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秦立彥，美國聖地亞哥加州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現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副教授。研究方向包括中美文學關係、中英文學關係、英美現代詩歌、中國電影。除中英文學術發表外，譯有《華茲華斯敘事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華茲華斯抒情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即出）等，並出版詩集《地鐵裡的博爾赫斯》《可以幸福的時刻》《各自的世界》。
《理想世界及其裂隙》書影
內容簡介
本書以華茲華斯作品的重要部分——敘事詩——為研究物件，分析了其中的當代鄉村、對詩人自我的敘述、古典與中世紀世界，梳理了華茲華斯在幾個面向構築的理想世界，但這些理想世界都是不純正的，脆弱的，有裂隙的。敘事詩是華茲華斯作品中較少被學界作為一個整體而研究的部分，本書從敘事詩這一入口出發，凸顯了華茲華斯與拜倫式典型浪漫主義之間的差別，以及華茲華斯在自我與他人、浪漫與現實、人與自然等力量之間維持的豐富的平衡。
本書目錄（上下滑動檢視）
目 錄
第一章 一個浪漫詩人的敘事詩
一 為何敘事，如何敘事
二 敘事與共同體
第二章 新的牧歌：繼承、建構與消解
一 英國的當代牧歌
二 被消解的“牧歌”文類
第三章 鄉村家庭的消亡：牧歌與輓歌
一 父子之約與鄉村/城市
二 兄弟，鄉村/海外
第四章 鄉村人之惡：懲罰與救贖
一 無謂的獵殺
二 對鄉村弱者的戕害
三 沉淪之路
四 救贖之路
第五章 當代女性的故事
一 鄉村女性的人生軌跡
二 瘋女人
三 女性的越界
四 女英雄
第六章 《序曲》：自我成長的多重敘述
一 對童年的塑造
二 “我”與鄉村之他人
三 鄉村之外的空間：劍橋與倫敦
四 斷裂的空間：法國
第七章 家園、退隱與共同體
一 多重矛盾構築的“家園”
二 《遠遊》的多聲音敘述
三 孤獨者：人格化的憂鬱
第八章 古典與中世紀：重構英國和歐洲的“過往”
一 夢幻烏托邦
二 失敗的騎士
三 不可能的聖徒
結 語
參考文獻
華茲華斯作品中英對照表
中英人名對照表
後 記
以下文章節選自《理想世界及其裂隙》第五章第二節，題目系編者所擬，感謝作者授權轉載。
華茲華斯敘事詩中的“瘋女人”故事
華茲華斯關注女性的悲劇，對鄉村女性給予深重的同情。對婚戀的關切使他看到婚戀關係中的性別不平等，也讓我們窺見他的美好鄉村中的異常。華茲華斯敘事詩中的鄉村女性常常處於失去的狀態，失去愛人、丈夫或孩子。這些失去對女性造成毀滅性打擊，使她們流浪、瘋狂、死亡。華茲華斯很少寫女性成功消化了這些損失而依然維持著有尊嚴的生活。婚戀是華茲華斯處理女性悲劇的主要視角，許多女性命運的逆轉來自戀愛時遇人不淑，遭到負心男子的拋棄。這樣的被拋棄的未婚女性幾乎與被拋棄的妻子是一樣的，女性並沒有二次戀愛的可能，只能在這一次失敗中毀滅。這是華茲華斯常寫的題目，尤其是在早期。
