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無關）最好的人生引導，不就是讓孩子們看到諾言的價值與兌現諾言的意義嗎？（視覺中國/圖）
清華大學積極心理學研究中心辦公室主任趙昱鯤發了一條微博，展現了一起發生在一對母女之間的“手機風波”。
作為高二女生的女兒，手上的蘋果手機用了不到三年，還能用，但是不夠潮、不夠快，嚷著要換手機。做媽媽的允諾過三年可以換新，可是在還有兩個月就滿三年的時候，女兒提出可以提前換新，因為可以趕上大促。做媽媽的卻覺得手機沒必要換，理由是日常夠用了、對孩子的成績提高和今後考學有較高期望、老師強調控制學生用手機等。進行於晚間的溝通不是很順暢，媽媽覺得女兒又哭又鬧不講道理，新提了一個條件：寫一個學習目標。但又覺得女兒寫得比較敷衍……要求改了三遍才勉強能看。困惑之下求教於趙昱鯤。
這樣的“手機風波”，相信很多家庭都經歷過，因而具有特別的樣本意義。趙昱鯤向這位苦惱的媽媽建議的是：如果父母已經答應的，哪怕後來覺得不合適了，也應該兌現諾言，“建立你們之間的信任關係，比手機更重要”。此話一語中的，著實可行。
趙昱鯤就此羅列了父母經常犯的錯誤，關鍵詞都是“失信於孩”。例如，說好了做完作業就讓孩子自由玩，結果孩子半小時就把作業做完了。父母一看，難道一個晚上就讓孩子玩掉了？就又佈置一套題。孩子質疑父母說話不算數。父母的理由是：“我還不是為你好！你知不知道你成績離隔壁家的小明還差多少？”
這就不講理了。但是這樣的不講理，實在是司空見慣。無論是明明該兌現卻不兌現還找一堆理由搪塞，或者臨時增加條件，以最大程度稀釋兌現諾言帶來的“壞處”，都是對孩子心理強加的傷害。這一次次的“騙局”，所累積起來的人生經驗，大機率會讓孩子自此失去對父母的絕對信任。問題是，這樣的信任，是孩子成長過程中少不得的支撐性力量。父母不可信，豈不是孩子面臨的一大災難？
我的母親，和舊日鄉村的諸多母親一樣，有著隨意許諾又時常不兌現的“習慣”。在村莊裡，所謂“騙小孩”成為一門公開的、冠冕堂皇的“傳統”，且向來不受質疑和檢討。有時，這種“傳統”近於遊戲或作弄，類似的作弄包括但不限於：說好只要不再啼哭就獎賞一顆糖事後卻不認賬、說好買一打鉛筆卻只買了一根鉛筆、說好幫孩子保管壓歲錢卻“私吞”……父母們“戲娃36計”，讓小孩們深受困擾。
我慶幸自己的父親通情達理深明大義，在我母親言語有失的時候，父親總能予以勸告：說到就要做到，小孩不能欺。我父親的重諾之道某種程度上“中和”了彼時失信於孩的風氣。我家中瓦房裡，大梁上掛著父親收納的一個包裹，裡面有鋼筆和帶著藍色印花塑皮的筆記本。這兩個寶貝讓我垂涎欲滴，因為那時我們只能把紙張摞起來用訂書機訂成土味“筆記本”，且還沒有資格使用鋼筆。父親告訴我，等老師允許使用鋼筆的時候，它們就是我的了。
當我如約得到這兩件寶貝的時候，我特別激動地用鋼筆寫下了自己的名字，並在父親的鼓勵下把本子當成了文摘本，以此增加業餘的“養分”。父親還允諾過為我訂閱雜誌，他也做到了。在1980年代，對莊戶人家來說，訂閱雜誌意味著一筆不菲的開銷，而我卻因在醫院上班的父親的識見，在小學五年級時驕傲地讀上了《兒童文學》。即使是我的語文老師，也視為稀罕物，向我借閱。
父母在某件事上兌現承諾，並不是在完成一筆“交易”，而是在實現最初的重諾教育。對孩子重諾，就是對自己重諾，對他人重諾。重然諾、講信用的養成，正是透過父母對孩子的一諾千金開始的。在孩子的眼中，諾言就是房樑上懸掛著的“寶貝”，他們期待摘下“寶貝”，一如期待摘下滿天星。這份人間美好的情境，輕易破壞不得。
最好的人生引導，不就是讓孩子們看到諾言的價值與兌現諾言的意義嗎？
當然，可能有因“不可抗力”使得無法兌現諾言的時候，但此時也應該向孩子真誠致歉，並提供替代方案，而不是將失信視為理所當然。
須知，父母承諾一出，選擇的權利實際上就移交給了孩子。可以給出建議，但只能讓孩子做主。就算覺得有諸多不合適，那也該認賬。除非你打算做一個家庭裡的“暴君”。
社會的誠信缺失現象，其實是從家庭開始的。但很多人意識不到這一點，反過來責問孩子為啥不守信。殊不知，你對孩子的不誠信，可能會形成“不誠信基因”，一代代傳導，並影響到孩子在社會上的為人處世。
“父母無戲言”。及早認識到為人父母常犯的毛病，加以改正，不僅是走出家庭教育中的誤區，也是為社會營造一個個“重諾營地”。
（作者系媒體人）
（本文僅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伍裡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