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而優則仕”，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惟一人生價值實現的途徑就是出仕做官，實現治國平天下的抱負，光宗耀祖。古代知識分子為了實現“學而優則仕”的人生理想目標，日常生活與行為、日常思考與思想，都會圍繞著那個時代的選官制度。即：歷代選拔官員的途徑與制度，對文人的思維模式、行為方式影響至深。文學創作，作為文人思想特徵、精神面貌的形象體現，集中地表現了特定時代文人的思維與行為的特點。換言之，歷代的選官制度對文人乃至文學創作產生深刻久遠的影響。
一、兩漢察舉制與遊子思婦題材
先秦時期，古代選官制度與文學創作都在萌芽、發展、形成一定規模的初始期。學者認為，戰國時期官僚制度才初步形成，這一時期大致處於世卿世祿制階段。當時知識分子數量極少，從事文學創作者更少。況且，“學而優則仕”也還沒有成為當時知識分子的惟一選擇。所以，在這一時期，選官制度與文學創作兩者之間並沒有顯示出來太多的關聯性。
《論語·子張》載：“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經過先秦的百家爭鳴時段，西漢最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確立了儒家獨一無二的思想統治地位，“學而優則仕”亦漸漸成為古代知識分子惟一的人生道路選擇。西漢以來，文學創作與選官制度的密切關係，日益彰顯出來。
西漢確立的選官制度是“察舉制”，即由地方長官在轄區內隨時考察、選取人才並推薦給上級或中央，經過試用考核再任命官職。漢高祖曾下求賢詔：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慧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佈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酇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遣。
西漢建國，便建立起察舉制大致框架。而後，惠帝、呂后詔舉“孝弟力田”，文帝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察舉制逐漸完善。漢武帝“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至此，西漢察舉制基本完備，成為知識分子進入仕途的最重要途徑。
此外，直接上書朝廷，闡述政見，也有機會進入仕途。如，東方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詔拜以為郎，常在側侍中。”又，終軍“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軍為謁者給事中”
察舉制度之下，士人除才學能力之外，關鍵需要讓外人熟悉自己的聲名或才能，方有機會獲得薦舉。寒窗苦讀，面壁十年，與世隔絕，就完全不可能獲得薦舉的機會。士人必須透過相當的方式，弘揚聲名，引起關注，其中，遊歷與拜謁就成為主要手段。上書朝廷，同樣需要遊歷與拜謁。這樣的風氣，自武帝以後開始蔓延，兩漢各舉一例以見之：
（主父偃）遊齊諸子間，諸儒生相與排儐，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北遊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以諸侯莫足遊者，元光元年，乃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乏，留久，諸侯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
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也。少好學，博涉書記，贍於文辭。年二十餘，遊學青、徐、並、冀之間，與交友者多異之。
東漢以後，此風愈熾。“自和、安之後，世務遊宦，當塗者更相薦引。”“多助者為賢才，寡助者為不肖……桓、靈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賓客為務。冠蓋填門，儒服塞路，飢不暇餐，倦不獲已。”世風日下，察舉變味，其間充斥著營私舞弊，《抱朴子·審舉》雲：“靈、獻之世，閹官用事，群奸秉權，危害忠良。臺閣失選用於上，州郡輕貢舉於下。夫選用失於上，則牧守非其人矣；貢舉輕於下，則秀、孝不得賢矣。故時人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又云：‘古人慾達勤誦經，今世圖官免治生。’蓋疾之甚也。”於是，遊歷拜謁、疏通關係、藉助外力成為士人第一要務，行萬里路比讀萬卷書更為重要。應璩詩云：“京師何繽紛，車馬相奔起。借問乃爾為，將欲要其仕。”
再讀《風俗通義》的一則記載：
太尉沛國劉矩叔方，父字叔遼，累祖卿尹，好學敦整，士名不休揚，又無力援，仕進陵遲。而叔方雅有高問，遠近偉之，州郡闢請，未嘗答命，往來京師，委質通門。太尉徐防、太傅桓焉二公，嘉其孝敬，慰愍契闊，為之先後，叔遼由此闢公府博士，徵議郎。叔方爾乃翻然改志，以禮進退，三登臺袞，號為名宰。
