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政治理想是“達則兼濟天下”，而白居易的人生理想則是“窮則獨善其身”，通透靈活的白居易，不會死守兼濟天下這一條路。既然仕途無法通達，那麼幹脆就獨善其身，躲起來過自己的逍遙日子好了。白居易說過，“心足即為富，生閒乃當貴”，可見，白居易調節心理的一大法寶就是知足。本來白居易覺得四體不勤、五穀不分，他還覺得很羞愧，他說：
不種一株桑，不鋤一壟谷。
終朝飽飯餐，卒歲豐衣服。
持此知愧心，自然易為足。
但隨著歲月的推移官場的沉浮，白居易已經心安理得地開始追求悠然閒適的獨善其身的生活了。
白居易的一生，在“兼濟天下”與“獨善其身”兩種模式中自由遊走，從容不迫且遊刃有餘。有了這樣的心理調節器，無論是得意還是失意，他都能進退自如，保持著一種良好的平衡感。
白居易對中國隱士文化心態的演變，是有巨大影響的。因為，他天才地發明了“中隱”的生活方式。
所謂“中隱”，就是不完全遁入山林，因為那是小隱，而小隱太窮困；也不是躲在鬧市之中，做個“大隱”，那就太喧囂了。白居易要做一個閒官，隱居朝廷之內，當一個責任不太大、任務不太多，但俸祿優厚、生活悠閒的官員。這就是中隱的生活理念。白居易說：
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囂喧。
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似出復似處，非忙亦非閒。
不勞心與力，又免飢與寒。終歲無公事，隨月有俸錢。
……
唯此中隱士，致身吉且安。窮通與豐約，正在四者間。
白居易的意思是說，他看不上大隱和小隱的生活方式，大隱與山林，一個是太辛苦，還要親自種地做飯啥的，搞不好是吃了上頓沒下頓，像陶淵明一樣辛苦，那沒意思；要是完全隱居在嘈雜熱鬧的人群之中，那也太吵鬧，不符合追求安靜雅緻的生活情趣，那最好的隱居方式，就是中隱，選擇一個二線城市，做一個退居二線的官員，責任不大，任務不重，薪水又高，有錢有閒有白雲有藍天，有大把的時光可以揮霍，總之，中隱的生活，那叫一個爽。白居易將中國的隱逸文化推向了一個全新的階段，他和他計程車大夫文人階層，終於找到了朝堂與山林之間的最佳結合點。
白居易活得悠閒自在，重要的是他的心態超然，他有一種知足的“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良好心態。他在《四雖雜言》詩中說：
年雖老，猶少於韋長史；
命雖薄，猶勝於鄭長水；
眼雖病，猶明於徐郎中；
家雖貧，猶富於郭庶子。
本來白居易覺得自己滿不幸的，但白居易喜歡轉念一想，喜歡和不如他的人比，這樣一比，自己原來是全面佔優，還是個人生的大贏家，這樣一比，白居易就找到了心理安慰和平衡。因此，白居易是中唐時期心態最好，活得最安適的詩人。
白居易在處境不善或出現挫折之時，特別善於獨處，善於自我尋找樂趣，想辦法找點樂子，讓自己高興起來。相比怒髮衝冠誰也不服的劉禹錫，白居易多了一份沉靜與悠然；相對於悽悽慘慘的柳宗元，白居易多了一份樂觀；相比於多悲多苦的韓愈，白居易多了一份樂天知命的達觀。有人說韓愈三百首詩中，有六十首是寫哭泣的，而白居易二千八百多首詩中，竟然有九百多首是寫酒的。好傢伙，這白居易是要趕超詩仙李白的節奏。
事實上，白居易倒是真的想趕超詩仙李白，他也曾自比為詩仙，白居易說，真正瞭解他的人，都叫他詩仙；而不瞭解他的人才叫他詩魔。後來的唐宣宗看來真的是瞭解白居易的人，在白居易去世之後，唐宣宗還親自寫了一首《吊白居易》的詩，對白居易那是高度評價。這首詩是這樣寫的：
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
浮雲不繫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
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
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
這唐宣宗還真的稱白居易為詩仙，這倒是討好了白居易，他也不怕李白從地底下出來，找他喝酒。但還是李白的“詩仙”名號太大，因此白居易也只能屈尊做一個“詩魔”了。
歲月就是殺豬刀，生活就是磨刀石，白居易從早期的不服就幹強顏直諫的楞頭青，被生活磨鍊成波瀾不興的老油條。白居易說自己已經修煉到位：他在《詠懷》詩中寫道：
自從委順任浮沉，漸覺年多功用深。
面上減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
妻兒不問唯耽酒，冠蓋皆慵只抱琴。
長笑靈均不知命，江蘺叢畔苦悲吟。
白居易說自己已經是“面上減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的高人了，他對屈原那樣自找苦吃的生活，實在是看不上，認為那就是和自己過不去，和幸福的生活過不去。官場的沉浮中，白居易終於戴上了面具，成了是非不管超然是非之外的“木頭人”，而這正是莊子哲學推崇的“呆若木雞”，老子哲學推崇的“大智若愚”的境界。
白居易理想的生活狀態，可以用他的一首《食後》的詩來概括，
食罷一覺睡，起來兩甌茶。舉頭看日影，已復西南斜。
樂人惜日促，憂人厭年賒。無憂無樂者，長短任生涯。
在閒適慵懶地之中消磨時光，用黃小琥的歌就是：感覺快樂就忙東忙西，感覺累了就放空自己，別人說的話隨便聽一聽，自己作決定。不想擁有太多情緒，一杯紅酒配電影，在週末晚上關上了手機，舒服窩在沙發裡。瞧瞧這生活，慵懶隨意，此樂何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