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工作者在比對良渚莫角山鑽孔土樣。
潛心踏古，尋覓最美記憶
——省考古研究所紀事
浩瀚的歷史在手鏟下一點一點拂去塵埃，古今對話，傳遞出歷史的溫度。
這是一群鎂光燈照不到的人，他們的辛苦鮮有人知，他們的付出難計回報，但他們說：“吃不了苦，考不了古”——堅韌、耕耘、奉獻，理想、科學、激情，縱有萬苦，甘之如飴。
他們懷著歷史學家的深邃、科學家的嚴謹和對家國的大愛情懷，在文化的河流中發現歷史、解讀歷史、實證歷史。
這，就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田野考古人。
這支田野考古的特種部隊由26人組成——他們面朝黃土背朝天，長年累月和泥土、烈日、風霜打交道，於廢墟處挖掘尋覓，積跬步至千里，捧舉輝煌，展示出浙江100萬年的人類活動歷史、1萬年的人類記憶、5000年的文明史……
他們更以平凡的人生實踐，矗立起人生價值選擇的最佳座標，展示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鮮活的精神力量和人格魅力，吸引著我們走向土地，去尋訪他們的故事與人生。
這群荒郊野外的寂寞人，無愧為浙江的“最美群體”。
解碼文明：一道耀眼的理想之光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論語》
三十多載歲月，在歷史長河中不過短短一瞬，但對於省考古所而言，卻是一段從無到有的輝煌成長史。
成立於1979年的省考古研究所，35年來，所配合基本建設專案的考古發掘面積就達58萬平方米，清理墓葬8332座，出土各類重要器物69721件、各類文物標本10餘萬件。
是他們，將“浙江人”的活動歷史從5萬年上推到100萬年。
是他們，將“浙江人”的農業文明從7000年上溯至11000年。
鑑往而知來，這是考古獨特而不可替代的價值。這群考古人，肩負著全省10萬平方公里地下、地上文物保護的重任，承擔著探尋浙江大地人類文明歷史和文物保護的使命。
從杭州出發沿老104國道西行，穿過良渚鎮，駛進杭城北郊的瓶窯鎮，滿目是綠油油的稻田。
你能否想象，這裡曾經誕生過一個比大禹治水還要早的神奇王國，它與古埃及處於同一時期，這就是良渚古城。我們都知道埃及金字塔的偉大，可是從城市的規模與建築工程來看，良渚古城絕不亞於古埃及文明。
以莫角山為中心的良渚古城略呈長方形，面積有3平方公里，雄偉的城牆有40米至100多米寬，是目前發現的國內同時期最大的城址。這一發現，讓中國最早的都邑水落石出，使中華五千年文明成為可靠的史實。
而這驚天發現的第一鏟，就是省考古所副所長劉斌剷下去的。
這是怎樣的輝煌？四五千年以前，在這片土地上，已經有勤勞聰慧的良渚人以文明城邦的形態在這裡繁衍生息。
關於中華文明的源頭，這有多大的價值！
在中國考古界目前進行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研究中，一共只選取了3個代表性都邑遺址——浙江良渚、山西陶寺、河南二里頭，其中，良渚古城是年代最早、規模最大、城市結構最清晰的一個，是目前當之無愧的中華第一城。
在莫角山東坡下，有幾間舊樓房，那便是劉斌日常辦公、居住的地方，也是浙江考古人嘴裡的“八角亭”。
自良渚古城被發現以來，劉斌便全身心駐紮在這裡，與其他考古人員一道，冒酷暑、戰嚴寒，長年累月奮鬥在野外第一線。
“找劉斌啊？去‘八角亭’，他在那裡住的時間比回家住的時間多多啦。”隨便向省考古界的哪一個人打聽劉斌的下落，都會得到這樣的回答。