劉矩乃東漢名臣，號為賢相，《後漢書》有傳。劉矩長輩“士名不休揚，又無力援”，必然“仕進陵遲”。劉矩“雅有高問，遠近偉之”，才有“州郡闢請”、二公“為之先後”，劉矩由此“三登臺羈，號為名宰”。《後漢書》載：“矩少有高節，以父叔遼未得仕進，遂絕州郡之命，太尉朱寵、太傅桓焉嘉其志義，故叔遼以此為諸公所闢，拜議郎，矩乃舉孝廉。”劉矩長輩的出仕得官，獲益於劉矩的聲名。
明瞭兩漢察舉制下形成計程車人熱衷漫遊之世風和“處士純盜虛名”之士風，就會對《古詩十九首》的主題有更加深入的體會。《古詩十九首》的核心話題就是“遊子思婦”，正是這種“冠蓋填門，儒服塞路”之奔波勞頓的心路歷程之展現。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反。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複道，努力加餐飯。
這是以居家妻子的口吻抒寫對飄零在外丈夫的思念之情，語言質樸曉暢。然卻運用了多種修辭手段來表現自己的情感，如點化前人詩語、比喻、誇張等等，離別相思之情被寫得細微而生動。結句對丈夫的體貼關心，是直接學習了漢樂府《飲馬長城窟行》。
《古詩十九首》反覆吟唱著這一主題：“涉江採芙蓉，蘭澤多芳草。採之慾遺誰？所思在遠道。”“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涼風率已厲，遊子寒無衣。”“客行雖雲樂，不如早旋歸。”遊宦途中，他們當然會表現對功名利祿的極端熱望：“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為守窮賤，轗軻長苦辛。”“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得不到薦舉，他們就會有種種怨言：“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蹟。”或者會有知音難覓的感慨：“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長年遊歷拜謁失敗，又會產生人生苦短、及時行樂等頹廢情緒：“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從察舉制背景下文人的生存常態角度考察，《古詩十九首》的系列主題能夠得到很好的解讀。
再將視野拓展到兩漢其他文學創作，遊子思婦也是最為常見的主題。漢樂府《飲馬長城窟行》主題與《行行重行行》完全一致，開篇即雲：“青青河邊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再舉兩首漢樂府為例。《悲歌》雲：“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思念故鄉，鬱郁累累。欲歸家無人，欲渡河無船。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古歌》雲：“秋風蕭蕭愁殺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誰不懷憂？令我白頭。胡地多飆風，樹木何修修。離家日趨遠，衣帶日趨緩。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遊子的悲苦情緒鬱積到無法抑制、傾瀉而出的地步，感情極為強烈。遊子長期離家，對家人與家鄉的思念無日不縈繞於心頭。思念已極，只能以遠望來排解，但是，遠望永遠不能“當歸”，引起的是更多的苦痛。思鄉淚已流盡，只能以悲歌傾訴內心情感。後一首詩人用肅殺淒寒的秋風作背景，強化了抒情效果。詩歌的語言極其質樸，感染力卻很強。《文選》所載七首所謂李陵、蘇武詩，主題皆為遊子思婦，所謂“請為遊子吟，泠泠一何悲。”如雲：“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握手一長嘆，淚為生別滋”之送別，“臨河濯長纓，念子悵悠悠。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良友遠別離，各在天一方”之相思，皆情真意切，入木三分。
同樣一個主題，在兩漢不同時段、不同作家手中反覆出現，成為那個時代表達最為頻繁的話題，其共同關聯性或深層原因卻一直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古詩源》錄入《古詩十九首》後，簡評雲：“十九首大率逐臣、棄妻、朋友闊絕死生新故之感。”將作者身份首先確定為“逐臣”，就是沒有將上述創作與察舉制聯絡在一起閱讀而產生的誤解。遊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比較確切地解讀了這系列作品的背景，說：當時文人“為了尋求出路，不得不遠離鄉里，奔走權門，或遊京師，或謁州郡，以博一官半職。”可惜沒有將這種現象聯絡到當時的選官制度，沒有給學界留下深刻的印象。袁行霈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很好地闡述了《古詩十九首》所展現的“遊子思婦的萬般情懷”，同樣沒有揭示何以如此的原因。其他文學史研究者認識或者更加模糊，他們強調“東漢中後期那個統治思想崩潰、社會動盪不寧的時代”，文人們尋找不到“人生的出路”，“生命短促、人生無常的感傷，這時在他們心中顯得更為強烈”，由此“展開了閨怨、友情、相思、懷鄉、遊宦、行役、勸慰、願望……等各項內容。”似是而非，完全沒有理解選官制度作用下所形成的世風與士風對文學創作之影響。
二、六朝九品中正制與玄言山水題材
