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是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索爾·貝婁的散文選，由本傑明·泰勒編選，今年年初，這本書也與中國讀者見面了。時間跨度超過半個世紀的五十七篇文章，真的有“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索爾·貝婁的寫作既廣博，又有一以貫之的追索——戰後美國所經歷的困境和挑戰，他以敏銳的觸角查探到了美國人的精神危機。
今天選摘的兩篇文章呈現了貝婁對於小說媒介和小說家身份的思考。戰後美國社會處在一個折點，對傳統小說的語境和敘事方式逐漸失去信任，小說家被迫需要尋找新目的和新方式。貝婁給出了他的答案——作家要深入生活，更新對人類的認識！貝婁思考的問題一直延續到了半個世紀後的今天：小說這門藝術如何找到未來，又如何幫助人類在社會現實的威脅中找到未來。
世俗之人，世俗時代
撰文：索爾·貝婁
譯者：索馬利亞
小說的一個重要問題是人物的高度，這個問題的開始類似《詩篇》的疑問：“人算什麼，你竟顧念他。” 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從“比天使微小一點” ，到“一個寒磣、赤裸的兩腳動物” ，不一而足。作家們一直努力建立一套衡量的標準、對人性的見解，通常——雖然不盡然如此——諸如信仰、想象這類觀點，往往是來自肉眼可見的事實。尼采曾經寫道，藝術家試圖高估人性的價值，這是一個世俗的概念，因為如果假定上帝存在的話，一個有信仰的作家會否認這種誇大的可能性。但在世俗的、懷疑主義的時代，大多數小說家都是些世俗的人。如果我們考慮到尼采說的是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主義藝術，也許我們會同意他的看法。那種藝術讓人類的形象變得光輝燦爛。但是即便在當時，也有對那個心懷不滿、寒磣又赤裸的兩腳動物的懷疑，自此之後，人的價值貶值了。我們從《堂吉訶德》中看到這種懷疑。高尚和偉大的德性是否都是幻想？是否曾有一個時代，日常生活充斥著狂喜，人和物的背景都是鑽石鑲嵌的？塞萬提斯研究了，如果去追求至高神聖之物、抓著更高的現實不放意味著什麼。而這種更高的現實和日常現實的對比，正是小說紮根的獨特領域。
在 19 世紀，小說的主人公們是那些革命家、偉人或天生的貴族，但是那種新穎的人本主義的懷疑卻取得了長足的進展。偉大的俄國小說家們依舊捍衛一種基督教的準則；即便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梅什金公爵和阿廖沙·卡拉瑪之外，同樣創造了《地下室手記》的那個一反傳統的、平凡無奇的主人公形象。隨著外部社會的擴張、變得愈加強力而專制，小說人物的意志、力量、自由和視野都萎縮了——直到福樓拜的《情感教育》出現，那部小說的主人公甚至都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那種平凡的主角——至少那個人物形象因其憤怒而閃閃發光，福樓拜創造的形象只是一個無名小卒、一個荒誕不經的社會動物。如果人類無足輕重，那麼小說——就此而論，是人類的任何行為——如何獲得正當性呢？
現在，在一個“自由”的領域，我們的觀點異常混亂。一邊是發出控告的塞利納 ，一邊則是類似於貝爾納諾斯 這樣的人的斷言聖徒依然存在，儘管他缺乏有力的證明。對美國小說家而言，他們為我們勾繪了一種體面、但是過分侷限的（英雄）型別：寬容、禁慾，缺乏稟賦和激情，思維平庸。這種英雄形象非常抽象，體現了一種集體特質，而沒有絲毫個人化的特點（寫到這裡，我想起了斯坦貝克筆下的那些人物），這種形象更多地體現了人們渴望經歷、而非他們親身體驗的東西。一些美國作家似乎甚至認為，面對現實會有損我們的社會同情心，他們不允許讓事實自由地對他們的更高的現實做出判斷，儘管價值不過爾爾。