知道的人都說，劉斌每年在良渚考古點上的工作時間長達300多天，晴天就下田野，雨天就在辦公室整理材料。忙完一天的工作，夜裡還常常和隊友對著古城的航拍影像和地圖熱烈地討論。“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這是對田野考古工作的真實寫照。
“一部陶瓷史，半部在浙江。”提到浙江陶瓷史，就不得不提起一位響噹噹的瓷器專家——沈嶽明，他是省考古所黨總支書記。
沈嶽明從北大畢業後進入省考古所，一干就是28年。1990年，他在慈溪發現了與官窯產品面貌、特徵一致的瓷器，後來根據年代判斷應該是南宋早期的產品。這一發現，不僅找到了宋高宗南渡後使用的第一批瓷器的產地，而且將越窯燒造的下限由北宋早中期延至南宋！
“當時所有的卡片，從繪圖到文字描述都是自己做的，由於沒有技工，考古隊員的工作量特別大。”沈嶽明住在老鄉家裡，白天發掘，晚上寫報告。沒有桌子，就拿出老鄉家的竹匾，用凳子支著，把卡片一張張排到竹匾上。因為太累了，沈嶽明的眼底大出血。
“比起30年前，這算是好的了。”芮國耀奮戰在田野考古一線已整整30年。
苦，那時真的苦。田野考古在農村，上世紀80年代初期，農村生活條件差，他住過草頂的泥坯房，地上全是泥，沒自來水，全靠井水……
那時跟家人的聯絡只能靠書信，聯絡很不方便，因為郵件到偏遠鄉村要花很長時間。
芮國耀如今在回憶往年的艱苦時，只剩下了輕描淡寫。
“如果再給你一次選擇的機會，還會再選考古嗎？”
“我想，我還是會。” 芮國耀意味深長地笑了，從他的眼神中，我們讀到了一以貫之的堅守。
“歷史得靠我們的手把它挖出來。堅持了30年，就是因為喜歡，有感情在裡面。” 芮國耀覺得，每一次發掘，都有新的現象可探討，每一次都有新鮮感，“雖然苦，但值得！”
“他們的付出有目共睹，他們的成就有口皆碑。”這是北大考古文博學院院長趙輝對浙江考古所的評價，“他們把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歷史給豐富起來了，這個歷史是靠他們一鍬一鏟一天一天攢出來的。這種貢獻沒法用貨幣來衡量！”
獨立天地證青史。“考古人都是一群理想主義者。”這是另一位長期堅守一線的考古人鄭建明對這個行當的評價。
離開繁華的都市，無數個陰晴風霜雨雪、冷暖苦樂自知的日子從指縫間滑過。
考古，在尋找記憶，恢復記憶。
而對考古人而言，灶臺、土坑、大鍋……鄉村真實的記憶，淡如清風，吹拂著他們的考古情懷。
“既然選擇了，為什麼不踏踏實實地走下去呢？”在我們與省考古所一線考古人員的交往中，沒有看到過悔意，甚至在這裡乾的，沒有過“跳槽”的先例。
“我們在完成對歷史記憶的佐證！”他們驕傲地說。
在省考古所，每個一線考古人都想破譯歷史留下的謎團，他們將生命融入了事業，懷揣著一輪耀眼的理想，來了，就捨不得離開。
無字地書：
一股堅韌的生命激情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離騷》
考古人，與家人聚少離多，飽含著思念的痛楚與難以陪伴的遺憾。
然而，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他們堅守著精神高地，葆有著生命激情，在“捨棄”中始終追求。
早上6時30分，安吉紅楓新村南苑的一家農民房的大門就會準時開啟，考古人田正標會推著腳踏車出門，騎車穿過幾處紅綠燈，在省道邊的一處“黃土包”前停下來。
這裡，是他正在發掘的上馬山古墓葬現場。
藍藍的天，黃黃的土，映著他被曬得黝黑的面板，格外醒目。
“面朝黃土背朝天”，這句形容農民的話同樣是考古人的形象寫照。如果不說出來，沒人知道他是考古專家，只會以為是個在這一帶幫忙的農民。
扶著幾塊三合板拼成的樓梯扶手，上到農民房的二樓小間，我們看到了田正標的“家”。
這完全是一間毛坯房，灰色水泥牆裸露著，沒有粉刷，靠牆擺著一張鋼絲床，周圍用幾塊硬紙板與水泥牆擋開些距離，這就是田正標的“蝸居”。