東漢末年，察舉制走向窮途末路，後來當政者不得不有所改變。翻檢《漢書》、《後漢書》列傳，很容易發現：兩漢獲得薦舉進入官場的大都是官宦子弟。學者透過統計，得出以下結論：東漢察舉“幾乎全被上述計程車族集團所壟斷，一般寒族進身之望微乎其微。”這在先秦貴族世卿世祿制下發展而來，且始終是“官本位”的兩漢專制社會體制中，上述現象是必然的。“權門貴仕，請謁繁興”，已是東漢以來的普遍現象。不同級別官員的子弟，獲得薦舉的機會和力度都是不一樣的。東漢末年，察舉制的話語權實際掌握在世家大族手中。察舉制中，已經有了九品中正制的大致輪廓。
曹魏時期，察舉制依然存在，然已逐漸退出歷史舞臺。黃初元年（220），魏文帝曹丕採納吏部尚書陳群的意見，確立九品中正制。朝廷設定各級中正官，專門負責品評人物，品評的最主要標準是家世門閥，同時要顧及個人行狀，所謂“家世”和“德才”，以九品確定人物。九品中正制下，門閥世族掌握了選舉權，最終形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局面。
九品中正制背景下，門閥和品評成為選官的兩大要點。門閥是確定的，品評卻有高低優劣之分。六朝知識分子圍繞著品評，就會有系列的作為，《世說新語》便是這系列作為的實錄。《世說新語》分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等三十六門品評人物，大致涵括了六朝品評士人的各個角度，因此形成所謂的魏晉名士風度。在實際操作中，對人物的品評更加簡化，並沒有如此詳盡的分門別類。即：人們以當代盛行的世風和士風來品評人物。六朝士人，由此趨同當代世風與士風，文學創作特色也因此形成。
六朝盛行玄言清談，《文心雕龍·論說》雲：“迄至正始，務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論。於是聃周當路，與尼父爭塗矣。”魏晉時期，距西漢“罷黜百家”時間較近，儒家在思想領域的絕對統治地位還沒有牢固樹立。竹林七賢等士人以老莊玄學對抗司馬氏，外莊內儒，儒家在某種程度上退居次位。兩晉時期承襲此風，老莊玄學繼續盛行。然而，這時段“玄學主要只是一種沿襲的文化行為方式和士大夫的時髦風氣。……魏末玄學家談玄重在辨析‘玄’；西晉玄學家則偏於表現‘談’，透過談玄表現名士風采。”由此，善玄言清談者易得美官。《世說新語·文學》載：
張憑舉孝廉，出都，負其才氣，謂必參時彥。欲詣劉尹，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張遂詣劉。劉洗濯料事，處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張欲自發無端。頃之，長史諸賢來清言。客主有不通處，張乃遙於末坐判之，言約旨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真長延之上坐，清言彌日，因留宿至曉。張退，劉曰：“卿且去，正當取卿共詣撫軍。”張還船，同侶問何處宿，張笑而不答。須臾，真長遣傳教覓張孝廉船，同侶惋愕。即同載詣撫軍。至門，劉前進謂撫軍曰：“下官今日為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選！”既前，撫軍與之話言，諮嗟稱善，曰：“張憑勃窣為理窟。”即用為太常博士。
崇尚玄言清談，很快對文學創作形成影響，西晉後期玄言詩逐漸流行。《文心雕龍·時序》雲：“自中朝貴玄，江左稱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迍邅，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詩品序》亦云：“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這裡舉出的玄言詩代表作家是孫綽和許詢，以孫綽為例。孫綽有《贈溫嶠詩》五章，讀其中二首：
大樸無像，鑽之者鮮。玄風雖存，微言靡演。邈矣哲人，測深鉤緬。誰謂道遼，得之無遠。
既綜幽紀，亦理俗羅。神濯無浪，形渾俗波。穎非我朗，貴在光和。振翰梧摽，翻飛丹靈。爰在衝齔，質嶷韻令。長崇簡易，業大德盛。體與榮辭，跡與化競。經緯天維，翼亮皇政。
孫綽自我評價，便以清言玄詠自傲：“然以不才，時復託懷玄勝，遠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自謂此心無所與讓也。”《文心雕龍·明詩》將孫綽與袁宏並提，雲：“江左篇制，溺乎玄風，嗤笑徇務之志，崇盛亡機之談。袁、孫已下，雖各有雕採，而辭趣一揆，莫與爭雄。”孫綽為一時玄言詩代表人物，在當時是獲得公認的。然而，品讀上述兩首作品，既無哲理思辨的深度，又無文學審美的愉悅，玄言詩得以流行，足以見出九品中正制下重門閥和品評，已經將文學創作匯入歧路。
另一位玄言詩的代表人物許詢，居然沒有完整的玄言詩流傳至今，可以說明讀者的審美選擇。許詢留存至今的詩歌片斷，大抵離玄言較遠，略有文采，下文還將提及。
老莊的志趣乃清靜無為、迴歸自然，故其倡言隱逸，偏重山水。於是，山水風景在玄言和士人生活中就佔有相當的位置。況且，玄學家認為自然界的現象和變化都能體現“道”和“理”，或者乾脆就是“道”和“理”的衍化派生。所以，兩晉士人談玄時，往往藉助山水說明理趣。《世說新語·賞譽》載：“孫興公為庾公參軍，共遊白石山，衛君長在坐。孫曰：‘此子神情都不關山水，而能作文。’”孫綽認為山水與作文關係最為直接，才有此評說。孫綽《贈謝安詩》雲：“幽源散流，玄風吐芳。芳扇則歇，流引則遠。樸以凋殘，實由英翦。……青松負雪，白玉經飈。鮮藻彌映，素質逾昭。”便有借景說理之意。孫綽《蘭亭詩》其二雲：“流風拂枉渚，停雲蔭九皋。鶯語吟修竹，遊鱗戲瀾濤。攜筆落雲藻，微言剖纖毫。時珍豈不甘，忘味在聞韶。”創作重心完全轉移到山水風景，“微言剖纖毫”、“忘味在聞韶”方略略有玄言之意。許詢存今詩只有三殘句，殘句一雲：“青松凝素髓，秋菊落芳英。”當為玄言中之寫景。
