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炤、王文清與《嶽麓書院學規》
清康熙、乾隆時期是長沙嶽麓書院的鼎盛時期，無論是在規模、學制，還是在培養人才的數量方面都超過前朝。這除了有清代前期書院規制演變和發展等客觀因素外，更有歷屆嶽麓山長潛心經營的主觀原因。這些山長几乎都是學壇鉅子，勤於著述，學術上自成流派，又都是熱愛教育的教育家，為此傾注了畢生心血，造就了一代又一代人才。
道南正脈 學達性天
李文炤、王文清是這一時期最有名的山長之一。李文炤（1672—1735），字元朗，號恆齋，善化（今屬長沙）人，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任嶽麓山長。王文清（1688—1779），字廷鑑，號九溪，寧鄉人，於1748年（乾隆十一年）61歲時和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77歲時兩次出任嶽麓山長，前後共9年。
李、王都是著述恢宏、名著一時的大經學家，學術界對其評價甚高，稱李文炤“湖南自王夫之以學術聞天下，文炤繼起，名與之增”；稱王文清“獨治樸學，淹貫群籍，卓然一代鴻儒”。他們先後出任嶽麓書院山長，在建設書舍、完備規制、規範祀事、管理學田和經費等諸方面都多有貢獻，而最大的功績應是他們衝破朝廷“臥碑”強制性條文的牢籠，揚棄朱子嶽麓教條，所制定頒行的《嶽麓書院學規》。“臥碑”中“勿亡行辨難”的教條已被新學規提倡諸生“共相切磋”、師生“端坐辨難”、“反覆推詳”、“共相質證”所取代。這對於嶽麓辨難求真學風的弘揚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也反映出康熙、乾隆時期嶽麓書院已開始掙脫專制束縛，而按其自身規律發展。新學規還有—個特點，就是把德育教育更加系統化，這是老學規所不能及的。
李文炤書法
李文炤上任嶽麓書院山長所辦的的第一件事就是抓學規的制定。嶽麓書院雖早已有《朱子教條》行於世，但時過境遷，很多內容已不能適應新的社會狀況，而需要加以充實和發展。李文炤把修訂學規當作被委任為山長的應盡之責，他在序言中說：“以菲材，謬承大中丞、大方伯及各憲知遇，付以麗澤講習之任。自惟淺陋，無以應友朋之求。謹參先氏之成法，述一己之陋見，共相商確，而持行之”。李文炤平時“注重於立身、敦品、養性，治業則注重於博學、審向、慎思、明辨、力行”。其學規也就是這種精神的具體表現。
李氏學規共有8條，其要點是：（l）既以讀書為業應當惟日不足，以競分寸之陰，不可作無益有害之事，意見不合，應共相切磋；（2）朋友攸攝，攝以威儀，不敬則不能和，同群之中，不應隙之相生；（3）對聖賢之言，宜端生辨難，有不明之處，反覆推詳；（4）每月各作三會，學內者，書二篇，經二篇，理論一篇，學外者，書二篇，小學論一篇，倘或未當，即攜卷相商，以求至是；（5）《四書》為六經之精華，乃讀書之本務，倘有疑處，即與之相商，其程朱語錄、文集，可自為誦習；（6）今之舉業，各有專經，當博洽而旁通之，不可畫地自限，而應互相質證；（7）學者欲通世務，看史以《綱目》為斷，作文宜取賈、韓、歐、曾數家文字熟讀，制藝以歸唐大家為宗，論詩專以少陵為則，而後可及於諸家；（8）學問思辨，必以力行為歸。
李氏學規與《朱子教條》相比較，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即具有很強的經驗性、適用性和針對性。學規規定的條文好像都是針對生徒學習中所存在的問題，道理說得不多，但十分具體，易為生徒理解和接受。學生如何愛惜時光和如何保證學習專心，本來是教育的一個常識問題，李文炤卻對此很重視，把它列為首條。開篇即說：“其為人而多暇日者，必庸人也”。接著列舉了一系列“亦皆禁止”的影響生徒專時專心的惡習，如“劇錢群飲，猜令揮拳，牽引朋淫，暗工刀筆”等。這並不是他的憑空虛構，而是他深入考察生徒的生活後所得出的結論。他認為只有排除這些惡習，學習才有可能做到精力和時間的集中，時間集中首先要做到精力集中，只有專心才能專時。這無疑是很有針對性的。
李氏學規用相當多的篇幅對學習方法進行了總結，以極精煉而又生動的語言加以概括，訓導生徒。他說：“每日於講堂講經書一通。夫既對聖賢之言，則不敢褻慢，務宜各強冠束帶，端坐辨難；有不明處，反覆推詳；或照所不曉者，即煩札記，以待四方高明者，共相質證；不可蓄疑於胸中也”。又說：“止憑臆見丹黃，倘或未當，即攜原卷相商。以求至是，更不等第其高下”。凡此種種，李文炤反覆指明的是，如何發揮生徒主體精神作用的問題，並強調把這種主體精神貫穿於學習的全過程中。他雖在學規中規定了課程的設定和安排，規定了生徒所必須學習的儒家經典，但學規的著重點始終沒有離開啟發生徒在學習上的主動精神，勸導生徒“倘有疑處，即與之以相商焉”。“六經”要讀，但不可以此為足，“亦當博洽而旁通之，不可畫地自限”。“學者欲通世務”，除讀經外，還“必須看史”，儒家的經書並不能解決一切問題。這些見解顯然比那種唯經書為是，僅為經書作註腳的八股訓條要開明得多。
