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二十八日為孔子誕辰紀念。前年《民主評論》紀念孔子，我寫了一篇“儒家學術的發展及其使命”，去年紀念，則有唐君毅先生的“孔子與人格世界”。這些文字是從儒家學術的內容和孔子之為聖賢人格的圓滿性來說話。今年我想從另一方面來說。另一方面就是文制一方面。為什麼從這一方面說呢？因為祀孔是政府規定的，讀經也是政府所提倡的，這都表示對於孔子的尊崇。政府的舉動必然含有文制的意義，因為它的舉動是從整個民族國家方面想，是對全社會人民說。這不是政府裡面的人之思想自由信仰自由問題，也不是他個人主觀上喜歡不喜歡的問題。同時，也不是對社會上某一部分人說，即不是為的有助於贊成儒家學術的人而發，也不是為的壓抑反對儒家學術的人而發。祀典是一個文制。讀經只是在提倡中，尚沒有成為一個文制。
一個民族尊崇他的聖人是應該的。政府代表民族國家，從文制上來尊崇也是應該的：既是它的權利，也是它的義務。
現在我說明兩點：一、儒家學術是否含有文制的意義，是否可成為文制？二、一個民族，一個社會，總之在人民的現實生活上，文制是否必需？
儒學，或者說，四書五經所代表的學術意義，是否含有文制的意義？是否可成為文制？關於這個問題的決定，關鍵是在：是否一切學術都可以看成是個人的思想理論？或者說，我們是否可以拿個人思想理論的觀點來看一切學術？以前的人對於經子總有一個分別。我們現在對於這個分別可直接說出來是如此，即：“子”（諸子百家）是個人的思想理論，不含有文制的意義，不能成為一個文制。而“經”則含有文制的意義，則可以成為一個文制。董仲舒漢武帝尊崇儒術，罷黜百家（罷黜是不立學官之意，不用以取士之意），首先認識這個意義，所以也就首先從政府立場看出其含有文制的意義，可以很順當地成為一個文制。後來歷代帝王無不尊崇維護這一套。這不能完全是統治者的自私，統治者的利用。因為尊崇維護五倫之教，不會單是自私，單是利用。就是動機是自私，結果也是公。就是利用，也是上上下下，大家都要利用，不光是單有利於某一個人。因為這是上上下下的一套生活方式，所必共由之道。這就是儒家含有文制的意義，可以成為一個文制。維護者很可以不讀經，也很可以不懂經的內容、經的高遠理境與深遠意義。但這無關係，只要他能從文制上尊崇聖人，維護五倫就夠了。只有懂的人解的人來講。我說這意思，就是表示以前的人很能瞭解儒學的文制的意義，也很能瞭解文制的重要。只是到清末民初以來的智識份子，個個都是空前絕後，不識大體，不知謀國以忠之義，所以才不瞭解儒學的文制意義，也不知道文制的重要。自清末廢科舉興學校以來，隨著來的就是廢除讀經。實則科舉是考試取士，學校是培育人才。一個是取，一個是養，有學校之養，不必定廢考試之取。現在不是還有考試院嗎？為什麼有了學校就必得廢除考試取士之常軌？考試的內容與方式可以變，而國家取士之常軌可以不變。複次，為什麼有了學校就得廢除讀經？當時廢除讀經尊孔的理由是：孔孟之學在漢以前只是諸子之一，我們現在沒有定尊他的必要，應當還它原來之舊，讓學人自由去研究。這一方面倡導學術自由，思想自由，其理由好像很正大，可是另一方面，就是“拿個人的思想理論”的觀點來看一切學術，這一個觀點是害事的，就是不識大體的。當然，如果學校是研究學術的機關，自然須讓學人自由研究，人的精力有限，研究其一，不必研究其他。但是學校與研究，不是唯一的標準。
如果站在民族國家的立場，認識到立國之本，出之以“謀國以忠”的態度，則學人研究雖可自由，而普遍讀經不必廢除。縱使退一步，大學廢除，中小學亦當有個辦法（這不是關乎懂不懂的問題。凡是關乎這類性質的事，都不必一定要懂。唸佛的人不一定能懂佛理。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同樣，爾愛其懂，我愛其習）。