房間裡孤零零地裝了一隻節能燈泡，沒有窗簾，更沒有空調、電扇等電器，有的只是一個簡易書架和一張摺疊工作臺，上面擺滿了考古發掘資料。
就是在這個簡陋的5平方米空間裡，田正標每晚擰開節能燈，開啟摺疊工作臺，一點點將文物資料整理、歸檔。
2001年，跨湖橋遺址開始正式發掘，那是最炎熱的8月，工地上沒有一棵樹，參與發掘的考古隊員就這麼在烈日下曬著，衣服反覆被汗水浸溼，每次收工時都會發現上面浮了一層鹽漬。
考古人蔣樂平對當時的辛苦仍然歷歷在目。為了給隊員們降溫，他想出了一個辦法，在發掘的位置上用破篷布搭起一個臨時小帳篷，可以隨時根據挖掘進度移動。
當時的發掘隊住的是工地附近的老廠房，房間裡擺著一張張簡易床，天花板上吊了一箇舊電扇，“嘎吱嘎吱”響個不停，卻因為距離太遠，根本吹不到風。
蔣樂平就和同伴們一起往地面上灑水，“但地面溫度高，熱氣向上蒸騰，反而弄得屋子裡更熱，最後我們只能搬到外面去睡了。” 蔣樂平停了停，“記得當時正在流行唱《長征》這首歌，弟兄們就坐在室外的草蓆上，一起大聲唱，現在回想起來，我依然會被這歌聲感動。”
轉眼又到了冬天，天氣冷到了“伸不出手”的溫度，但是為了保持挖掘文物時的“手感”，考古隊員們仍然堅持不戴手套，一點一點地在泥土裡刨著，凍瘡、裂口，幾乎佈滿了雙手。
考古人還一直在行走中，在崇山峻嶺或山丘平原中尋找古代遺存，靠腳一步一步去丈量。
沈嶽明與同事在德清進行窯址調查時，就要漫山遍野找瓷片。
他們去的可都是一座座荒山，荊棘、柴草經常會劃破臉、手、腳。“我們調查時，要把發現的瓷器碎片揹回駐地進行清洗、研究。”於是，“背瓷片”也成了研究瓷器的考古人的“必修課”。隨著調查路程的增加，發現的瓷器標本越來越多，肩上的擔子越來越重，腿越來越沉。
沈嶽明用手比劃著說，每天都要背三四十公斤重的瓷片，有時甚至超過50公斤，那就是一大麻袋。
“動”和“靜”，在考古人身上同時存在，漫山遍野的尋找之外，還要靜心去做耐心活，否則，一不當心，就可能與重大發現擦肩而過。
有一次，在發掘一座墓時發現了8件漆器，“漆器都有所損壞，得用毛筆一點一點刷，要非常仔細，有些漆器破損比較嚴重，裡面都變土了，只剩下漆皮，只要稍不留神就沒了。” 為了完好地儲存漆皮，沈嶽明趴在地上，小心翼翼地剔了兩三天，因為雨天比較潮溼，就墊了一塊油布雨披在地上，整個人趴在那裡一點一點做。
生活條件艱苦，工作枯燥沉悶，這些對浙江考古人來說都不是什麼問題。孤單和寂寞，以及對家人的思念和愧疚，才是考古隊員心中難以消解的疼痛。
省考古所副所長王海明是個大忙人，主要負責協調配合基建考古的前期工作，在家的時間少得可憐。
2010年，杭長高鐵施工全面鋪開，工程建設中的搶救性發掘迫在眉睫，同樣是王海明負責先期“談判”與協調工作。
就在接到召開杭長高鐵文物保護專題會的同時，王海明也接到夫人癌症晚期的病危通知書。王海明咬了咬牙，一狠心把通知書往兜裡一揣就趕去會場，在場的人員無不為之動容。“不是我不想在她彌留之際陪陪她，實在是不能兩全啊。”時至今日，他仍然覺得虧欠妻子，說起這事，眼裡還會泛出淚光。
樓航和陳慧珉是省考古所的一對雙職工，對常年奔波於考古一線的丈夫，在同一個單位做文物保護工作的妻子陳慧珉更多的是理解。
“考古是很辛苦，但總要有人去犧牲，要不人類的文明如何去追尋？”陳慧珉從未抱怨過。
她，是理解丈夫、理解考古的，所以她一個人挑起了照顧兒子和雙方老人的重任，無怨無悔。
但有一次，她忍不住落淚了。
兒子讀小學時寫了一篇《我的家庭》的作文：“我的父親工作很忙，經常在野外工作。其實，我是生活在一個比較單薄的家庭……”
“單薄的家庭”那幾個字，一下擊中了陳慧珉心底最柔弱的痛。
“我看了這篇作文後大哭一場，也許單薄這個詞用得不妥當，但兒子當時那種落寞的心情就表現在這兩個字上。” 陳慧珉明顯有些哽咽。
