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烏的經濟奇蹟起來以後，上海、北京的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們去調查義烏奇蹟，義烏人告訴他們三個字‘膽子大’，就是膽子大，創造了義烏的奇蹟。所以《活著》為什麼現在受歡迎，也是三個字‘運氣好’，沒有別的可以解釋。” ——餘華
最好的閱讀是懷著空白之心去閱讀，赤條條來去無牽掛的那種閱讀，什麼都不要帶上，這樣的閱讀會讓自己變得越來越寬廣，如果以先入為主的方式去閱讀，就是挑食似的閱讀，會讓自己變得狹窄起來。
為什麼不少當時爭議很大的文學作品後來能成為經典，一代代流傳下去？這是因為離開了它所處時代的是是非非，到了後來的讀者和批評家那裡，重要的是作品表達了什麼，至於作者是個什麼樣的人不重要了，和作者同時代的人都不在了，是非也好，恩怨也好，也都不在了。
這裡面涉及的是當代文學面對的種種干擾，比如人際關係，比如審美趣味等。當代文學也好，當代音樂也好，當代美術也好，它都會有這樣或那樣的干擾。
勃拉姆斯和瓦格納之間的爭吵到他們死了還沒完，其實這兩個人一輩子沒見過面，也沒在背後說過對方什麼不好，雖然他們互不喜歡，主要是他們的支持者互相吵了幾十年，因為他們是德國同時代標誌性的音樂人物。
別說他們兩個了，有的時候，八竿子打不著的同行之間也會互相瞧不起，柴可夫斯基在他的日記裡說他有一次演奏了勃拉姆斯的作品，覺得他是個毫無靈感的笨蛋。勃拉姆斯之後出來一個布魯克納，布魯克納的作品很宏大，勃拉姆斯對此不屑，認為那只是一條蟒蛇而已。這三個人的作品現在都在被廣泛演奏，可能勃拉姆斯多點，主要是他的室內樂作品演奏得多一點，如果交響樂的話，他們三個人應該差不多。現在我們聽他們作品的時候，對他們當時互相瞧不起已經不知道了，而且也沒有興趣知道，我們的興趣是他們的音樂。
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音樂的敘述》，專門寫勃拉姆斯和瓦格納的爭吵，不是他們倆的爭吵而是他們倆的支持者的爭吵。一直吵到他們倆死了以後，然後到了勳伯格那一代作曲家，勃拉姆斯和瓦格納都成了他們的老師，這一代與下一代就是這樣的關係，勳伯格那一代是勃拉姆斯和瓦格納共同的學生。但是勳伯格這一代之間也是互相爭吵，所以爭吵只是同時代的事，到了下一代就沒事了。我說過一句話，只要現在音樂家們願意，他們可以演奏任何音樂史上的作品，但是無法演奏音樂史上的爭論和爭吵。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閱讀古典文學作品或者過去時代文學作品的時候——比如魯迅的作品時——我們可以懷著一顆空白之心去閱讀，而閱讀當代作品的時候很難懷有這樣的空白之心。你有你的經驗，你會覺得這部作品寫得不符合你的生活經驗，中國很大，經濟發展不平衡，每個地方的風俗和文化也有差異，每個人的成長環境不一樣以後，年齡不一樣以後，經驗也會不一樣，這會導致帶著過多的自己的經驗去閱讀一部作品，對這部作品的判斷可能會走向另外一個方向。反過來帶著空白之心去閱讀，就會獲得很多。
閱讀最終為了什麼？最終是為了豐富自己，變化自己，而不是為了讓自己原地踏步，始終如此，沒有變化。
無論是讀者、做研究的，還是做評論的，首先要做的是去讀一部作品，而不是去研究一部作品。我上中學的時候，讀的都是中心思想、段落大意之類的，用這種方式的話肯定是把一部作品毀掉了。閱讀首先是感受到了什麼，無論這種感受是喜歡還是不喜歡，欣賞還是不欣賞。讀完以後有感受了，這種感受帶來的是欣賞還是憤怒，都是重要的。然後再去研究為什麼讓我欣賞，為什麼讓我憤怒，為什麼讓我討厭？研究應該是第二步的，應該是在閱讀之後的。