自福樓拜以來，很多作家都試圖為寫作這門藝術本身正名。在他看來，經驗讓一種英雄主義式的文學觀——而他本人有義務拯救這種文學觀。在批判福樓拜時，亨利·詹姆斯從理論上為所有現代作家指出了這一問題，現在作家是否一定要和福樓拜那樣氣急敗壞又失望透頂的“二流作家”（詹姆斯語）描寫同樣的東西？因為，厭棄共同生活的福樓拜將自己旺盛的精力從主題轉移到風格上。如果文學是一項偉大的事業，那麼即使生活腐敗蛻化，它仍然是其所是。福樓拜致力於一種審美的創造：美的創造，作為對懲罰和降格的生存之痛的迴應。因此對他還有那些追隨他的人而言，對語言的掌控也代表著對人類艱難處境的掌控，而小說的方法則代表了感覺、秩序和和諧的象徵性順利。如此，我們就捍衛了那些價值。
詹姆斯抱怨，福樓拜想象不出“比這樣的一位女主人公（艾瑪·包法利）”和“這樣的一位男主人公（弗裡德里克·莫羅）更好的人來實現他的目的了”——“他們兩人都是如此有限的反映者和記錄者。那麼，我們不得不相信，這是他才智上的缺陷造成的。” 詹姆斯深知這種艱難，因為他自己就為此備受折磨，為他的作品創造出一種他絕對掌控的現實，一種更高階的但不受控制的現實：一切都基於“特許”（fiat）存在。他“包裝”人物的方式有如暴君。這種專橫帶來了某種仁慈——暴君對他的主題的仁慈。但是這種系統是封閉的，向福樓拜試圖面對的那種巨大動盪封閉自身。詹姆斯對“有限的反映者”的批判我深感認同。在為什麼不能在藝術中創造最開闊的心靈呢？確實，為何還要選擇其他？為何用二流的主題讓自己屈於二流？福樓拜並不是二流的，但他在藝術中給自己披上了太厚的甲冑，以至於無法在自己的藝術中自由行動。而詹姆斯則迴避了這點；最偉大的精神是無法和現實隔絕的。
但什麼是“二流的經驗”？這種經驗又展示了何種現實？我們在托克維爾的書中讀到：“在美國，人們的生活最渺小、最枯燥、最乏味，總之，最沒有詩意。”
在這樣的表述面前，首先要說的是，“一個美國人的生活”首先應該是“一個人的生活”。我們不難理解托克維爾在面對人類生活的一種巨大的、充滿不確定性的新發展時所體驗到的厭惡，甚至恐懼。是的，那種生活是渺小、無價值、無趣的；那種生活也有其罪惡；但僅僅有這些定義的話，我們其實還沒真正開始去描述一個生活在民主社會中的人。真實更深刻、更神奇，在某些方面，也許甚至是更可怕的。19 世紀已經知道了郝麥先生 ，但是還不知道希姆萊 。
現在，這就是現代小說家必須探討的問題，當下的歷史時刻和任何一種過去一樣令人恐懼、一樣令人驚奇。我們應該拒絕那種退化的末人歷史終結論，就如同一個人要拒絕自身的愚蠢。作家們都有一種保守的傾向——就這個詞的字面意思而言，他們對未來充滿敵意。未來也許會破壞或漠視他們的前提、他們的信仰、他們的假定、他們從過去獲得的一切。對渺小、無趣和無價值的憎惡是合乎情理的，但這種保守的立場也是這種厭惡的成因之一。
依我之見，一個小說家的工作仍然是確定重要性的等級，從風格、語言、形式、抽象，還有多種多樣的社會現實的威脅、干擾中，拯救出人類獨特的價值。我並不相信那種認為從貴族制過渡到大眾社會人類的情感也隨之直線墮落的想法。讓那些死去的貴族埋葬他們的亡者，民主社會的人也做同樣的事。我單純地相信感覺。相信生命力。當感覺變得虛偽時，那些偉大的理想也將軟弱無力。只有感覺能讓我們抵達更高現實的概念。
類似我這樣的觀點並不能有助於一個人獲得世俗的成功。我相信柯勒律治的觀點，即作家們應該慢慢創造自己的讀者。簡而言之，這個過程也許並不會有回饋。社會的商業組織反對它，讓我們面對這些，厭惡、倦怠、陳腐和抵抗無處不在，人們抗拒感受生活尖銳的稜角。