考古人是家庭的“旅客”，有的新婚蜜月是在考古工地上度過的，有的全家在工地上過年，有的妻子坐月子時也無法照顧……反過來，那溜走的時光，都投入了與農村老鄉的朝夕相處中。
目前正在參與發掘良渚古城的省考古所領隊王寧遠，曾在海鹽西面一處遺址挖掘的時候，住在附近的一個自然村裡。剛紮營的時候，以為只要23天就可以完工，結果一待就是23個月。
“我剛去的時候村裡100口人，後來，兩個老年人過世了，再後來，出生了一個娃，我走的時候，那村子99口人。”王寧遠不僅知曉村裡的人口波動，還常到老鄉家裡喝喜酒，“老鄉都說我和‘編外村民’差不多了，哪家哪戶幾口人我一清二楚。”王寧遠笑著說，當然，村民待他們，真的就像對待家裡人一樣，不分親疏。
一個人內心堅持的氣質、持續燃燒的激情是可以感動人的，並因此改變許多人與事，更何況是一個群體一代代地傳遞。
“這是一個很和諧奮進的團隊。在這裡，你可以感受到一種良性競爭的力量，迫使我不斷進步。”說起當時跟著老同志發掘的情景，1988年廈門大學考古專業畢業的丁品記憶猶新，“他們的嚴謹，他們的堅守，他們的吃苦精神，讓我折服。”
再後來，丁品能夠獨立帶隊發掘遺址了，“當時的成就感讓我一下就愛上了考古。”2005年冬天在湖州發掘錢山漾遺址，“下大雪，我們每次都是先把雪鏟掉再進行開掘，發掘的過程讓我們欣喜若狂，根本感覺不到艱苦。”
在省考古所的一線考古人員中，還有個唯一的女性——遊曉蕾，2011年畢業於山東大學考古系。
很多人都說：考古這工作不適合女性。一進單位，所領導就問她去田野考古有沒有什麼要求？她想了想，不好意思地說：“能洗澡就行。”
與所有女孩一樣，曉蕾也愛美，有時候發掘工作要在夏天進行，烈日炎炎下，她就抹上厚厚的防曬霜，戴上帽子。
“夏天在工地上，大家會砍4根竹子搭起防曬網，這樣就不至於被辣日直曬。”有時候，曉蕾也會露出女生的柔弱，一次在野外做調查，她和幾個技工在山頭上遇到了蛇，“聽村民說，這裡的蛇幾乎都是毒蛇，那時我很害怕，幸虧有同事幫我壯膽。”
現在，省考古所已注入了4位像遊曉蕾這樣的“80後”新鮮血液。
最新進考古所的“85後”閆凱凱，報到那天，從濟南坐火車凌晨四五時抵達杭州，8時趕到考古所報到，連辦公室也沒來得及分配，下午就直接派到工地上，行李一併帶往田野駐地。
就這樣，顛簸的土路，低矮的平房，空曠的院子，喧鬧的雞舍，刺鼻的豬舍……習慣了城市生活的年輕人，走在了鄉間小路上，吃著相同的農家菜，喝著相同的井中水，在考古工地留下了無悔青春。
抽絲剝繭：一種較真的科學精神
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捨，金石可鏤。——《荀子》
如果要用一種色彩形容考古事業，那麼一定是黃褐色的，因為，那是泥土的顏色。
每次尋找考古工地，都要費一番周折，因為工地全都沒有明確的路標指示，又都位於偏僻的地方。
第一次走進省考古所領隊趙曄位於良渚文化村旁的工地，工地旁的汽車上蒙著厚厚的一層灰，“天晴的時候，一兩個小時就能積那麼多灰，天下雨的時候，工地的路全是泥，沒法走。”
我們到達遺址現場的時候，考古人員正準備清理東半部的一座墓葬。
30分鐘過去了，只清理了幾件陶器的碎片，“很多時候我們就好像在做‘無用功’，半天也挖不出一點東西。”趙曄知道，考古中的驚喜總是在漫長的勞作和重複的工作之後，文物見天日的一剎那，每個考古人都有積蓄良久後的驚喜。
“玉管！”眼尖的考古技工從陶器邊的土堆裡挖出了一個良渚時期的玉管，“發掘出的物品一定要保持在原位，因為這些遺蹟現象要等著照相、繪圖，還要做詳細的文字記錄。”
趙曄已做了20多年的考古，“考古是一個修身養性的職業，慢慢地，你會剔除掉浮華，去掉浮躁，靜下心來，而且，跟古人打交道，你會去思考一些東西。”
和泥土打交道的考古人，換一個工地，就像換一個家。“我們停在哪裡，哪裡就可以起火燒飯，走到哪裡，哪裡就是家，碗筷煤氣灶都帶去的，還有棉被，只要用得到都帶去。”考古人鄭建明回憶說。