說到寫作時的畫面感，我在寫小說的時候肯定是有的，雖然我不會畫畫，我對繪畫也沒有像對音樂那麼的喜愛。為什麼？看畫很累，你去美術館，尤其是很大的美術館，你在裡面待一天那多累啊，基本上是站著和走著。你去聽一場音樂會，是坐在椅子裡的，要是在家裡聽的話，可以在床上躺一會兒，在沙發上坐一會兒，還可以喝茶喝酒，上個衛生間諸如此類的。享受藝術時的舒適性，決定了我更喜歡音樂，這是一個原因。
還有一個原因，相對小說敘述而言，音樂敘述更近一點，兩者都是流動的敘述，或者說是向前推進的敘述。而繪畫也好雕塑也好，繪畫是給你一個平面，雕塑是讓你轉一圈，所以我還是更喜歡音樂。但是小說也好，音樂也好，都是有畫面感的。
我一九九二年底和張藝謀合作做《活著》電影的時候——這片子是一九九三年拍的——他那時候讀了我的一箇中篇小說《一九八六年》，他說我的小說裡面全是電影畫面，當時我並沒有覺得我作品裡面有那麼多的畫面，但是一個導演這麼說，我就相信了。
《活著》
餘華 著
作家出版社
2014年
至於九十年代寫作的變化，《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為什麼在今天如此受歡迎？昨天張清華還高談闊論分析了一堆理由，聽完我就忘了，沒記住，昨天狀態不好。其實我也不知道，我的感覺是這樣，我當時寫《活著》，有些人把《在細雨中呼喊》視為我寫作風格的轉變之作。是，它是已經轉變了，因為它是長篇小說了。但是真正的轉變還是從《活著》開始的，什麼原因？就是換成了一個農民來講述自己的故事，只能用一種最樸素的語言。昨天我們吃晚飯時，有位出版社的編輯告訴我，她的孩子，十三歲的時候讀了《許三觀賣血記》，喜歡；讀了《活著》還是喜歡；讀到《在細雨中呼喊》就讀不懂了。
她問我什麼原因，我想《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受歡迎，尤其是《活著》，可能有這麼個原因，故事是福貴自己來講述的，只能用最為簡單的漢語。我當時用成語都是小心翼翼，一部小說寫下來沒有一個成語渾身難受，總得用它幾個，就用了家喻戶曉的，所有人都會用的成語。可能就讓大家都看得懂了，人人都看得懂了，從孩子到大人。
我昨天告訴張清華，這兩本書為什麼在今天這麼受歡迎，尤其是《活著》，我覺得唯一的理由就是運氣好，確實是運氣好。
我把話題扯開去，《兄弟》出版那年我去義烏，發現那裡有很多“李光頭”。當地的人告訴我，義烏的經濟奇蹟起來以後，上海、北京的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們去調查義烏奇蹟，義烏人告訴他們三個字“膽子大”，就是膽子大，創造了義烏的奇蹟。
所以《活著》為什麼現在受歡迎，也是三個字“運氣好”，沒有別的可以解釋。
《第七天》在一個地方比《活著》受歡迎，就是翻譯成維吾爾文以後，在維族地區很受歡迎，已經印了六次，《活著》只印了三次。在中文世界裡，我其他的書不可能超過《活著》，以後也不可能，我這輩子再怎麼寫，把自己往死裡寫，也寫不出像《活著》這麼受讀者歡迎的書了，老實坦白，我已經沒有信心了。《活著》擁有了一代又一代的讀者，噹噹網有大資料，前些日子他們告訴我，在噹噹網上購買《活著》的人裡面有六成多是九五後。
文字
丨選自《我只知道人是什麼》，餘華 著，出版社：譯林出版社，出版年：2018-7
圖片
丨網路
轉自
| 楚塵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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