華茲華斯的受苦者很少憤怒而常常隱忍，這是他們應對困難的態度和方法，也是他們的崇高感的來源之一。憤怒是不接受現實而要求系統性的改變，忍耐就是接受和承認痛苦是人生的組成部分。但華茲華斯筆下的女性並非都這樣溫順。他的敘事詩中少有憤怒的女性，卻有瘋狂的女性。使她們瘋狂的原因是她們被男子拋棄，遭到戀愛之打擊。從這類關於瘋狂女性的詩看，並非是華茲華斯將女性書寫為非理性的，以作為男性的對立面。他筆下的瘋狂女性都是受害者，瘋狂是她們所受心理創傷的外化。華茲華斯常用大腦被燒壞的視覺形象，將瘋狂書寫為突然的無法承受的重大打擊，理性受到損壞無法修復。這些瘋狂女性本都是妙齡女子，並沒有任何精神錯亂的徵兆，原本都是完滿而沒有創傷的。對她們而言，婚戀的打擊幾乎是人生第一次打擊，因此其力量非常強大。婚戀之失敗造成她們的生活斷崖式跌落，她們的理性也隨之破碎。在善良、溫和甚至高貴的鄉村人總體形象中，這些瘋狂婦女顯得異常醒目，是烏托邦中的黑暗，牧歌中的悲歌。她們是當時鄉村女性困境的一個折射的映像，與華茲華斯筆下的美好少女形成尖銳對立，卻常常是等待美好少女們的下一步命運。可以說，瘋狂是華茲華斯書寫極度痛苦的一種方法，以瘋狂這一形象表達生活與精神的某種絕境。瘋狂的女性才可以發出哭喊。值得注意的是，華茲華斯寫的鄉下“瘋子”中沒有男子，瘋狂必然與女性聯絡在一起。這種瘋狂並非歇斯底里，而是悽慘、哀痛、傷悼等多種因素的結合。
大約作於1787年的《歌謠》（“A Ballad”）已經開始書寫這一主題。［1］詩中的女主人公瑪麗在被男友拋棄後瘋狂，因瘋狂而被監禁，從監禁處逃出來後流浪，最後早死。監禁、早死，這些讓我們窺見“瘋狂”在鄉村所攜帶的恥辱印記和女性因此受到的懲罰，瘋狂將女性從正常鄉村秩序中排斥出去。《簡·愛》是將瘋者禁閉在家中的另一空間，華茲華斯的瘋女人則在鄉野流浪，但這並不意味著她獲得了自由。她失去了家，而大自然也對她施以另外的懲罰。此詩從女性的角度來講述，那個男子沒有聲音。瑪麗是華茲華斯筆下被負心人傷害的一系列少女們中較早的一位，詩中有許多值得我們注意的因素，這些因素在華茲華斯後來的詩中被放棄，沒有得到繼續發展。首先她失戀的原因並不完全是被拋棄，也因為男友與其他村中少女調笑，我們看到了鄉村少女在愛情領域的競爭。此詩中有共同體的痕跡，但這共同體主要體現為一個女性競爭的情場。瑪麗最後為愛傷心而死，死之前沒有任何安慰。詩的最後出現了全村來哀悼她的場景，但之前的故事就是她一個人的淪落，村中其他人並沒有參與。共同體的一個功能就是公共的傷悼，此時的共同體完全統一，不區分個人，其作用類似希臘悲劇中的歌隊。
華茲華斯所寫的因被棄而瘋狂的女人的詩中，《山楂樹》（“The Thorn”）是最有代表性的一首。［2］此詩寫瑪莎·雷伊（Martha Ray）因被愛人拋棄而瘋狂，她很可能殺死了自己的嬰兒。此後她一直到山頂去，那裡有一株山楂樹，一個小水塘，一個小丘。這首詩陰慘而暴烈，沒有救贖，其效果未進行任何弱化，在以溫柔敦厚和剋制為主流的華茲華斯的當代鄉村敘事詩中，顯得異常醒目。
《山楂樹》寫出了婚戀給女性帶來的嚴重風險和女性為之付出的代價，鄉村的保守道德在詩中可見一斑。瑪莎之所以瘋狂，很可能不只是因為愛人別娶。她的瘋狂既是自我放逐，也是被放逐。她已失去貞操，且可能殺嬰，已失去婚嫁的機會，成了不潔之人。而她現在就是人人躲避的，是這個共同體中的異類。她之所以殺死孩子，既可能因為對負心男子的恨，也可能因為未婚先孕在鄉村是不被允許的羞恥。她的遭遇與《浮士德》中的甘淚卿類似。她本來完全無辜，在失敗的戀愛後，是她獨自承受一切代價和痛苦，而那男子則沒有受到任何懲罰。婚戀對少女而言是決定命運的一步，不可能悔改或糾正。一旦婚戀失敗，女性就徹底失敗，沒有了補救的可能。
這是一個淒厲的故事。在華茲華斯筆下所有被愛人遺棄的女性中，瑪莎是最極端的。《彼得·貝爾》中被彼得·貝爾遺棄的女人悲傷而死，孩子也與她一起死去，但瑪莎則很可能已經殺嬰。我們在此詩中看到華茲華斯的廣泛同情與包容。瑪莎未婚先孕，殺嬰，但華茲華斯並沒有將她標記為罪人。詩人沒有以嚴格的道德標準來要求她，對她並無指責。應該承擔責任的是那薄情男子，作者對他是切齒痛恨，“那殘忍的父親怎不去死？/我真希望他死上一萬次！”（142行）
《索爾茲伯里平原》和《廢毀的農舍》中的受苦女性都忍耐，此詩中的瑪莎卻發出哀鳴。她的哭喊沒有具體內容，不是“說，”而是哀痛的呼喊（cry），有一種原始的力量。