幾百年來，我們對人類形象一直有種偶像崇拜，這種崇拜更多以國家、而非個人的形式出現。因此，當我們思考自身對“人類”的厭惡時，我們厭惡的正是那種形象。人類被迫要過一種隱秘的生活，而作家正是要深入那種生活、去發現他。他必須要帶來價值、重建均衡：他同樣也要能帶給我們快樂。如果他不去行動，他將永遠會是貧乏之人。
我們向何處去？小說的未來
撰文：索爾·貝婁
譯者：李純一
我們知道科學是前程無量的，我們希望政府也有這樣的光明未來。至於小說是否除了過去，也有前景可期，人們的意見就不那麼一致了。有些人說，20 世紀的偉大小說家——普魯斯特、喬伊斯、托馬斯·曼和卡夫卡——創造的都是生不出孩子來的傑作，這條道我們已經走到了頭。不可能再有進一步的發展了。
有時候，敘事藝術本身似乎的確已經消亡。我們在索福克勒斯或莎士比亞的戲劇裡，在塞萬提斯、菲爾丁和巴爾扎克的作品裡所熟悉的那個人、那個角色，已經從我們身邊消失。那個具有一以貫之的個性，同他的野心、激情、靈魂、命運都渾然一體的和諧人物不見了。相反，我們在現代文學裡看到的是一個胡亂分散、草率粗劣、混雜一氣、破碎不成形的造物，他的輪廓無處不在，他的存在浸潤在心靈裡，一如他的組織浸透在血液裡，不能被列入任何時間安排。他是一個立體主義的、柏格森主義的、不確定的、無休止的、終有一死的凡人，他像手風琴般一張一合，發出奇怪的音樂。而讓本世紀藝術家們感到震驚、也最覺有趣的部分，是今天我們仍信奉的對自我的描述，還是那些過去傳統裡提到的和諧、不含糊的老特徵。我們執意不去看本能和精神奇特交織成的那團混亂，而是盯住我們選擇稱之為“人格”的東西——一個衣冠楚楚、體面、勇敢、英俊的人，或者，這個人可能沒那麼英俊卻強壯，沒那麼強壯但大方，就算沒那麼大方但總有些靠譜的地方。事情就是這樣。
在所有現代作家中，D。H。勞倫斯是最堅決反對和諧人物那老一套的。在他看來，文明人身上並不具備這種品性。現代文明人所稱的人格，在勞倫斯眼中是向壁虛造，它只是文明教育、衣著、舉止、風格和“文化”的產物。他說這種現代人格的頭腦不過是個塞滿現成觀念的廢紙簍。還有時候，他說這種對人格的文明化理解是塊磨石——一個拴在我們頸項上的彩繪磨石 ，他是這麼比喻的。真實的自我，不為人知，隱匿起來，成為我們身上沉睡的力量；真正的個性深藏不露。然而我們並沒有觸及多少真實個性，他是這麼說的。街上的或一般故事、電影裡的現代人物，是社會學家最近所描述的“表現型”自我。現代藝術對這種表現型自我或偽裝的外表的攻擊，其實是文學，關心個體的文學，同文明之間戰爭的一部分。文明人以他的彩繪磨石為榮，認為正是這重負令他與眾不同。而在藝術家看來，他的這層個性外衣不過是文明因為需要勞動力，需要人材儲備，需要一群溫順聽話、願受操控的公眾而塑造出來的一個粗糙乾癟、批次複製的形象。
《反案記》海報
這種舊式的和諧人物，今天仍然出現在大眾雜誌故事、俗套暢銷書、報紙漫畫和電影裡。其形象之所由來，便是那些毫無新意的風格和通俗文藝形式（像懸疑小說和西部小說），到今天還在無休止地使用老掉牙的動機、戲碼，或愛恨情仇。舊式人物有模有樣地踱著步，不時變換背景和服裝，卻日益脫離真正的現實。這些德高望重的文學典型所起的作用，應該會讓臨床心理學家大感興趣，他們很可能會從這裡看出一個強迫症患者，那裡又看出來一個偏執幻想狂；也會讓社會學家大為著迷，他們發現這些典型同政府部門的組織架構有相似之處，或是能從中聽出現代工業企業的迴響。但一個在偉大文學傳統裡成長起來的作家，不會僅僅將這些俗套故事視為麻醉劑或洗腦的娛樂——往壞裡說是滋生惡行，往好裡說是有療愈之效；他還擔心我們稱之為小說的敘事藝術可能已經山窮水盡，其中的自我概念已經枯竭，而正是這個概念，讓我們構想出對自我命運的興趣。