“今天走到一個地方，做一個標記，記住周圍的環境，第二天再從這個點開始走。”鄭建明說，“一般大山有好幾個人一起翻，有人走山坡上面一點，有人走山坡下一點，鋪開來，拉網式搜尋。”“因為全部都是主動性調查，一定是地毯式搜尋，一點都不能投機取巧。”
考古生活是寂寞的，而史前時期的考古，更是如此。
長年從事舊石器考古的徐新民，由於考古所裡做舊石器研究的只有他一個人，找不到人對話，便成了“最寂寞”的人。
“舊石器涉及的範圍廣，但比較枯燥，東西看來看去就這麼幾塊石頭。”“舊石器調查特殊，不是完全配合基建，需要根據線索自己去尋找。”徐新民說，“因為現在植被好了，調查洞穴時必須帶著柴刀，沒有柴刀開路就找不到洞穴，有時還得帶上乾糧，上山後根本沒時間出來吃飯。”
如此寂寞，徐新民卻已經堅持走過10年。問起原因，徐新民說：“是老考古人張森水先生的人格魅力以及對學術的追求，深深打動了我。”
一提起老師，他的言語間隨即升騰起無限的敬佩：“張先生是從浙江走出去的舊石器研究者，他一直念想能夠在浙江找到舊石器時代人類活動的文化遺址。”
張先生去世後，這根接力棒便被徐新民緊緊地握在了手裡。透過艱辛而枯燥的野外調查，如今在浙江的大地上，發現近100處舊石器地點。
學科的巨大進步依賴兩個方面，點狀的突破或者學科的長期大量歷史性的積累。考古學就屬於後者，“這需要更多默默無聞腳踏實地的工作，到野外實實在在地記載。”
省考古所的方向明憶起1989年的往事，歷歷在目。他的第一個工地在奉化，那時所裡的老先生定下的考古規矩很多，“工地上不能坐小板凳，因為一坐就沒法幹活，只能蹲著，也不能在旁邊休息。冬天不能戴手套，因為帶了手套就沒有手感。”這些當時看來死板的條條框框，後來都成為他考古人生中的“金科玉律”。
方向明的線描圖，是省考古所裡做得最好的。雖然畫圖比較繁瑣，但他能在繁瑣中尋找樂趣。
“畫一件很好看的玉琮，畫一天兩天都不嫌煩。”不僅如此，當時瑤山遺址出土有一串珠子，大約兩三百顆，珠子都長得差不多，他都能一顆一顆地畫過來。
做線繪圖，必須嚴謹，一絲一毫都不能差，這需要極大的毅力。“我畫圖，估計要按單件算的話，肯定已經超過一萬五千件了。”方向明估摸著說。
一個考古報告，畫畫的時間佔到一半以上。對於方向明而言，這是一個有趣的過程，“畫的時候，可以把自己的觀察主動體現線上描圖上，這是考古報告中很有價值的一部分。”
在他看來，發掘得再輝煌的考古工程，最後也一定要以報告形式呈現，這是一種責任，“歲月久了，文物最終還是會毀掉的，修好的陶器，過個幾百年也可能會塌，而科學的報告能夠長久留存。”
考古，就是一個持之以恆的過程，這種堅持就像繡花，要耐得住寂寞，沉得住氣。考古的流程非常複雜，然而成就卻不能立竿見影。挖掘、拼對、分類、拍照、制卡片，這一系列繁瑣的步驟都需要剔除浮躁，靜下心來一步步完成。
考古，還是一個發現美的過程，這種美不僅來自破土而出的器物，更是上萬年人類活動留下的內在文化之美。
孫國平，省考古所考古一室主任，已經與田螺山相伴了十個年頭。
在田螺山挖掘現場，考古人孫國平與其他考古工人一起，在探方中井然有序地忙碌著，“別看這麼一個土炕，這裡面的文物堆積密度非常大，本身價值也很大。”
“大大小小的陶片，都要一一發掘、淘洗、分類、拼貼、編號，每一塊用記號筆寫上編號，工作量非常大。”
以前的遺址發掘都是撿幾塊保留就好，但孫國平堅持將遺蹟全部保留，所以，田螺山遺址裡保留的資訊量很大，“比如這些細碎的小陶片，可能單個看看說不出什麼名堂，但如果仔細綜合地觀察，還是有可能發現其性質和用途。”
田螺山遺址的發現，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河姆渡文化中地面環境條件最好、地下遺存比較完整的一處依山傍水式的古村落遺址。