天可憐見，天可憐見！
我多麼悲慘，多麼可憐！（65-66行）
“Oh misery！ Oh misery！
Oh woe is me！ Oh misery！”
這兩行直接引語中，“misery”一詞重複了三次。瑪莎的詞彙量非常少，她的呼喊幾乎是無詞的，不成為完整的句子。這兩行呼喊在詩中多次重複（65-66， 76-77行），給人一種壓迫感。她已這樣二十多年，她在瘋狂中不可能變化，甚至不能獲得一個新的詞語。她的呼喊更像一聲哀號，其中的具體語詞已不具有很多意義。同時，她是自說自道。上天對她的悲劇沒有任何表示，只給她風雨，他人對她也沒有關心，她的哀鳴只能向自己發出。哀鳴是她的自我表達，不攜帶具體資訊，也不產生迴應。她唯一的語言從自身發出，回到自身，完成了一個封閉的迴圈。
瘋狂賦予她哀痛的聲音，同時瘋狂也是一種剝奪。因為瘋狂，她成了令人生畏的人，別人不敢踏入她的山頂領地。瘋狂看似給了她行動的自由，但正如流浪者的自由不一定是真正的自由一樣，瑪莎的自由也並非正面。她不是女流浪者，她在村中有一間農舍，但她很少在家中。家是一個女性的正常空間，而她沒有丈夫也沒有孩子，她的屋子算不得一個家，她失去了擁有家的機會。同時，因為瘋狂，這位主人公失去了連貫語言，不能像很多女主人公一樣講述自己的故事，她與他人的語言聯絡已經割斷。人們只能看到她在屋裡、在山上，聽到她的哀鳴，沒有人知道她究竟如何，人們對她的判斷都只是猜度。失去語言和理智後，她已經不像人，彷彿成了那山頂環境的一部分。
關於她的相貌，詩中沒有細節描寫，只說她在瘋狂後一直穿一件紅色的斗篷。她的臉必定是駭人的，華茲華斯對之沒有直接書寫，只寫了其效果，“我沒說話，看到她的臉，/已經足夠——那樣的臉”（199-200行）。她的相貌如此駭人，使敘事者無法開口，阻擋了他的語言，阻擋了他交流的慾望。華茲華斯在路上遇到陌生人後常願主動詢問他們的故事，給予同情，與那陌生人建立聯絡。但這瘋女人令詩中的敘事者轉身逃走。他是第一次看到她，他還不知道她是個瘋子，但已直覺到她的異樣，直覺到二人語言交流的不可能。鄉民說夜晚從墓地聽到的聲音“是死者發出的聲音”（174行），那聲音與瑪莎之間彷彿存在某種聯絡，詩中的敘述模糊地建立了這種聯絡，給她蒙上了一層哥特的色彩。墓地中傳來的聲音，敘事者在暴雨中看到的她的臉，而狂風暴雨中她還在山上，舉動如此詭異，執念如此深刻。在她瘋狂之後，關於她的書寫中使用了強烈的哥特式筆法。這個女人完全不是美麗女郎，而是如同鬼魅一般。
從這首詩中我們看到一個並不美好的鄉村圖景。此詩中有一群當地的關注者，當地人對她有濃厚興趣，不斷觀察和評論她。他們甚至想直接介入，但恐懼嚇退了他們。不同於善良互助的鄉村人的集體形象，在“他們”的存在與聲音中沒有太多理解或同情的成分。鄉民對這瘋女人沒有同情，毋寧說他們的目光是她的羞恥的來源之一。在華茲華斯的其他敘事詩中，鄉民的集體形象很少如此突出。這個瘋女人的身後有一個明視訊記憶體在的共同體（community），沒有他們的“正常”就無法定義她的瘋狂。她不屬於眾人，而她之外的眾人很罕見地組成了一個共同體。眾人是另一群人，與瑪莎截然不同，他們不瘋狂也不能理解瘋子。
她彷彿一個硬核，一切想了解她的努力都離她甚遠，無法抵達她。鄉民們一直在談論她，言人人殊。她雖然自己不發言，但她是一個具有生產性的話題，在人們中間產生了大量話語，成為本地的一個神秘傳說。但她的真實存在只是山上那個詭異的幻影和她的呼喊，人們的話都不能確保真實，相異的版本彼此抵消，哪怕大家都同意的說法也未必真確。眾人都相信那孩子埋在小丘之下，但誰知道那個小丘到底是什麼？人們說她殺死了她的嬰兒，敘事者“我”對此就有不同意見：“我不相信她會有這樣忍心”（224行），但敘事者的聲音也並不具有更多權威性。眾多關於她的嘈雜聲音使關於她的資訊都難以明確下來。