玄言詩“理過其辭，淡乎寡味”，其中言山水風景的句子頗值得吟詠回味，故六朝士人酷愛山水。而且，“散懷山水，蕭然忘羈”，正是魏晉名士風流之一種。六朝士人幾乎所有的審美熱情，都在山水之間得到了釋放。除了玄言詩中時時點綴的山水句子之外，其他文體中多有山水描寫。尤其是相互之間的通訊，不乏全篇都寫山水者，如陶宏景《答謝中書書》、吳均《與宋元思書》等。舉後一篇為例：
風煙俱淨，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裡，奇山異水，天下獨絕。水皆縹碧，千丈見底，游魚細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夾岸高山，皆生寒樹。
書信中沒有寒暄客套，其目的就是為了述說得山水之樂，可見六朝士人對山水之沉湎。
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山水詩應運而生。六朝山水詩，何嘗不是以山水來映證玄言！謝靈運山水詩大都以玄言結束，前文的山水景色都成了最後玄言之映證。其《登池上樓》雲：
潛虯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霄愧雲浮，棲川怍淵沉。進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祿反窮海，臥痾對空林。衾枕昧節候，褰開暫窺臨。傾耳聆波瀾，舉目眺嶇嶔。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祁祁傷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離群難處心。持操豈獨古，無悶徵在今。
從“潛虯媚幽姿”到“褰開暫窺臨”，都是詩人在敘述自己生活的現實情景。“傾耳聆波瀾”至“園柳變鳴禽”六句才是山水描寫，最後用以證明“持操豈獨古，無悶徵在今”之玄言。這階段的山水詩，山水描寫成分在詩中只佔一定比例，詩人似乎是換種方式在玄言清談。謝靈運諸多山水詩都具備這樣的特徵。其《登江中孤嶼》結雲：“始信安期術，得盡養生年。”《石壁精舍還湖中作》結雲：“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從斤竹澗越嶺溪行》結雲：“觀此遺物慮，一悟得所遣。”甚至陶淵明部分田園詩，也不脫此種模式。《飲酒》其五結雲：“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歸園田居》其四結雲：“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連雨獨飲》結雲：“形骸久已化，心在復何言。”
玄言為主體，山水為點綴，即是玄言詩；山水為主體，玄言為點綴，即是山水詩。玄言與山水，乃一奶同胞，都可以追溯到世風士風、人物品評、九品中正。王瑤先生正是從這樣的角度才提出：“‘老莊’其實並沒有‘告退’，而是用山水喬裝的姿態又出現了。”
三、唐朝科舉制與詩歌題材的全面拓展
科舉制度肇始於隋朝。隋立朝短暫，旋歸滅亡，且科舉制尚處初始階段，故隋朝科舉制還沒有對當代文學創作產生一定的影響。
唐朝科舉制度逐漸完善，對文學創作的影響是全面而深刻的。
首先，唐朝科舉制之考試內容和錄取重點的改變，導致唐詩創作的全面繁榮。具體地說，唐朝進士科“以詩取士”制度的逐步確立，與唐詩繁榮的程序基本一致。這裡需要強調一句，唐人科舉考試，獨重進士科。《唐摭言》卷一雲：“進士科始於隋大業中，盛於貞觀、永徽之際；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以至歲貢常不減八九百人。”
唐初進士科，僅試時務策。《封氏聞見記》卷三載：“國初，……進士試時務策五道。”《通典》卷十五亦載：“自是士族所趣向，唯明經、進士二科而已。其初止試策，貞觀八年詔加進士試讀經史一部。至調露二年，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二科並加帖經。其後，又加《老子》、《孝經》，使兼通之。永隆二年，詔明經帖十得六，進士試文兩篇，識文律者，然後試策。”“試文”或稱“試雜文”，《封氏聞見記》卷三載：“開耀元年，員外郎劉思立以進士惟試時務策，恐傷膚淺，請加試雜文兩道，並帖小經。”“雜文”兩篇，最初並不確定文體，《登科記考補正》卷二按雲：“雜文兩首，謂箴、銘、論、表之類。開元間，始以賦居其一，或以詩居其一，亦有全用詩、賦者，非定製也。雜文之專用詩、賦，當在天寶之季。”即：一直到了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進士科所試“雜文”兩篇，才逐漸確定為詩與賦。其時，甚至有“贖帖”一說。《封氏聞見記》卷三載：“天寶初，達奚珣、李巖相次知貢舉，進士文名高而帖落者，時或試詩放過，謂之贖帖。”帖經也被試詩所替代，唐代進士科考試內容和錄取重點至此發生了完全的改變。即：進士科考試惟重詩賦，是到了玄宗開元、天寶年間形成的。