這10年，是辛苦付出的10年，也是滿載收穫的10年。會不會還有下一個10年呢？孫國平笑著說，一定會。
考古人要憑藉一雙肉眼知曉地下的一切，沒有深厚的功力是無法做到的。如果用一句話概括考古工作的特點，莫過於“大膽想象，小心求證”。思想的靈動奔放和行動的踏踏實實，已經成為浙江考古人身上交織的鮮明特質。
鄭嘉勵，省考古所考古二室主任，一個深受費孝通《鄉土中國》“田野調查”影響的考古人。
“我以前以為考古接近於自然科學，後來發現，考古與歷史、社會都有密切的聯絡，有了更廣闊的田野，才能為社會提供更多的思想養料。”鄭嘉勵一字一頓，“考古，需要人文情懷。”
“出人才、出成果、走正道”——這是省考古所第一任所長提出的方向，如今，都做到了。
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教授高蒙河每次說起浙江省考古研究所這支考古隊伍，都會豎起大拇指，“真是響噹噹！”
“從發現研究到保護利用，再從保護利用到弘揚傳承，他們能很好地做到將這幾個方面一體化了。”高蒙河說，“在如何從專業進一步走向為社會文化發展服務方面，他們還作出了獨特的帶有浙江特點的東西。”
他們“讀盡了相關的每一條史料，也走遍了相關的每條河谷”，他們往往住在老鄉家裡，一住就是好幾年，除了要和地下文物打交道，還要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對農村問題有很深的感悟。
他們深入社會底層，對社會發展有著更直觀的感知。他們是文物的保護者，同時也是鄉土社會的見證者。
“哪個地方有高速公路的推進，就一定會有考古人員站在推土機的前頭。”這是長期從事基本建設考古的考古人王海明的感悟。
根據《浙江省文物保護條例》規定，大型建設專案超過3萬平方米的都要經過考古調查勘探。
於是，考古人開始與挖土機賽跑，爭奪時間。
一個重大工程的推進，必然會對地下文物遺蹟產生一定程度的破壞。於是，一個難題便擺在了考古人的面前：該如何既做好文物保護工作，又儘量讓經濟建設發展不受影響？
“兩利相權取其重。”王海明給出了自己的答案。“文物保護重要，但我們也不能死板，要從整個經濟發展的大背景下來考慮文物保護事業，也要為對方的立場著想，找到結合點。”
只要一接到通知，王海明一定第一時間作出反應，24小時內趕到現場，哪怕半夜三更，哪怕天矇矇亮，他都會披星戴月趕過去。
“
考古人員要學會入鄉隨俗，學會和不同的人打交道，甚至要單槍匹馬解決很多社會問題，考古人都有一套社會工作經驗。
”常年“混跡”於農村的他感嘆說，“考古需要與古人對話，更需要傾聽今人的心聲。”
在河姆渡，曾經出土一件文物，象牙雕刻，中間由多個同心圓構成，上端刻有濃烈的火焰狀，形如太陽，兩邊是昂首相望、振翅欲飛的雙鳥，據說是鳳凰的前身。
燃燒，無悔。
青史，留痕。
就是這樣一群守候“鳳凰”的人，他們帶著上窮碧落下黃泉的勇氣，踏著歷史的河流而來，用一腔熱血書寫著當代考古人的使命與擔當，用美麗的職業情操守望著人類文化精神的家園。
他們身上粘滿了故事，他們總是對家人欠賬太多，他們由城入鄉，感受著太多的文化碰撞和心靈震盪……滴滴汗水匯入深厚的土地，是他們，夯實了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堅強基石。
他們的名字，他們的探索，他們的事蹟，綴合成這個時代的“最美群體”，熠熠生輝——在理想召喚下排除千難萬苦，在物質大潮中堅守精神高地，將個人的價值追求與國家民族的文化夢想緊密相連，他們激發出巨大的正能量，推動社會的車輪滾滾向前！
原載《浙江日報》2013年05月13日
本報記者 王婷 董穎 通訊員 尤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