在知與行的關係上，李文炤強調“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為士而徒以詩文自負，保以自別於凡民乎！”他把“行”看得比“知”更重要，並不是抽象地看問題，而是針對當時知識分子尚空談、輕實踐的學風提出的批評。總之，李氏學規是很有經驗性和適用性的。在整個學規中，李文炤不是單純地限制生徒該作什麼不該作什麼，該怎樣做不該怎樣做，更沒有用死板的條文消極地制約生徒的行為，而是聯絡生徒的實際，力求啟發生徒的自覺性和能動性。
李文炤離任20多年後，嶽麓書院又聘來了一位“文章品行，望重鄉國”的山長。他就是與王夫之、王闓運、王先謙並稱“四王”的王文清。王文清兩主嶽麓書院，包括中途回家3年，自雲“十二年”。在職期間對書院建設和膏火籌劃等各個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為書院的振興打下了物質基礎。但他認為從建築佈局上整修書院固然重要，然而更重要的是還必須有一套好的教育原則和方法，有一個良好的院風和學風。為此，他在整修書院的同時，投入極大的精力抓院風和學風的建設，在前入學規的基礎上，針對當時存在的問題制定了新的《學規》、《學箴》。加上他的《讀經六法》和《讀史六法》，至今猶存在嶽麓書院的石刻碑文上。雖已成歷史陳跡，但仰慕者畢至，總要凝視細讀良久，似乎言猶在耳，至今仍在訓勉後生。
王文清制定的《嶽麓書院學規》，較李氏學規更為精煉、簡明易記，共18條，全文如下：
王文清所定學規之拓片
（一）時常省問父母；（二）朔望恭謁聖賢；（三）氣習各矯偏處；（四）舉止整齊嚴肅；（五）服食宜從儉素；（六）外事毫不可幹；（七）行坐必依齒序；（八）痛戒訐短毀長；（九）損友必須拒絕；（十）不可閒談廢時；（十一）日講經書三起；（十二）日看綱目數項；（十三）通曉時務物理；（十四）參讀古文詩賦；（十五）讀書必須過筆；（十六）會課按刻早完；（十七）夜讀仍戒晏起；（十八）疑誤定要力爭。
王氏學規雖無宏篇大論，但言簡意賅，樸實無華，條條切中時弊，針對性極強。學規採用六字排比句，基本上分為2個部分。一部分是道德修養，另一部分是學習態度和方法，前者規範的是德育，後者規範的是智育。二者之中，王文清更突出了德育。即使在講學習方法的條文中也貫穿融合了德育的內容。注重生徒的道德品格教育，本是嶽麓書院的傳統，在以前的學規中也有體現。但把德育的要求概括得如此形象，如此通俗易懂，卻在原學規中不多見。
王文清學箴九首拓片
王文清不僅把中華民族尊敬老人、尊重師長、節省尚儉、互助友愛等傳統美德融和、凝結在學規中，給人以親切感和實在感，而且對訐短毀長、損友肥私、遊手好閒等壞的品性進行了鞭笞，勸導生徒力誡這些惡行。把中國古時那些旨在規範人們行為的道德規範都概括到學規中去了，有一種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操之以規的適用感。“時常省問父母”是“孝”的道德規範；“朔望恭竭聖賢”是“忠”的道德規範；“服食宜從儉素”是“廉”的道德規範；“損友必須拒絕”是“節”的道德規範等等，把中華民族傳統美德與理學教育所倡導的道德規範融為一體了。既以傳統美德作為書院教育的宗旨，又要求以儒家道德規範來塑造生徒的品格，進行道德修養，這是王氏學規的最大特點。
王氏學規關於學習態度和方法的條文，同樣也很有特色，不僅具體，而且貼近生活。“日看綱目數頁”，說的是要求生徒讀書要有計劃、持之以恆，堅持將所需讀的書一篇一篇地讀完。“讀書必須過筆”，意即讀書要動腦和動手，把學與思結合起來。“會課按刻早完”，是說一日事一日畢，不要拖欠作業，不可荒廢光陰。“夜讀仍戒晏起”，說的是學習要刻苦用功，切忌一曝十寒。“疑誤定要力爭”，是訓導生徒學習要窮根究底，不可不求甚解，淺嘗現止。如此等等，文字不多而寓意深刻，文筆通俗而富含哲理，生徒易讀易記，也易接受。這些條文講的雖是學習態度和方法，但也是對生徒如何做人、如何處世的生動的品格教育，因而受到生徒的擁護和自覺遵守。
原寧鄉縣金洲鄉湖南巡撫陳宏謀為王文清故里所立“經學之鄉”石碑
王文清堪稱中國古代傑出的教育家和教育心理學家，據史載，其門下有成就者達400餘人。這就難怪當他84歲高齡時仍被湖南巡撫挽留繼任山長了。
（原載《湘城教育紀勝》1996年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