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義哲學之十：馬基雅維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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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基雅維利是一位影響深遠的政治哲學家，是文藝復興時代的一位奇才，是一位很有才能的國務活動家，也是一位大作家。他的兩部主要著作《君王論》和《佛羅倫薩史》，都是西方文化史上重要的歷史文獻，其影響遠遠超過了他生活的國度和時代。
馬基雅維利又是一位具有獨特品位的思想家，和他同時代的思想家相比，他與宗教改革家不同，他雖然生在義大利，但對宗教問題不感興趣，這和當時佛羅倫薩的具體人文環境有某種關係，也和他本人的遠見卓識有關。他不是如同馬丁。路德一樣改革宗教，而是將宗教問題淡化，或者換句話說，把久已神化了的宗教降低到世俗水平。這是他的獨特風格，也是他的一個創造。他和庫薩的尼古拉也不同，他沒有尼古拉那樣高超深刻的抽象思維能力，而他的職業和他的研究領域似乎也不需要甚至拒絕這麼抽象的思維方式。他也不重視思辯體系的建立，他要講的問題，都是明白無誤，腳踏實地，都是人人可見卻又不見得人人可以有高見的社會現實問題。他同時也是一位研究歷史的專家，對各類古典文獻尤其熟悉，談到種種西方歷代的統治和管理經驗，如數家珍，信手拈來，皆成妙見。
他的一切研究都與政治有關，他不喜歡抽象，也不喜繞圈子或者以含蓄的風格表達他的意願。但這不證明他淺薄，而證明他是一位富於政治閱歷和社會直覺的人士。在政治哲學方面，他是文藝復興時期卓而不群的代表人物。他又不同於空想思想家，他最反對的就是空想。空想思想家總是不滿現實，既不滿現實，便對未來寄予厚望，於是發揮想象，抒發情致，把自己對未來的美好憧憬化作形象的生活藍圖。他們是充滿浪漫氣息的一代學人，又是以特種方法面對現實的一代思想大家。馬基雅維利則不同，雖然他對現實也有不滿，但不滿是為了使現實變得更好些。
他並非沒有遠大理想，但他更關心的還是眼前的問題。但又不是隻注重細枝末節，從而顯得目光短淺，而是著眼全域性，高屋建瓴，大家風範，即事而發。這正是托馬斯。莫爾只能成為空想思想家，而不能成為政治哲學家的原由所在，也是馬基雅維利所以成為馬基雅維利的內在根據。
馬基雅維利對科學問題關注不多，但不能由此證明他不是一位博學者。他不僅博學，而且多才。他既是政論高手，又是史學巨匠，還能寫喜劇和小說。尤其是他的《佛羅倫薩史》，是公認的研究義大利文藝復興運動的最重要的歷史文獻之一。因為他有這樣的才華和貢獻，才有屬於他個人的獨特的歷史地位；也正因為他有這樣的才華、貢獻和獨特的歷史地位，才使得他的學說影響久遠，而且不乏後人。
可以這樣說，17世紀之後的西方哲學，幾乎都可以在文藝復興時代找到他們的思想萌芽和源流。反過來講，文藝復興時代的思想家也大都有令他們感到滿意和自豪的思想繼承人。托馬斯。莫爾如此，庫薩的尼古拉如此，馬基雅維利自然也是如此。
然而，他和其他文藝復興時代的傑出思想家相比，卻又是一位充滿爭議的人物，在這一方面，他和別人是不一樣的。布魯諾雖然被火刑燒死，伽裡略的學說雖然被教會禁絕，但隨著歷史的進步，很快都得到社會的承認，而且一成定論，千古不移。馬丁。路德的事業和莫爾的文章，生前雖有爭議頗多，死後大抵取得共識共見。宗教改革固然是人類歷史上的一項大事業，烏托邦思想也在人類思想史上佔有光榮的一席之地。