這就是為什麼，格特魯德·斯泰因在一次演講中說，我們讀 20 世紀偉大小說的時候，不能老想著情節如何發展。其中也包括她自己的那本《美國人的造就》。事實上，《尤利西斯》《追尋逝去的時光》《魔山》《美國人的造就》的情節發展都無甚吸引力。它們讓我們感興趣的是一個場景、一段對話、一份情緒、一種洞察，是語言、人物，是其中設計的揭示，但這些都不是敘事。《尤利西斯》避免與慣常故事有任何相似。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本關於文學的書。它為我們展現了英語散文風格的歷程，也展現了小說的歷程。它是一座博物館，收藏了文學所有古老精巧的盔甲、戟、弩和火炮。它用一種頑皮的諷刺來展示這些收藏，戲仿而又超越了它們。這些都是曾讓我們深深著迷的東西。舊式的崇高，舊式的躲閃，舊式的武器，現在全都無用了；曾經英勇傳奇的金盔鐵甲，曾經浪漫的戀人相擁，都因為拙劣的利用而受到貶損，都已經過時。
語言也過時了。埃裡希·海勒在最近的著作裡引用了胡戈·馮·霍夫曼斯塔爾觀察到的一個典型現象，提到舊有表達方式的不足。霍夫曼斯塔爾寫道：“曾經，各種元素結合在一起，構成一個世界，而現在，呈現在詩人面前的卻是可怕的分崩離析。條理清晰地討論，所說的卻都不真。平日觀察裡那些司空見慣的說法，似乎突然間成了無解之謎。長官是壞人，牧師是好人，我們的鄰居值得憐憫，他的兒子都是廢物。麵包師值得羨慕，他的女兒都賢良。”根據霍夫曼斯塔爾《一封信》裡的看法，這些慣常表達“壓根不含一絲真相”。他解釋說，他沒法“透過被習慣風俗簡化了的視角，來觀察人們的言行。所有的東西都碎了，一碎再碎，再用慣常的觀念去理解，會一無所獲。”
於是，人物、行為和語言紛紛受到質疑。西班牙哲學家奧爾特加·加塞特總結眾說，稱：小說應該具有一個範圍明確的地方背景，要有人們熟悉的特徵、傳統、職業和階級。但眾所周知，這些古老的地方世界已不復存在。這麼說或許不夠準確。它們依然存在，只是小說家已經不再感興趣。它們不再是我們在簡·奧斯汀或喬治·艾略特小說中看到的地方社會。我們當代的地方社會已經被世界所淹沒。大城市吞噬了它們，現在宇宙直接把自己強加於我們；星空直降我們的城市。所以現在，我們要直面宇宙本身，沒有了小社群的種種舒適，沒有了形而上學的確定性，沒有了區分好人壞人的能力，我們被可疑的現實包圍，發現面目模糊的自我。
《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劇照
D。H。勞倫斯在《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的開篇寫道，我們周圍的一切都崩塌了，我們每個人都必須想辦法重新搭建一種生活。他給我們提供了一種自然的神秘主義，不帶虛假浪漫的愛，他讓我們坦然接受真實慾望，作為恢復的首要原則。其他作家也紛紛提出美學、政治或宗教的首要原則。所有值得一提的現代小說家都力圖擺脫人物的慣常觀念、慣常場面和慣常構想。他們之中的佼佼者不滿於一貫的自我，以及至關重要的“我”的命運這類陳腐概念。現在，我們已經見識了舊式自我的無數榮辱成敗。我們從內戰以來的數部美國文學作品中，看到了他們的進步與衰亡，看著他們從興盛到沒落。作為讀者，我們仍然為蘭伯特·斯特雷塞 們、赫斯特伍德 們和考珀伍德 們，以及蓋茨比 們所打動、所取悅；但作為作家，卻不是這樣了。他們的情智所及已經適應不了新的環境。那些自居社會之外的人物更合我們的口味，他們不像蓋茨比，一點不想在感情層面與社會妥協。不同於德萊塞筆下的百萬富翁，我們已經不再渴望那些財富；不同於斯特雷塞，我們已經不會被古老世故的文明的偉力所吸引。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中的許多人更喜歡美國小說。因為美國小說中的人物幾乎都遠離文明狀態——像《白鯨》和《哈克貝利·芬歷險記》裡的。我們感到在我們自己的時代，所謂文明狀態經常搖擺到幾近於霍布斯所說的自然狀態，也就是一種戰爭狀態，個人在其間的生活骯髒、野蠻、枯燥、短暫。但我們必須小心，不要被這個類比衝昏頭腦。從最近歐洲特別是德國的歷史中，我們看到了試圖掙脫一切文明和法律傳統的後果，直叫人痛心。自然與文明、專制與紀律就是這麼暴烈地混合在我們的頭腦裡。