我們可以看到女主人公從可知到不可知的過程。導致她瘋狂的決定性事件發生在22年前。對於當年的她，人們所知甚多。華茲華斯寫到：“每當斯蒂芬出現在她心中，/她就忍不住，忍不住高興”（120-121行）。在此敘事者還可以深入她的內心，知道她在想什麼，幾乎是全知全能的視角。瘋狂將她一生的故事切成兩段，二十多年前的她是可知的，瘋狂之後她變得不可知。敘事者想講述她的故事卻無法講出，語言的反反覆覆的努力只是在她的周邊兜圈子。“我說不清”（“I cannot tell”）這句話在詩中反覆出現。這與《痴孩子》中的懸置不一樣，在《痴孩子》中，懸置是一種語言策略，目的是製造懸念，而懸念終會被解決。但《山楂樹》中敘事者想說卻說不出，他只能彙報大家和自己的猜度。他唯一一次親眼所見本來可以把他的證言提供給我們，那卻只是他在山頂雨霧中對她的一瞥，他只是看到了她的臉，一張他仍然無法說清的臉。敘事者甚至說不清她究竟是否懷孕，是否殺嬰。“我希望說得清，但做不到”（89行）。［3］
華茲華斯關於瘋女人的幾首詩其敘事方法會比較特別。《瘋狂的母親》（“The Mad Mother”）就讓那瘋狂的母親自己發言，而《山楂樹》中女主人公的瘋狂顯然要遠甚於《瘋狂的母親》。《瘋狂的母親》寫的是一個能唱歌的瘋女人，詩中大致遵循著某種情感邏輯，那母親還能照顧孩子，執行一個母親的功能。《山楂樹》中的瘋女人則失去了語言，此詩是從遠距離之外描述她，避免描述她的相貌與居住環境，而採用了轉移視角的辦法，集中書寫她總是出沒的那山頂，作為她的精神的投射。
她於鄉村共同體而言是完全的另類，幾乎已經非人。雖然她在村子之中有小屋，但她更屬於那山頂。《廢毀的農舍》中的瑪格麗特在家裡就神智較清醒，神志不清的時候則會走出家去很遠。《瘋狂的母親》中的女主人公也是流浪者，《山楂樹》中的瑪莎則是這種遊蕩女性的極端化。女性的瘋狂對應的就是女性身體不在“家”而暴露在戶外。在《山楂樹》中，那山頂才是那個瘋女人的空間，幾乎專屬於她，別人不敢踏入。華茲華斯一開始就講述那裡奇怪的景物，然後才引出主人公，最後全詩仍歸於這些景物，它們與主題密不可分。但那是一個痛苦的戶外空間，擁有那樣的空間並不能帶來安慰。那地點在最高的山上，但在山頂之時，詩中的視線從未離開山頂的幾件事物，拒絕展開。這是一個罕見的逼仄的山頂。
山頂的風景不是渾然一體，而是由幾個孤立之物構成：一株老而灰的山楂樹，一個充滿生機、色彩繽紛的小丘（然而卻可能是瑪莎的嬰兒的墳墓）。樹與小丘的色彩對比非常鮮明，色調高度不統一。這是個很不和諧的畫面，詩人只能一件事物一件事物地敘述它。畫面中的事物很矮，沒有高度也沒有廣度，華茲華斯幾乎是數學式地精確描述那裡的尺度。那裡有“一個小小的泥潭”（30行），華茲華斯筆下的水體很少這樣渾濁，“它有三英尺長，寬兩英尺”（33行），是非常縮微的一潭水。山楂樹“還不到兩歲的孩子高”（5行），小丘“還不足半英尺高”（37行）。這些數字都強調事物的小、窄，雖然那裡是空間本該開闊的高山之上。只是這三件孤零零之物，彷彿這範圍內沒有花草，沒有其他自然物。這畫面與周圍環境隔絕開來，以濃墨重彩刻畫得如此鮮明。樹無法長大，水塘無法伸展，華茲華斯力圖把最大的情緒擠壓在一個最小的尺度之內。三種事物中，對小水塘的描繪很少。有人說那孩子就被淹死在這水塘，也許因此詩人避開這謀殺的可能地點，而把更多筆墨集中在山楂樹和小丘這兩個更有象徵意味的事物上。