盛唐詩歌創作高峰，正在開元、天寶年間，這不是一種巧合。轉換到科舉制度演變的角度觀察唐詩興盛史，就會有獨到的認識。唐朝不到三百年，初唐詩壇約百年時間，佔三分之一強，而著名詩人寥寥。初唐有王績、初唐四傑、宋之問、沈佺期、陳子昂等等，東晉南北朝也有謝靈運、陶淵明、鮑照、謝朓、庾信等等，兩相比較，初唐詩壇之繁盛並未超越前代。唐初科舉制進士科考試不考詩賦，對文學創作幾乎沒有影響，詩歌創作大致沿襲前人，其成就亦無法超越前人。開元、天寶年間，唐詩創作進入全面繁盛的階段，人稱“盛唐”。李白、杜甫、盛唐山水田園詩派、盛唐邊塞詩派，一時風起雲湧，詩人林立，名篇疊出。這與進士科考試內容與重點的轉移大致同步。前人或言初唐詩壇之積累，導致盛唐詩壇之繁榮，此話大致不錯，不過是廢話一句。是否文學創作積累越多，後世創作成就越大？這是無須回答的問題。如果進一步追問：初唐何以要積累如此之久？在開元、天寶這個時段節點詩壇何以發生巨大變化？從選官制度改變的角度分析，能夠得出合理的解釋。
首先，開元、天寶年間進士科考試惟重詩賦，唐人因此形成文學創作是通往功名利祿最重要途徑的觀念。列舉如下：
梁肅《李史魚墓誌銘》：開元中，以多才應詔，解褐授秘書省正字。時海內和平，士有不由文學而進，談者所恥。
獨孤及《頓丘李公墓誌》：開元中，蠻夷來格，天下無事，縉紳聞達之路惟文章。
權德輿《王公神道碑銘》：自開元、天寶間，萬戶砥平，仕進者以文講業，無他蹊隧。
杜佑《通典》：開元以後，四海晏清，士無賢不肖，恥不以文章達。
這樣的觀念，屢屢見諸唐人言辭。顏真卿《孫逖文公集序》稱作者“以詞學登科”，《唐摭言》卷四稱朝廷“設文學之科以待英俊”。或有直接點明詩歌創作才是科舉錄取的關鍵因素。李嘉祐《送冷朝陽及第東歸江寧》雲“高第由佳句”，方幹《贈李郢端公》雲“別得人間上升術，丹霄路在五言中。”杜牧《登池州九華峰寄張祜》雲：“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
其次，唐朝科舉制下形成的納卷、行卷制度，最大程度地推動了詩歌創作之繁榮。唐朝科舉考試沒有彌封制度，考官直接面對考生。同時，僅靠考場短暫比試而決定考生前程的方式確實也存在不合理性。例如，賈島《題詩後》自言：“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假設讓賈島這樣的“苦吟”天才詩人在規定時間內完成五言排律十二句，就有點勉為其難了。在規定的地點、規定的時間，以命題的方式寫詩，天才與庸才的表現相差無幾。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三雲：
省題詩自成一家，非他詩比也。首韻拘於見題，則易於牽合；中聯縛於法律，則易於駢對。非若遊戲於煙雲月露之形，可以縱橫在我者也。王昌齡、錢起、孟浩然、李商隱輩皆有詩名，至於作省題詩，則疏矣。王昌齡《四時調玉燭詩》雲：“祥光長赫矣，佳號得溫其。”錢起《巨魚縱大壑詩》雲：“方快吞舟意，尤殊在藻嬉。”孟浩然《騏驥長鳴詩》雲：“逐逐懷良馭，蕭蕭顧樂鳴。”李商隱《桃李無言詩》雲：“夭桃花正發，穠李蕊方繁。”此等句與兒童無異，以此知省題詩自成一家也。
為了彌補科舉考試過程中此種不足，天寶元年（742）禮部侍郎韋陟知貢舉，針對性地採取了“納卷”的措施。《舊唐書》卷九十二《韋陟傳》載：“陟好接後輩，尤鑑於文。雖辭人後生，靡不諳練。曩者，主司取與皆以一場之善，登其科目不盡其才。陟先責舊文，仍令舉人自通所工詩筆，先試一日，知其所長，然後依常式考核。片善無遺，美聲盈路。”此後，朝廷效仿這種做法，大約在天寶年間形成制度。所謂“納卷”，就是指唐朝考生應省試之前，選擇自己的優秀作品交納給主試部門，由主試官們先行過目。
“納卷”制度依然有兩個不可避免的弊病。第一，唐朝進士科“歲貢常不減八九百人”，每人選優秀作品十多首，總共就有一萬多首作品。讓主試官在有限的時間裡，認真讀完這麼多作品，並加以甄別，是一件艱難的工作。第二，如韋陟這樣“尤鑑於文”的主試官畢竟不多。考生因此自尋出路，“行卷”應運而生。“所謂行卷，就是應試的舉子將自己的文學創作加以編輯，寫成卷軸，在考試以前送呈當時在社會上、政治上和文壇上有地位的人，請求他們向主司即主持考試的禮部侍郎推薦，從而增加自己及第的希望的一種手段。”與此相關，尚有“溫卷”一說。趙彥衛《雲麓漫抄》卷八載：
唐之舉人，先藉當世顯人以姓名達之主司，然後以所業投獻。逾數日又投，謂之“溫卷”。如《幽怪錄》、《傳奇》等皆是也。蓋此等文備眾體，可以見史才、詩筆、議論。至進士則多以詩為贄，今有唐詩數百種行於世者是也。
與納卷、行卷等相關，唐代形成了相應的“公薦”、“通榜”等做法。即：在進士科考試之前，向主考官公開推薦考生，考前就決定錄取名次。杜牧的考試經歷就非常具有典型性。《唐摭言》卷六載：崔郾是年知貢舉，太學博士吳武陵持杜牧《阿房宮賦》向其推薦：“‘請侍郎與狀頭。’郾曰：‘已有人。’曰：‘不得已，即第五人。’郾未遑對。武陵曰：‘不爾，即請比賦。’郾應聲曰：‘敬依所教。’既即席，白諸公曰：‘適吳太學以第五人見惠。’”“公薦”和“通榜”的依據，就是考生的行卷。考試名次，往往考前決定。在如此科舉選官制度背景下，唐人不會寫詩，便是自絕前程。況且，唐朝進士科考試錄取名額極少，每年多則數十人、少則七八人。“其艱難謂之‘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其有老死於文場者，亦所無恨。故有詩云：‘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年年投考，需要不斷納卷和行卷。李商隱《與陶進士書》描述自己當年赴考經歷，雲：“時獨令狐補闕最相厚，歲歲為寫出舊文納貢院。”歲歲納卷、行卷，必定有新作補充更替。所以，唐人需要不斷寫詩，乃至終生殫精竭慮，努力推陳出新，打磨出精品。中唐“苦吟”詩風之形成，即得力於納卷與行卷之風。
