……曾卷炳沒什麼基礎，他會種地，看到村裡人編籠子、篩子，看一眼就會，所以那年他跟著工作站的人去重慶幫忙做修復時，“就看著四個老師們怎麼做，學。”他告訴紅星新聞記者，再後來去巫山，自己就能獨立修了。
“有個底，然後找片拼，要是有口子，中間的找不到片，就要搭上去——弧度要跟上下一致，找不到片的地方，就要用石膏補、打磨；口的外緣、內緣，紋飾都要對得上。”曾卷炳說起了心得。
曾卷炳提到了郭漢中——村裡那個從學徒娃娃變成修復大師的人。他記得，郭漢中跟著考古隊做修復的時候，不過十多歲，“當時陳老師就說，小夥子不錯，喊他跟到學習修復青銅器。”曾卷炳主要修復陶器，“貼上、上石膏再打磨，平均一個也要花一天時間。”他印象裡，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李萬濤老師那裡，修復一個罐子，“花了好幾天時間，東西太大了，陶片也碎。”
停頓一下，曾卷炳又喝了一口酒：“還有個地方，打了兩三次電話喊我過去修復。”陶器修復過很多，曾卷炳總結：三星堆的最難，“要找片，還不一定找得齊。”
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工作站副站長冉宏林介紹，三星堆博物館裡的陶器基本上多出自曾卷炳之手。
“他懂得多
我們給他起了個外號，曾院士”
“都知道他，他是工作站做的最長的人了。”廣漢市文管所一位研究人員說道。曾卷炳的工作主要是探工，“沒有發掘的時候，他就做修復。”在他看來，幾十年考古工地的經驗積累，使得曾卷炳比一些初上工地的科班人員還要厲害一些，“他懂得也多，我們給他起了個外號，叫他曾院士。”
形似“憤怒的小鳥”的小豬和龍鳳紋盤，來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辛中華所在考古工地。他告訴紅星新聞記者，曾卷炳確實參與修復了龍鳳紋盤，“師傅手藝還是可以，老技工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李萬濤直言，“他很厲害”，“主要修復陶器，大的小的都有。”
龍鳳紋盤
三星堆工作站副站長冉宏林告訴紅星新聞記者，曾卷炳可以說是工作站參加工作的元老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就在三星堆幹活，參與過祭祀坑的發掘、修復文物，廣漢三星堆博物館裡的陶器多數出自他的手。”冉宏林表示，修復陶器的活上手門檻不高，“只要願意學，是沒有問題的。”
廣漢三星堆博物館
鴨子河從三星村旁邊流過，白鷺往返於莊稼地與河面，斑鳩一樣的鳥兒在樹草間起落，曾卷炳放下了手裡的空酒杯。他說，自己這輩子是和三星堆綁在一起了。
不過面對紅星新聞記者的提問“想沒有想過三星堆之於他的意義”，他一怔：“文物是國家的，我想啥子？”接著他還是說，自己只是去考古工地“做活路”，“掙點辛苦錢。”
儘管三星堆博物館就在村外，他還是不願意去參觀，即使每年博物館日可以免費開放，至今他也只進去過一回，“東西都看過的啊，懶得進去看。”也就是那一回，他在博物館裡看到了自己修復的陶器，“還是很開心的。”
說罷，曾卷炳起身，走向廚房，“哎呀，我還沒有吃飯的，我去盛碗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