但對於我們美國人來說，規訓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強制鎮壓。我們不太懂得規訓的樂趣。美國的社會建制可不會把精神性的、高尚的品格灌輸進現代美國人的內心世界。他必須憑藉探險家的好運，從自己的親身經驗中發現它，否則就完全尋覓不著了。社會給他吃，給他穿，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他，他是社會的嬰兒。如果他接受這種嬰兒狀態，便會心滿意足。但如果他想發揮更大的作用，則會感到非常地不安。世界各大洲的饑民都奔著這樣一種滿足而來，帶著自遠古時代起就受挫的激情和慾望，帶著從未如此強烈的正義伸張。給了奶瓶和嬰兒玩具就能滿足，這是很危險的。而藝術家、哲學家、牧師和政治家關心的是人性的全面發展，即人的成年期，它在我們的歷史中偶爾如驚鴻閃現，偶爾為個人所感。
這一切，大家都心知肚明，但還是繼續去寫著我們稱之為小說的書。我在沮喪的時候差點讓自己相信，小說就像印第安人的編織術或馬具手藝一樣，是一種退化的藝術，沒有未來。但我們必須謹慎對待預言。即便這預言是基於詳盡的歷史研究，也存在風險；而悲觀主義和樂觀主義一樣，也可能會變成一陣喧鬧。所有工業社會都強烈地懼怕廢退與過時。在我們這個時代，階級、國家、種族和文化已被宣告過時，結果讓我們這個時代成為千百年來最可怕的時代之一。因此，我們必須謹慎判斷是否某種藝術已經消亡。
這不是一個批評家和歷史學家組成的驗屍陪審團能做的決定。事實上，有許許多多的小說家始終在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甚至是那些以仇恨為主題的小說家如塞利納，或以絕望為主題的如卡夫卡。他們的作品一直在努力創造尺度、整理經驗、給予價值、提出觀點，帶領我們走向生命的源泉、復活生命的事物。真正信仰混亂的人是不會喜歡小說的。他追隨的是另一種召喚。他會是一名處理事故的律師或推銷員，而非小說家。因此，每當讀到那些百萬美元年薪的雜誌主管們又在對現代小說家口誅筆伐時，我總是禁不住要坐起來。他們呼籲美國作家在這個危險時期要正面表現美國，肯定它的價值，提高它的聲望。不過，或許小說家們對應該肯定什麼有不同看法。也許他們正在展開自己的調查，研究什麼事物可被予以肯定。他們可能會站出來反對民族主義，反對美元，畢竟這可是群古怪、靠不住的傢伙。然而，我已經指出，小說家的本能是趨向秩序。這是值得稱許的好事，但我不想只是聽起來很好。正確的理解是，這是另一項困難的開始。
小說家有哪些關於秩序的想法，他從哪裡生出這些想法，而這些想法又將如何有助於藝術？我前面談到過勞倫斯的看法，即我們必須從廢墟中為自己重建一種生活——這生活無論是單獨的、成對的，還是成群的，都可以。在他看來，遭遇海難、孤獨無援都不全然是壞事。它們也是一種解放，我們若能全力運用我們的自由，就能與自然和其他人建立真正的關係。但是我們怎樣才能達到這個目標呢？勞倫斯在《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中給出一種答案：展示兩人獨處於荒廢之中。我有時覺得《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是雙人版的《魯濱遜漂流記》，只是它關注的不是生存技術的巧妙，而是人類在性方面的謀略。它和《魯濱遜漂流記》一樣，是一部處處充滿寓意的小說。康妮和梅勒斯像魯濱遜一樣汲汲於此，全篇裡的說教和魯濱遜那本一樣多。不同之處在於，勞倫斯傾盡全力，集中在這本書的寫作上。為此，他塑造了自己的人生，他的人生成了他思想的試驗場。因為，推舉一種自己都沒有嘗試過的生活道路，又有什麼意義呢？