唐人如果不會寫詩，便得挖空心思，另闢蹊徑。舉二例以見之：
楊衡後因中表盜衡文章及第，詣闕尋其人，遂舉，亦及第。或曰：見衡業古調詩，其自負者，有“一一鶴聲飛上天”之句。初遇其人頗憤怒，既而問曰：“且‘一一鶴聲飛上天’在否？”前人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輒偷。”衡笑曰：“猶可恕矣。”
李播以郎中典蘄州，有李生攜詩謁之。播曰：“此吾未第時行卷也！”李曰：“頃於京師書肆百錢得此，遊江淮間二十餘年矣。欲幸見惠！”播遂與之，因問何往，曰：“江陵謁盧尚書。”播曰：“公又錯也，盧是某親表。”李慚悚失次，進曰：“誠若郎中之言，與荊南表丈一時乞取。”再拜而出。
去偷去騙，也得拿出像樣的詩作行卷。唐代絕大多數知識精英，都被擠向這座獨木橋，他們幾乎將所有的智慧都投入到詩歌寫作中去。唐朝自開元、天寶以來，詩歌長盛不衰，就是一種必然的現象。
唐朝因選官制度而造就的詩歌熱潮，影響廣泛而深遠。
其一，社會各階層對詩人和詩歌有特別的喜愛和崇拜。唐代流傳甚廣的“旗亭賽詩”故事，最能說明問題：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之渙齊名。時風塵未偶，而遊處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旗亭，貰酒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宴，三詩人因避席隈映，擁爐火以觀焉。俄有妙妓四輩尋續而至，奢華豔曳，都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詞之多者，則為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云居。”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之渙自以得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俚之詞耳。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即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須列拜床下，奉吾為師。”因歡笑而俟之。須臾，次至雙鬟發聲，則曰：“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渙之即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不唯其故，皆起詣曰：“不知諸郎君何此歡噱？”昌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從之，飲醉竟日。
其二，唐代宮廷和地方官府，也要舉行種種賽詩會，對詩歌創作之熱潮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隋唐嘉話》卷下載：“武后游龍門，命群官賦詩，先成者賞錦袍。左史東方虯既拜賜，坐未安，宋之問詩覆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稱善，乃就奪袍衣之。”又，《唐摭言》卷二載：“白樂天典杭州，江東進士多奔杭取解。時張祜自負詩名，以首冠為己任。既而，徐凝後至。會郡中有宴，樂天諷二子矛盾。祜曰：‘僕為解元，宜矣！’凝曰：‘君有何佳句？’祜曰：‘《甘露寺》詩有“日月光先到，山河勢盡來。”又《金山寺》詩有“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凝曰：‘善則善矣，無奈野人句雲：“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祜愕然不對。於是一座盡傾，凝奪之矣。”詩作出色，前程似錦，飛黃騰達，詩才與功名利祿密切關聯。吳喬《圍爐詩話》卷四雲：“事之關係功名富貴者，人肯用心。唐之功名富貴在詩，故三唐人肯用心而有變。一不自做，蹈襲前人，如今日之抄舊時文，便為士林中滯貨故也。”
唐人日常生活中，孜孜不倦地尋覓詩材和寫詩的靈感。李賀“每旦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未始先立題然後為詩，如它人牽合程課者。及暮歸，足成之。非大醉、弔喪日率如此。”賈島“當其苦吟，雖逢值公卿貴人，皆不之覺也。”唐人如此醉心迷戀詩歌寫作，從盛唐以來已經形成風氣。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雲：“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又云：“晚節漸於詩律細”。中唐以後詩人變本加厲。孟郊《夜感自遣》雲：“夜學曉不休，苦吟神鬼愁。如何不自閒，心與身為仇。”盧延讓《苦吟》雲：“吟安一個字，拈斷數根莖。險覓天應悶，狂搜海亦枯。”此類事例或詩句，舉不勝舉。
所以，日常生活的一切題材，只要能夠觸發詩人靈感，都可以入詩。生活中的諸多感受，唐人也習慣拿最熟悉的文體形式詩歌來表達。元稹稱讚杜甫詩歌已臻至“能所不能，無可不可”的境界，任何題材和情感都可以透過詩歌來表達。進入仕途之後，唐人也隨心所欲地以詩歌來表達自己的政治主張，如陳子昂之《感遇》、白居易之《新樂府》等等。唐朝科舉制下所形成的“以詩取士”之傾向，導致詩歌題材的全面拓展。