再退一步，縱使整個學校廢除讀經，政府以及有識之士，立於國家之立場，也當該認識儒學文制的意義而有一個尊孔護持的辦法，這才是謀國以忠，顧及千秋萬世的用心。可是當時領導社會的思想家、教育家，卻只是拿“個人的思想理論”的觀點來看一切學術，以諸子百家的態度來看儒家及孔子，遂輕輕把含有文制意義的儒學，維持華族生命已經數千年的忠信觀念，一筆勾銷了。這個無識不忠的罪孽，遺害不淺。實則，漢以前只為諸子百家之一，並不妨礙其本質上的優越性與可尊崇的地位。這不能成為廢除的理由。耶穌的出身，只是個木匠的兒子，可是並不妨礙其為聖人，為創教的教主。我們只能把他看成是個木匠的兒子行嗎？王船山說：“害莫大於浮淺”。真是慨乎言之。
儒學不能看成是個人的思想理論，孔孟不能看成是諸子百家之一。
原夫孔子立教的文制根據就是周文。而周文的核心則在親親之殺，尊尊之等。由親親尊尊演變為五倫。親親尊尊與五倫都是文制的。這是經過夏商而至周公制禮才確定。五經中的史料以及道理都在表現這一套。孔子繼承（述而不作）這一套，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作《春秋》，其中心觀念，就是憑依親親尊尊之文制。文制不是個人的一套思想理論。後來經過孟子道性善，順仁義而直指本心，直向上透，遂開儒學高遠理境之門。經過宋明理學的發展，益臻廣大精微之境。這是屬於儒家學術思想的內容之一面。這一面不必人人皆懂，亦不必人人皆贊成。（實則不贊成只是由於不及。不懂不理可以，若硬要反對，則只是意氣或根本不及。）但是親親尊尊五倫方面，則人人皆懂，政府維持儒教，尊崇孔子，亦只有從文制方面才得體。不必定要作之君、作之師：既要做皇帝，又要作教主。以前的皇帝雖然專制，但是他們卻懂得這一層。他們不出來爭著作教主。他也要受教，讀聖人書。以朱元璋之威，還能下拜孔子，還能知“孔子萬世師表，豈可以政治分位論”的道理。禁止演聖人戲，也是他規定的。諸位不信，試看今日。自林語堂編“子見南子”劇本，山東曹州第六中學即演“子見南子”以來，一葉知秋，即可知今日之劫難，並非偶然。此真歷史家所應大書而特書者。政府維持這方面的文制，不算專制，不算極權。破壞這方面的文制，侮辱立教化的聖人的自由，不能隨便有。政治上的自由民主，不是首出庶物的東西。
從這裡，我即說第二點：一個民族，一個社會，總之在人民的現實生活上，文制是否必需？在此，我斷然答之曰必需。凡是文制都是表示現實生活上的一個常軌：有普遍性，有一般性。民主政治是政治生活的一個常軌，所以民主政治也是今日的一個文制。西方除科學外，惟賴有民主政治與宗教這兩個文制，才能維持他們生活的常軌。宗教是政治生活外的日常生活中的一個文制。這不能由民主政治來代替，也不能由科學來代替的（科學不是一個文制）。我們也不能拿西方的宗教來代替。耶穌教不能移植到中國的民族性裡而成為日常生活中的一個文制（理由我這裡不必說），我們還得根據我們的文化傳統及聖人來建立文制，作為我們日常生活的方式。文制有普遍性與一般性，這是從社會上一般人民日常生活來作想。不是單獨對某一部分人作想。也不要單從自己的立場作想。現在的中國人，農工商都知道尊崇祖先，尊崇聖人，惟有知識份子，腦子裡充滿了一些不成熟觀念，個個都是空前絕後，菲薄祖先，菲薄聖人。而且其思量問題，見諸議論，又都是從自己的立場來作想。這就是今日知識份子的無器識處。他總以為：我們是研究學問的人，我有研究的自由。那麼你為什麼一定要推一個孔子出來呢？為什麼一定要尊崇儒教呢？在我自己的研究自由上，我反對。這種人只知道他自己的主觀立場，所以他也把一切學術，都看成是個人的思想理論，沒有什麼學術還有文制的意義。若有人從文制方面想，他就以社會上高等知識份子的身份，出來反對。他殊不知天下人，不都是研究學問的人。就是研究學問的人，也得有與一般人共同的日常生活。人在社會上誰無專業？豈獨你研究學問的專業？但是農工商都知道尊崇聖人，沒有以自己的專業為唯一的尺度，這不是知識份子的見識、虛心與客觀都不及農工商嗎？