這是評估一眾現代藝術家成就和生涯的一種方式。蘭波、斯特林堡、勞倫斯、馬爾羅，甚至托爾斯泰，都可以從這個角度去理解。他們拿自己做試驗，在某些情況下，只有從試驗結果中才能得出藝術的結論。勞倫斯除了生活給他的素材——他所謂的“野蠻人的朝聖之旅”以外，沒有其他的素材。他所檢驗的思想理念，關乎生命、愛慾、本能，不過並不總是用人們喜聞樂見的標準來檢驗的。這些理念讓我們置身於一種自然的神秘主義，給我們帶來性滿足，也就是死亡的基礎。但在這裡我並不關心勞倫斯論點的所有細節。我主要感興趣的是理解和想象之間的聯絡，以及思想在未來的想象文學中將會佔何地位。
首先，必須承認，小說中的思想可能相當乏味。現代文學和其他藝術足可證明我們對說教的偏見是正確的。叔本華說，藝術作品中，觀點並不如想象有效。人們可以反對小說中的觀點或判斷，但小說中的行動無可爭辯，會被我們的想象力直接接受。我認為許多現代小說，可能其中大多數都是為說教而寫。作家們試圖提出觀點，創造尺度，帶領我們去往生命的源頭，當然是意圖說教。這就把小說家捲入了計劃、口號、政治理論、宗教理論，諸如此類的事情裡頭。許多現代小說家好像在對自己說“假如”或“假定某件事是這樣或那樣的情況”，結果，整本書的構建往往是基於思想，基於說教的目的，而非基於想象。這也不奇怪，想想今天的實際情況、現代生活中的處處算計、注重按規矩辦事，以及普遍渴望答案。不獨書籍、繪畫和音樂作品，愛情、婚姻甚至宗教信仰都常常起源於某種想法。因此，愛的理念比愛更普遍，信仰的理念比信仰更常見。我們今天最受推崇的一些小說起源於純粹的思想上的靈光乍現。其結果有時很令人滿意，因為這樣的小說非常易於討論，只是其中的理念往往比表達它們的人物更豐滿。
19 世紀的美國文學極具說教意味。愛默生、梭羅、惠特曼乃至梅爾維爾都是愛說教的作家。他們想要教育一個年輕稚嫩的民族。20 世紀的美國文學仍然是說教式的，而且還不夠智慧。這並不是說 20 世紀的美國小說缺乏思想，而是說這些思想的處境艱難，於是做了一番喬裝打扮。在《永別了，武器》中，海明威列出了我們不應再談論的主題——一長串被汙染的詞。罪惡政客和蠱惑人心者的虛誇詭辯毀掉了這些詞彙。接下來，海明威試著不用這些詞來表達它們原有的、被背叛的涵義。我們必須為此敬一下他。就這樣，我們有了不用“勇氣”二字表達的勇氣，不用“榮譽”二字表達的榮譽，在《老人與海》中，我們看到了一種基督徒式的忍耐，也一樣沒有用到任何具體的詞。努力表達理念，同時又堅決拒斥思想，到了這般程度，看起來像是個奇特又高度複雜的遊戲了。這表明人們對藝術的力量產生了極大懷疑。似乎只要是公開表達出來的思想，藝術都忍受不了。
我們已經在美國小說中創造出一種奇怪的結合：人物極度天真，作品的書寫、技巧和語言卻又極度深奧。然而思想的語言是被禁止的；人們認為它危險、深具破壞性。美國作家似乎相當忠於人民、忠於普通人。也許在某些情況下，不應該用“忠誠”這個詞，而更應該稱之為“效忠”。但是，一個作家就是應該致力於儘可能地打通社會各個階層，深入思想的各個層面，避免民主的偏見和智識上的勢利。他為什麼要羞於思考呢？我不認為所有作家都在思考或應該思考。有些人特別不善於思考，我們硬是讓他們進行哲學思考的話，只能是害了他們。但有證據表明，大多數藝術家都智力活躍，只是在現在這樣一個智識程度日漸加深、日漸被科學思想的產物所主導的世界裡，他們似乎奇怪地不再願意用腦，或給出任何跡象表明他們有腦可用。