或有學者以唐朝省題詩無佳作之理由，認為唐朝科舉制度沒有對詩歌創作起到促進作用。這是一種狹窄的錯誤認識。這種觀點忽略了兩種事實：第一，考場雖無佳作，唐人為進出考場而花費的學詩、寫詩之時間和精力都是巨大的。具備了十分紮實的作詩基本功，一旦遇到合適的題材，一旦靈感激發，就有佳作源源不絕地出現。第二，唐朝科舉實行“納卷”、“公薦”等制度，往往科舉錄取名次考前便確定。於是，考前的“納卷”、“行卷”成為登科的關鍵因素，而優秀的詩歌是“納卷”、“行卷”的必備利器。“以詩取士”當然包括這一系列制度。
四、宋朝科舉改制和文學轉型
宋朝沿襲唐朝，以科舉取士，獨重進士科。然而，與唐朝相比，宋朝的科舉制度發生了極大的改變，比較完善的科舉制度是由宋朝建立的，明清科舉大致承繼宋朝制度。宋朝科舉改制，對文學創作產生巨大影響的有兩個方面：其一，建立起彌封、謄錄、編排、鎖院等制度，確保以考試卷面成績為錄取依據，最大程度上保證了考場公平公正原則之落實。其二，考試內容由重詩賦轉向重策論。
唐代納卷和行卷在“以詩取士”過程中之所以發揮重要作用，關鍵點在於科舉考試採取不封彌考生姓名的做法，主試官面對考生姓名直接確定錄取名單及名次。北宋真宗年間，科舉制度有了重大變革，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糊名制和謄錄制。糊名，又稱封彌、彌封，即糊去試卷上考生姓名等個人資訊，以號碼作為試卷的編號。景德四年（1007），真宗“命知制誥周起、京東轉運使祠部員外郎滕元晏封印舉人卷首，用奉使印；殿中丞李道監封印院門。進士、諸科試卷，悉封印卷首，送知舉官考校，仍頒其式。知舉官既考定等級，復令封之進入，送復考所考畢，然後參校得失。凡禮部封印卷首及點檢程試別命官，皆始此。”與此相關，朝廷派遣專門人手，將考生試卷重新抄錄，以免考生筆跡被認出，此為謄錄制。《宋史·選舉志一》載：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7），“始置謄錄院”。至此，比較完善的糊名、謄錄制都已經建立。
與此關聯，又有編排制、鎖院制等。編排，指彌封過程中的編號。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內出新定條制：舉人納試卷，內臣收之，先付編排官，去其卷首鄉貫狀，以字號第之。付彌封官謄寫校勘，用御書院印，始付考官，定等訖，復彌封送復考官，再定等。編排官閱其同異，未同者再考之；如復不同，即以相附近者為定。始取鄉貫狀字號合之，乃第其姓名差次並試卷以聞，遂臨軒唱第。”鎖院，指朝廷公佈考官名單後，考官們立即進入考試場所——貢院，不再與外界接觸，直到錄取名單公佈才離開貢院。這項制度始於太宗淳化三年（992）。這一年的正月六日，“命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等同知貢舉。既受詔，徑赴貢院以避請求。後遂為常制。”
考官無法知曉考生姓名，納卷、行卷、公薦等制度或方式立即失去所有的效用。宋代科場考試，“一切以程文為去留”，努力摒除考場外對錄取工作的種種影響，較大地改變了考生的思維和行為模式。
宋代士人由此轉向兩耳不聞窗外事之閉門苦讀，反覆揣摩試題型別，模擬寫作。“苦讀才疲即伏枕”、“知有人家夜讀書”、“閉門讀書聲琅琅”、“聞向秋山苦讀書”，此類敘說，時時可見。真宗《勸學文》所言：“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車馬多如簇”、“書中有女顏如玉”，所倡導的就是閉門苦讀。
閉門不出，就缺少生活和情感的閱歷，缺乏創作的激情。模擬省題詩之作，當然與性靈、性情無關。宋人再也不需要時時面對現實生活，尋覓佳篇佳句，作詩的熱情和投入時間都銳減。宋詩總體質量不如唐詩，首先是因為科舉制度的演變，宋人並未將更多的聰明才智投向詩歌創作。宋人共同將唐宋詩創作成績的差異歸之於科舉制度。嚴羽《滄浪詩話·詩評》雲：“或問：唐詩何以勝我朝？唐以詩取士，故多專門之學。我朝之詩所以不及也。”楊萬里亦云：“唐人未有不能詩者，能之矣亦未有不工者。……無他，專門以詩賦取士而已。詩又其專門者也，故夫人而能工之也。”
宋太宗以後，大量官員都是科舉出身，科舉考試內容與為官品質和資質之關係的問題日益引起朝廷上下的關注，宋人開始不斷質疑“詩賦取士”。孫何言：“策論高者，稍近於仁義；詩賦精者，未離於雕篆。今朝廷取士之制雖古，用道較藝之術，猶專守唐代。”馬亮也給太宗進言：“詩賦小才，不足觀士，願先策論，以擢優長。”真宗鹹平五年（1002），張知白上疏，提出：進士考試“先策論，後詩賦，責治道之大體，舍聲病之小疵。”由此，朝廷上下逐漸達成共識，進士考試中策論地位日益加重。大中祥符元年（1008），馮拯要求：“令於詩賦人內兼考策論。”得到真宗首肯。天禧元年（1017），真宗再次對宰輔強調：“前已降詔，進士兼取策論。”進士考試錄取標準的逐步改變，在宋仁宗年間有了明顯的表現。“天聖二年，劉筠知貢舉，得公（葉清臣）所對策，奇之，擢為第二。國朝以來，以策擢高第，自清臣始。”天聖五年（1027），朝廷下詔：“貢院將來考試進士，不得只於詩賦進退等第，今後參考策論以定優劣。”從太宗到仁宗，進士考試中慢慢形成了詩賦與策論並重的局面。
既然詩賦與官員的道德品質、行政能力無關，策論一步步獲得朝廷重視之後，要求獨重策論的討論也就出現了。慶曆初，富弼《上仁宗乞革科舉之法令牧守監司舉士》言：“欲今後科場考試，以策論為先。”范仲淹慶曆年間變革朝政，對科舉的要求也是“先策論而後詩賦”。這種觀點，幾乎得到多數大臣的贊同，趙師民、宋祁、歐陽修都給朝廷上疏，表達同樣的看法。
