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廣東潮州韓文公祠主祠宇韓愈塑像。（視覺中國/圖）
韓愈是一個詩人，但作為一個文章大家似乎名氣更盛。有時寧可迴避其詩，而必談其文。開啟當代一些選本和教材，會發現多有文章，而詩則少見。這是不是一個誤區？是不是一種優長對另一種優長的遮蔽？需要我們直面文字才好。詩與文其實不能截然分開，前者為後者的靈魂與核心，後者為前者的基礎，並且可以看作更開闊的後方。韓愈的詩文之間關係絕非獨立和分離，而是相互支援以至於共同抵達一種成就和境界。這一點必須得到充分的認知，否則不僅無法準確理解和評價他的詩歌，更不會深入文章的腹地。
就形式的演變和淵源來看，傳統的詩是文的精煉化和聲韻化，是另一種形式的文。詩與文的完全對立和脫離既非常荒謬，也不可能。但從另一方面來說，文畢竟不是詩，因為文所不及之境才有詩，可見還不僅是一個形式問題。詩的確是極為獨特的事物，是一種非如此不可的、極具特質與高度的表達，當然不能用文來取代。所以從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誕生到現在，幾千年過去，詩作為一種文學樣式仍然存活，而且遠無終結之相。有人可能說“詩”之稱謂仍存，其形式本身，更有表達正規化，早就經歷了脫胎換骨的鉅變。他們會列舉從白話文運動到今天、由最初之直白和自由，走入類似西方現代主義的晦澀和怪異。這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但這種說法貌似成立，仍舊缺乏根本依據。詩的本質意義並無改變，它仍然還是文學的核心，這一點是不可替代的。無論讀者數量多少，詩作為一種極致化的表達方式，仍然是文學審美的高階，這種地位與尊嚴是無可撼動的。
說理性與敘事性是文章強項，但這些優長即便是詩也未能徹底割捨，相反總要以另一種面目出現。從古到今，人們公推“韓文”，其詩則要退其次。就他個人來說，也是以文為最重要的志業。每每書寫文章，必定理茂辭盛，氣勢奪人，但如此凌厲之文一旦入詩，也不失為另一境界。他的詩章同樣好不痛快，別有新調。“山石犖确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升堂坐階新雨足，芭蕉葉大梔子肥。”“山紅澗碧紛爛漫，時見松櫪皆十圍。當流赤足踏間石，水聲激激風吹衣。人生如此自可樂，豈必局束為人鞿。嗟哉吾黨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歸。”（《山石》）“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他的詩所達到的高度，正因為文的援助，可以說沒有韓之美文，就沒有這些好詩。他的詩與文可稱雙璧，許多時候難分高下。其文確在一定程度上遮掩了詩，但詩的光芒仍然能夠從茂密的文章之林中穿射而出，眩人眼目。他的文之自由開闊，痛快淋漓，也同樣開拓出一種獨有的詩境。
“退之詩大抵才氣有餘，故能擒能縱，顛倒崛奇，無施不可。放之則如長江大河，瀾翻洶湧，滾滾不窮；收之則藏形匿影，乍出乍沒，姿態橫生，變怪百出；可喜可愕，可畏可服也。”（南宋·張戒《歲寒堂詩話》）此為至評，不可不記。
張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