唯有馬基雅維利，直到今天，他仍然是一個有爭議的人。如果將他類比於中國歷史上的人物，他最為近似戰國時期的韓非和魏晉時代的曹操。對於韓非中國人雖然大貶也曾大捧，對曹操的認識同樣歧見迭出，或認為他是中國歷史上奸雄的代表，或認為他至少是一個英雄。馬基雅維利何嘗不是如此。人們——包括與他同時的人物尤其是後來的人們，在他死後460多年的時間裡，罵他的人不絕於世，贊他的人也不絕於世，說他是小人的人不絕於世，說他是偉人的人同樣不絕於世。但是可以這樣講，就憑他能給後人帶來如此長久的爭議和批評，他就是一個極不尋常的人物；而任何一位研究文藝復興時代的人都不能小覷他，尤其見他的不凡之處。
即使僅從哲學思想史這個角度看，各種重要的哲學史書籍，對文藝復興時代的思想家，常以不同的尺度予以不同選擇。例如羅素就不收康帕內拉，也不收布魯諾。中國的幾部有影響的西方哲學史則不收庫薩的尼古拉。但對馬基雅維利，大家既不曾捨棄他，也不曾忽視他。雖然後人對他爭議頗多，但說他是文藝復興時代的最重要的甚至唯一的政治哲學家，則大致不差。
他本人對於自己的歷史地位，也是充滿信心的。他在《論李維》的序言中，就當仁不讓地評價自己說，他開闢了“一條前人從未走過的道路”。信哉，斯言也。
馬基雅維利一生仕途曲折，閱歷非凡。他的一生，一是與佛羅倫薩的政治風雲結下不解之緣，一是與西方政治歷史結下難捨之情。這種對政治現實的忠誠和全身心的投入，又刺激了他對政治歷史瞭解的慾望和急切。而對歷史瞭解的急切，又促使他對現實政治給予了更多的關心和更深刻的歷史性認識。馬基雅維利是給佛羅倫薩政治春天報訊的一隻矯健的雨燕。這隻燕子不是來自南方，而是來自人類幾千年文明歷史的幽深之處。
馬基雅維利（1469-1527年），生於佛羅倫薩。他父親是一位律師，家境中常，用羅素先生的話講是“不窮，也不富”。但那只是到他父親手裡才出現的境狀。他祖父時，家境尚屬富足，後來中途衰落，才成為平常人家。但是，儘管財富已去，而藏書盡在。由此可知，他所成長的家庭縱然不是書香門第，也是一個知識之家。但也因此，使他在正規學習方面比不過他的一些同代人。他的希臘文不足一論，拉丁文也主要靠自學而成。
馬基雅維利的一生彷彿就是為佛羅倫薩的政治準備的。佛羅倫薩在當時世界上，無疑是一座最先進的城市。它不但是義大利文藝復興的中心，而且是最早進入人類近代文明的先驅性城市。在這座歷史名城中，不但產生過但丁、薄伽丘這樣偉大的文學家，而且產生了達。芬奇、米開朗基羅這樣超凡絕俗、影響空前的偉大藝術家。無論從那個角度看，14、15世紀的佛羅倫薩都是義大利新文明的出發點，也是近代歐洲文明的一座燈塔。馬基雅維利生在這樣的城市和這樣的家庭，無疑是天賜的機緣，也是他得以成才的客觀前提。
尤其重要的是，在他成長與生活的時代，正是佛羅倫薩政治生活最為活躍的時期。在其內部，政權更迭，鬥爭十分激烈；在其外部，這城市又處在法國人與羅馬教皇的明爭暗鬥之中。而且其內在矛盾常常需要外部勢力的介入才能解決。這是因為，佛羅倫薩固然有先進的文明，但它畢竟只是一個孤立的城市，而這比它落後的法國與羅馬教皇，卻有更廣闊的領域和更大的勢力作後盾。這一切啟發了他，造就了他，也給他帶來巨大挫折和終生苦惱。
馬基雅維利青年時期仕途順利，春風得意。29歲時，已經出任第二國務廳長官，隨後又兼任了共和國執政委員會秘書，其主要職責即負責外交和國務事。他以此身份經常出入義大利以及外國宮廷。1500年出使法國，1503年出使羅馬。此期間，他一邊進行繁忙的外交事務，一邊又把自己的觀察寫成文章。這些文章大都能針貶時弊，對症下藥，顯示了他以後成熟文章的總體風格。1507年，神聖羅馬帝國準備從法國入侵義大利，他奉命出使法國和瑞士。此後，佛羅倫薩的政治生活一直牽扯在羅馬教廷與法國的權勢鬥爭之中。