神宗熙寧變法，科舉改革乃其重點之一。熙寧二年（1069），朝廷下詔，要求大臣討論“貢舉法”之變革。韓維認為：科舉考試“誘之以華靡無用之文，程之以誦記不講之言”，因此要求“罷詩賦”。王安石認為：“宜先除去聲病對偶之文，使學者得以專意經義。”司馬光建議：“進士試經義策三道，子史策三道，時務策三道，更不試賦、詩及論。”呂公著亦云：“取人以言，固未足見其實；至於詩賦，又不足以觀言。是以昔人以鴻都篇賦比之尚方技巧之作，此有識者皆知其無用於世也。臣以謂自後次科場，進士可罷詩賦，而代以經。先試本經大義十道，然後試以論策。”諸人所議，大致相同。皆以為科舉應該罷試華靡不實之詩賦，而以經義、策論取士。司馬光更為激進，甚至要求廢除詩、賦、論，獨存策問。
熙寧三年（1070）進士正奏名和特奏名殿試，首次採用制策問答的方式考試，其做法與以往的制舉殿試相同。“舊制：殿試進士以詩、賦、論，特奏名進士一論。至是，進士就席，有司又猶給《禮部韻》。及試題出，乃策問也。上顧執政曰：‘對策亦何足以實盡人材？然愈於以詩賦取人爾。’”《宋名臣言行錄》後集卷八載：
公（呂公著）知貢舉，在貢院密上奏，曰：“天子臨軒策士而用詩賦，非舉賢求治之意。且近世有司考校，已專用策論。今來廷試，欲乞出自宸衷，惟以詔策，諮訪治道。”是歲，上臨軒，遂以策試進士。
呂公著密奏，幫助神宗最後下定決心。此後，或詩賦取士，或經義取士，省試內容時有變化，而殿試以策取士，大致沿襲不變。熙寧以後，士人逐漸將更多的學習熱情轉移到策問的寫作上。葉適言：“自熙寧以策試進士，其說蔓延，而五尺之童子，無不習言利害以應故事。”
殿試應策，全篇議論，宋代科舉由唐人的“以詩取士”轉向“策論取士”。況且，熙寧三年之前的制科考試號稱“大科”，“第三等與進士第一……第四等與進士第二、第三。”地位遠比進士科考試重要。制科最後錄取也是取決於應策議論，宋朝科舉重議論的特點在北宋真宗、仁宗年間已經逐步形成。在這樣的科舉風氣轉移背景下，宋代文學好議論的特點逐漸凸顯。張戒《歲寒堂詩話》捲上評蘇軾詩歌，即說：“子瞻以議論作詩”。《滄浪詩話》稱宋人“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就是對這種創作風氣轉變的經典歸納。閉門苦讀，以博覽取勝，“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便與此相關。宋詩中議論名篇名句比比皆是。范仲淹《赴桐廬郡淮上遇風》雲：“一棹危於葉，旁觀亦損神。他時在平地，無忽險中人。”王安石《明妃曲》雲：“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蘇軾《題西林壁》雲：“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陸游《關山月》雲：“中原干戈古亦聞，豈有逆胡傳子孫。”
宋詩屢屢被後人詬病的，也集中在這個方面。楊慎《升庵詩話》卷一稱：“宋人議論多而成功少”。人們通常認為，議論是散文筆法，詩歌則以抒情為主。明人屠隆說：“宋人多好以詩議論。夫以詩議論，即奚不為文而為詩哉？”其實，具體到宋人的散文，其喜歡議論的成分也要遠遠超過前人。唐代柳宗元的山水遊記，旨趣在山水風景，個人的情感或心境也總是透過山水景色的描寫折射出來。宋代的山水遊記，往往喜歡透過景色瀏覽來揭示一種理趣。如蘇軾的《石鐘山記》最後得出結論：“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遊歷石鐘山的見聞，使作者領悟了一種生活哲理。王安石《遊褒禪山記》最後引發出來的也是大段議論：
夫夷以近，則遊者眾；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為可譏，而在己為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
王安石透過觀賞景物等遊歷，明白的也是人生哲理。宋人之作與前人的山水遊記迥然有別。
即使花前月下以抒情見長之宋詞，也不乏議論名句。柳永《雨霖鈴》雲：“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蘇軾《念奴嬌》雲：“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秦觀《鵲橋仙》雲：“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至辛棄疾更是形成“以文為詞”的創作特徵，將議論手法在歌詞創作中運用得淋漓盡致。
明清科舉制度沿襲宋朝，進士科考試內容由經義、策論轉向八股，與文學漸行漸遠。文人們之苦讀、趕考、落第、高中等過程中之心路歷程，仍然會在各種文體的創作中得以展現，尤其是在新興文體小說中得以展現。今人已有詳盡論述，本文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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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葛憶兵.選官制度與文學創作之演進[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7, v.54;No.304(06):6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