這是第一層。複次，你如果是一個自由思想家，是一個浪漫不羈的詩人文人，你可以衝破一切禮法，你可以不受任何文制的束縛。凡不是我思想性情上所許可的或所喜歡的，我一概不能忍受。你可以向孔子挑戰，你可以向耶穌、釋迦牟尼佛挑戰。我寧願顛連困苦甚至犧牲性命，我也不願委曲自己。這點，我承認你天才的性格。但是，你須知天下人不都是你這樣的天才。你天才你的，我還是文制我的。你不吃家常便飯，你不能叫天下人都不吃家常便飯。你不能以你自己為尺度。這是第二層。複次，一個有自覺生活的人，在他的覺悟過程中完全以自覺中的自明自得為證。他心中也無天，也無地，也無聖人。他自己心中的自明自了就是天就是聖人。佛家所謂即心是佛，即是此義。禪宗裡面有所謂呵佛罵祖，也完全是以自己之本心作證。但是你須知他的呵佛罵祖，無天無聖，完全是指他自己的修證言。其本人雖有點昂首天外的狂氣，但他究竟還是以聖以佛為宗。他並不能以他自己昂首天外的氣概，否認儒家文制、佛家文制的建立。在他自明自了的過程中，也可以不注意這些粗末的文制。但他究竟還是在這些文制中顯精采，這種顯精采究竟也不是德的成熟境界。注重文化制度的人，還是認為這種狂氣有流弊。所以文制總有它客觀意義與客觀價值，以及其文化上的意義與文化上的價值。這是第三層。我以上所說的三層，都是研究學問的知識份子所可持以否認文制的根據的。但是近時知識份子所能知道的，也只是前兩層（即是學術自由與不吃家常便飯的天才），或者只是第一層。至於第三層，尚不甚在他們的意識中，而此第三層實不是反對文制，只是有橫決的流弊而已。若只是停在第一層次上而否認日常生活中教化上的文制之建立，那是頂不負責任，頂無器識，頂個人主義主觀主義的態度。試想三四十年來的中國知識份子，豈不是隻拿這個態度來否定一切道揆法守嗎？
沒有一個客觀的文製為道揆法守，社會上日常的是非善惡的判斷，未有不混亂的。
而一般人的生活，尤其是知識份子，亦必是十分痛苦的。因為無客觀的文制，無中心的信念，無公共遵守的道揆法守，一切都憑自己的主觀意識來決定，都憑自己自覺的觀念來決定，那未有不混亂不痛苦的。因為人不能都在或總在自覺中過生活，總得有一個不自覺或超自覺的東西作憑依。這就是莊子所說的人相忘於道術，魚相忘於江湖。相忘就是超自覺，不自覺。不自覺其所憑依之江湖之可貴，而得養其天年，潤其生命。若是離開這個不自覺的憑依，而處在陸地上，相濡以沫，意識中時時在自覺奮鬥，則其痛苦可知，其生命亦快完了。客觀文制之於生活亦然。知識份子總站在自己的意識自覺中說話，動不動講重新估價，自己來重新認識衡量古聖先賢，這是中了淺薄的理知主義之毒，是頂無見識的表示。關於這一層，我在《當代青年》五卷一期中有“當代青年”一文，說的較詳較明，讀者可取而參閱，以補本文之不足。
以上兩點，即儒學含有文制的意義，不可看作個人的思想理論，不可等視諸子百家，以及生活上文制之必須，俱已說明，則今日之祀孔讀經，都不是無意義的。祀孔且不說，關於讀經，若站在政府的立場上，亦當設法從文制上著眼，如何措施來實現它。
提倡讀經當然不是個人讀書問題。若是個人讀書，則開卷有益，而況經乎?那麼提倡讀經或反對讀經，都不只是個人讀書的問題。
反對者我已明其不知儒學含有文制之意義。則提倡者就得從文制上著眼。這不是學校裡讀不讀的問題，也不是懂不懂的問題。這是一個客觀的、整個的、籠罩全社會的文制問題。就學校言，如何設法能實現普遍地讀。各階層的讀，有各階層的懂。這都要靠一個文制來烘托來維持來薰習。如果社會與政府有誠心，有信念，來注意這一個文制的問題，則總可以逐步實現此文制。就是一時不能成為定製，則振刷風俗，整肅官常，在在都可以表示其尊崇聖人與維護教化。
（四十一年《中央日報》孔子誕辰紀念特刊）
（本文選自《生命的學問》，109～11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