整個 19 世紀，小說家們越來越相信，思想是和被動聯絡在一起的，會使人失去活力。就連俄國的岡察洛夫和英國的托馬斯·哈代這樣差別甚大的作家都這麼看。在 20 世紀的傑作中，思想家通常無力把控生活。但迄今為止，另一種生活方式——充滿激情卻不具思想的活動——在冒險、狩獵、戰爭和情色小說中得到了充分的探討。與此同時，現代文學卻大大地忽略了思想產生的奇蹟。如果說普魯斯特和喬伊斯等小說家忽視了敘事，那是因為有一段時間，戲劇性從外部行為轉向了內心世界。在普魯斯特和喬伊斯的作品中，我們完全被禁錮在一個單一的意識裡。在這個內心世界裡，作家的藝術主宰著一切。戲劇已經不再表現為外部行為，因為這種描述興趣、描述個人命運的陳舊手法，已經不再有力。長官是個好人嗎？我們的鄰居值得同情嗎？麵包師的女兒們賢良嗎？現在，我們覺得這些問題都屬於一個死去的體系，只是些套話而已。如果我們以別的方式去理解麵包師的女兒們，我們的心可能會重新向她們敞開。
帕斯卡或許能給我們一絲頭緒，他說並不存在無趣的人，只有無趣的觀點。也許說得有些過頭了（宗教哲學必然主張每個靈魂都無比珍貴，因此也就無限有趣）。不過我的論點至此開始明朗了。想象力，如果自縛於枯燥乏味的觀點，故事就講不下去了。想象力正在尋求表達美德的新方式。現在的社會被某些不確的美德表述給控制了——但並不是說人們真的相信這些胡說。這些輕飄飄的胡說八道在小說中產生出對立面，於是我們有了黑暗的文學，將人當作受害者的文學，讓老人坐在垃圾箱裡等待氣絕的文學。事情就是這樣；唯一需要補充的是，我們還是沒能理解人為何物。而麵包師的女兒們可能會帶來一些啟示和奇蹟，讓著迷的小說家們一直忙到世界末日。
最後，我想補充一點，關於小說中的好思想和壞思想。某種程度上，小說家在推舉什麼、肯定什麼，並不重要。如果他除了說教的目的，再無其他貨色，那他就是個糟糕的作家。他的思想毀了他。他也無力再維繫這些思想。說教目的本身並無可指摘，現代小說家退避了說教的危險，卻常常變得出奇地不真實，他那為藝術而藝術的純粹信仰，在某些情況下，特別沒有吸引力。在現代小說家中，最勇敢者挺身而出，給人教誨，且無懼使用宗教、科學、哲學和政治的術語。他們已經做好了準備，接受對自己立場的最強烈反對。
《卡拉馬佐夫兄弟》劇照
這裡，我們就看到 D。H。勞倫斯這樣的說教小說家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間的區別。在創作《卡拉馬佐夫兄弟》，剛剛寫完伊萬和阿遼沙那段著名對話（伊萬對正義感到絕望，提出要把“入場券”退還給上帝）的時候，陀思妥耶夫斯基與人通訊，說他現在正試著透過佐西瑪長老來回應伊萬的論點。但他幾乎已經提前摧毀了自己的立場。我認為這是一部思想小說所能取得的最高成就。當裡面完整出現了與作者立場完全相左的論點時，它就變成了藝術。沒有這一點，思想小說就只是自我放縱，說教就只是一味磨斧頭而已。對立兩方須能自由地相互對峙，且雙方都須有充分熱烈的表達。正因此我才說，作家的個人立場和他想要肯定的東西並不重要。他也許會肯定我們一致贊同的原則，卻寫出非常糟糕的小說。
小說要想復興和繁榮，就需對人類有新的認識。這些新的想法無法獨立存在。如果只是空口主張，那無非是顯示了作家的一腔好意。因此，這些新的想法得被發現，而非憑空臆造。我們必須見到有血有肉的思想。如果許多作家感覺不到這些未被承認的品質確實存在，那也沒必要繼續寫小說了。這些品質仍然存在著，且要求獲得釋放，要求得到表現。
（上文摘自《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
由 99 讀書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