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作家華萊士（David Wallace）畢生致力探討美國人怎樣與沉悶為敵，最後戰死在荒謬的沙場。他最為人熟知的小說《說不完的笑話》，被《時代》雜誌列入史上小說一百強。
在張愛玲的《半生緣》，主角曼楨對她心愛的世鈞說：“我們都回不去了。”這就是現代人的處境，我們都回不去沒有智慧手機的年代。iPhone 2007年在市場發售，至今只有14年，但已經改變了人類的“存在條件”（conditions of existence）。這樣的商品和發明豈止是改變遊戲規則的“game changer”，簡直是改變人生的“life changer”。人生這場遊戲的規則已經改變，問題是變得更好還是更壞，for better or for worse ？
答案呼之欲出：時間是世上最稀少、最珍貴的資源，智慧手機每天讓我們浪費和虛耗了多少時間？我們每天又為拿在手裡的智慧手機，付出了多少“死於非命”的注意力？
現代人離不了智慧手機，因為它幫我們殺死沉悶，但智慧手機在殺死沉悶的同時也殺死了我們的靈魂。科學有所謂“受控制的混亂”或“掌握中的混亂”（controlled chaos）的概念，在藝術創作中，製造“受控制的沉悶”或“掌握中的沉悶”（controlled boredom）最考功力。荒誕劇經典《等待戈多》只有兩幕戲：第一幕，兩個流浪漢一邊語無倫次地閒扯，一邊做些無聊瑣碎的動作；而第二幕是第一幕的重複。
卡夫卡的代表作《城堡》幾乎沒有情節，講一個沒有任何關係和背景的人—K，想盡辦法要進入一座城堡，卻總是不得其門而入。最諷刺的是，據說城堡的門本來就是為了他而開啟的。究竟城堡是代表天堂、世外桃源還是社會的權力核心，見仁見智。可以肯定的是，卡夫卡化沉悶為藝術，也將忍受沉悶的能力，提升為一種欣賞藝術的高尚品德。
2008年吊頸自殺的美國作家華萊士（David Wallace）畢生致力探討美國人怎樣與沉悶為敵，最後戰死在荒謬的沙場。他最為人熟知的小說《說不完的笑話》（Infinite Jest），被《時代》雜誌列入史上小說一百強，講現代人為追求熱鬧和逃離冷場不惜付出任何代價。他死前尚在揮筆疾書的長篇《蒼白王》（The Pale King），以一班在稅務局工作的小人物做主角，將他們描繪成每天與沉悶搏鬥的英雄。這是一部文學史上罕見，歌頌沉悶、專注與警覺的作品，今天讀來不得不讚嘆它的先見之明。
只可惜世人視沉悶為洪水猛獸，早已迷途而不知返。在嚴肅與傻氣、一本正經與古靈精怪之間，他們的選擇至為明顯。很久以前，世界級的推銷員兼波普藝術家安迪·沃霍爾（Andy Warhol）已將“pop art”界定為“傻人做傻事”（Silly people doing silly things）。他自己身體力行，將金寶湯罐頭和瑪莉蓮·夢露（Marilyn Monroe）的肖像製成絲網印刷品，結果在商業與藝術上皆取得巨大成功。
愚蠢與無聊從來不乏市場，因為它滿足的是人類的深層需要，這與我們的生存處境有關。“不做無聊、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是中國人練達的傳統智慧。西諺亦有云：“生命之苦澀，要靠無聊之糖漿沖淡。”（Silliness is the sweet syrup that helps us swallow the bitter pills of life）。心理分析學家榮格（Carl Jung）指出，做傻事得到的樂趣近乎與生俱來（Acting silly is a primal pleasure）。
要取悅群眾就必須迎合他們的愚蠢與無聊。對，是迎合，不是容忍，英文是“indulge”。在社交媒體和智慧手機的年代，把大眾、使用者和消費者當作傻子那樣“栽培”、調校和操縱，已成一門嚴謹科學、精緻藝術和利潤無法想象更不要說計算的生意。
社交媒體和手機軟體的最大功能，是讓使用者展示無聊和與別人分享愚蠢。英文有“outsmart”一詞，意思是“智取”或“在智力上勝過”，但今天科網巨頭推出的服務和產品卻彷佛是在“拼愚蠢”（outdumb），試圖在逢迎群眾的愚昧這方面超越對手。
電影、電視、電臺和流行音樂統稱為大眾娛樂事業（mass entertainment industry）。今日的大眾娛樂事業已經智慧化和政治正確化，穿上“先進科技”、“精明消費”與“群眾力量”的外衣，幾乎不費吹灰之力就鬥臭鬥垮了聰明和耐性。現代人亦由整天蜷在沙發上拿著遙控器看電視的“沙發土豆”（couch potato），變成終日抬不起頭、像中了邪地看著螢幕的“手機癮君子”（smartphone addict）。沒有手機過不了日子不是一種生活習慣或生活方式的選擇（lifestyle choice），而是被巧妙操縱之後產生的病態倚賴。
林沛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