詩的題目是《山楂樹》，開篇第一句就是“有一株山楂樹。”這株山楂樹不是普通的具有廕庇作用的大樹，那種令人敬畏的大樹在華茲華斯詩中出現過多次。《索爾茲伯里平原》中的少女在一棵山楂樹下有個座位，把手帕掛在山楂樹上，那株山楂樹充滿少女之溫馨。在華茲華斯筆下的所有樹中，可以說再沒有比此詩中更詭異更不美麗的樹了。它甚至說不上是樹。它像一塊岩石，生物與無生物之間的界線都變得模糊。對這株山楂樹的描繪有些類似《序曲》第十一卷裡兩個童年片段中的噩夢般色彩。小丘非常有可能是孩子的墳，水塘可能是孩子淹死的地方，那這山楂樹是什麼？在那幾乎沒有任何高植物、高岩石的山頂，它是個地標。它是瘋女人處境的象徵，甚至就是她本人。樹沒有葉子，沒有刺，就是一團糾結，如同她精神的扭曲，她的沒有言辭。山楂樹被苔蘚拉向地面，承受著重壓，說不清是活著還是死去，如同那不生不死，在人間又似不在人間的瘋女人。
山楂樹與小丘，一個古老而糾結，一個新鮮而明媚。山楂樹是灰色的，相當於沒有色彩，沒有形狀，小丘上的苔蘚則是各種美麗的色彩和形狀。山楂樹和小丘同樣被苔蘚覆蓋，但山楂樹上的苔蘚是“令人黯然神傷的一簇”（15行），是惡意地想把那樹拉到地面的苔蘚。小丘上的苔蘚則是美麗的，彷彿只為了開放，只為了裝飾這小丘。山楂樹與小丘之間有無法調和的矛盾，但同時又共存。這樣鮮明的對比，在那樣的高山之上，再加上那穿紅斗篷的瘋女人——這畫面具有奇異的現代色彩。小丘驚人地美麗，但這種美麗令人不安，它是美麗的也是無序的。詩中說小丘有各種顏色，尤其是深紅，那是血的顏色，所以鄉民說它是被嬰兒的血染紅。小丘的鮮豔因此也包含了恐怖的因素，部分而言是暴力的遺存。固然那是一個孩子的墳墓，所以美麗，但也許正是因為孩子屍身的滋養，小丘上的苔蘚和花朵才這樣繁茂。它的繽紛色彩也是駭人的。
山頂上的三物（樹，小丘，水塘）不構成華茲華斯常描寫的優美或崇高的風景。華茲華斯詩中的自然很少這樣可畏，很少有這樣沉重的象徵意味。這個場景不能叫風景，因為它很人工。我們甚至可稱之為一個裝置（installation）。整個場景彷彿人工佈景，有設計感，但設計的目的並非是為了美。在華茲華斯的很多詩中，風景是詩人本人內心的投射，這“裝置”則是一個瘋子無法觸及、無法言說的內心的外化。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此詩中有幾個具體的人名，但它的本事幾乎是不存在的。華茲華斯說此詩的緣起是“我在暴風雨的一天在匡托克山上看到一株山楂樹，我從前在明媚的天氣裡多次經過它，但從未注意到它。我對自己說：‘我能不能透過虛構，使這株山楂樹讓人印象深刻，就如暴風雨此刻使它在我眼中這樣醒目一樣。’”［4］華茲華斯只是見過一株有些異樣的山楂樹，故事本身則顯然為虛構。在敘事詩中，華茲華斯很少承認自己的虛構，而強調詩的真實性，而他似乎將此詩作為一種詩歌的敘事力量的展示和練習。或者，因為這是一個瘋女子的故事，他不願指出其本事？
［1］ William Wordsworth，Early Poems and Fragments， 1785-1797， Carol Landon and Jared Curtis ed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386-390， 根據其中的MS。2。
［2］ 中譯見華茲華斯：《華茲華斯敘事詩選》，第62-72頁。William Wordsworth，Lyrical Ballads， and Other Poems， 1797-1800， pp。77-252。
［3］ 大概因為此詩的敘事者“說不清”，與自己其他敘事詩中的全知全能敘事人不同，所以華茲華斯後來要特意指出這個敘事者不是詩人本人，將敘事者與自己拉開距離。William Wordsworth，Lyrical Ballads，and Other Poems， 1797-1800， p。350。
［4］ Ibid。， p。350。
編輯：周觀晴
責編：熊麗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