1510年，他再次出使法國，意在勸說法王與教皇講和，從而也使佛羅倫薩倖免戰禍。但法國人此時正處在狂熱之中，對他的來訪，全然不睬。他只好空手而歸，隨即全身心投入到動員佛羅倫薩的武裝工作上來。但到1512年，神聖羅馬兵臨佛市，廢除了舊的執政官，美第奇家族重新成為執政者，馬基雅維利也從此跌入政治生涯的黑暗之中。他因為長期反對美第奇家族，而被投入監獄。雖然最終不曾判罪，畢竟元氣大傷。開釋之後，已是一貧如洗，只好退居鄉間，過著半隱士式的鄉居生活。
然而，他從來就不是一位可以賦閒的人，且從政之心九死猶生。現在為政不成，便改為攻讀和創作，攻讀、創作也不離政事。恰恰在這段期間，他寫下並出版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兩部政治著作：《君王論》和《論蒂託。李維的最初十年》。按他的本意，他滿想希望這兩部書能換來美第奇家族的好感與諒解。為此，他把《君王論》獻給執政者，期望得到他的賞識。然而，書入豪門如石沉大海，左等右等，沒有得到半點回報。他失望之餘，就暫時放下政論，創作了喜劇《曼陀羅花》。
直到當時的執政官洛倫佐。美第奇死後，他才得到被重新起用的機會。雖被起用，依然不被重用，他又將自己的卓越才華用到史學著作的撰寫方面。1526年，他的史學名著《佛羅倫薩史》問世。他把它獻給教皇，並得到一份賞賜。1526年，他總算當選為城防委員會秘書，但不久，佛市又擺脫了美第奇家族的統治。而新的執政者，又因為他曾為美第奇家族服務過而對他大不滿意。他的一生抱負，終於在這種兩面不討好的尷尬局面下結束，他本人也抑鬱成疾，年僅58歲便飲恨死去。
文藝復興時代的思想家的共同特徵，是他們的人文主義特色。不論他們屬於那種型別，人文主義追求都是其思想基礎和立論主旨。那麼，對這時期的思想家，就可以看成這樣一種模式，即1＋1的構成模式。所謂1＋1的構成模式，即人文主義思想＋具體研究專業＝文藝復興時代的思想家。比如托馬斯。莫爾即人文主義思想＋烏托邦理論＝文藝復興時代的空想主義思想家；伽裡略即人文主義思想＋科學研究＝文藝復興時代的科學哲學思想家；馬丁。路德即人文主義思想＋宗教改革＝文藝復興時代的宗教改革思想家。
馬基雅維利自然也不脫這個公式，他是人文主義思想＋政治理論＝文藝復興時代的政治哲學思想家。根據這個模式，馬基雅維利首先是一位人文主義者，然後才是一位政治哲學家。然而，二者又是不能截然分開，不是1＋1＝2，而是1＋1＝大1。前者之中有後者，後者之中有前者。
馬基雅維利作為一名重要的人文主義思想家，他的最主要的特徵，是他的政治世俗化觀念。政治世俗化觀念在東方國家，特別是我們中國這樣的東方國家，原不足為奇。但在諸如西方基督教型別的國家，就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資本主義文明反映在政體上，可以說有兩個基本的前提。一個前提是政、教分開，政權世俗化；一個前提是三權分立，權力制衡。而實現權力制衡的前提，則是政、教分開。政、教不分，必然以教代政，而以教代政就無法權力分開，更談不上權力制衡了。宗教、世俗權力一體化的結果，必然使教會的權威無與倫比，在理論上自然是上帝主宰一切，實際上就是追求教會的一統天下。請問在這樣的情況下，怎麼能分權？誰敢講分權？與教會分權，就等於向上帝要權。一個凡夫俗子，竟敢向上帝要權，真真活得膩了，憑此一念，就該捆在火刑柱上燒個七糊八爛——看你還要權不要。
而主張政、教分離的大政治家，雖然不好說就從馬基雅維利開始，但至少可以說他是主張政、教分開的主要代表者之一。但他不講分開，他只講社會權力的世俗化。而且就是議論社會權力的世俗化，他也不像發表政治宣言一樣的慷慨激昂。他以他特有的方式，偏能把這麼一個特別尖銳、特別重大的問題，以極其平和而又有條不紊的方式在理論上予以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