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龐驚濤
細察近年來的歷史散文著作，陳福民的《北緯四十度》（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8月）可能是篇幅較大的一種。近30萬字的體量，圍繞“北緯40度”這個地理概念，用歷史和文學融合的筆法，以上至帝王、中到邊將、下到黎民百姓為主要物件，以理性與感性交融的情感，展示了一幅宏大的遊牧民族和定居民族橫跨2000餘年的衝突與融合全景圖。
在我的閱讀史裡，這應該是目前首部從歷史地理學角度寫“北緯40度”的隨筆集，此前，有詩人東來的詩集《北緯40度》出版（2014，吉林人民出版社）。很顯然，後出的陳福民《北緯四十度》似乎更希望洞穿今人對這一歷史地理問題的“詩意想象”，而直擊“北緯40度”生死予奪、相互打量的殘酷核心。
作為長期致力於邊疆史地研讀的學者，作者在這部隨筆集裡體現出了相當紮實而且專業的田野考察功夫，這為他最終確定“北緯40度”這個主題下的選題方向提供了人文標準之外的地理座標。在“北緯40度”這個跨界性文化概念之後，如何來填充具體的內容，田野考察的現場實證顯然比地圖和歷史資訊裡的架空想象更重要。至少，它在歷史地理學上第一次賦予了“北緯40度”線一個完整的面貌，這是本書要重點完成的主題。全書由11篇文章組成，除最後一篇“遙想右北平”專事地理闡述外，其餘10篇依序寫了10個和“北緯40度”緊密關聯的人物。在體量上，漢朝就佔了4篇，接近於全書一半的篇幅，這是因為漢朝國祚相對較長，同時又是中國歷史上“胡漢”問題最開始與最複雜的一段歷史時期，作者的選題選擇既有歷史人文“理所當然”的理性價值，更有地理意義上“不得不然”的情感價值，他既關注雄才大略的漢高祖遭遇“白登之圍”對漢匈關係走向的整體性影響，又對李廣一生在征討匈奴中“數奇”的悲劇性命運及其原因進行深刻反思，同時，他也試圖校正歷史以來對衛青與霍去病的少年奇勳是建立在漢武帝對皇親特殊信任之上的偏見，大膽肯定漢武帝“以非凡勇氣與識人之能去不拘一格提拔人才”對改變漢匈關係所發揮的作用，當然，他也不忘對王昭君作為“千古和親第一人”在改善漢匈之間的關係以及個體的犧牲投以極大的關注和同情。僅就這一敘事比重的選擇性而言，這似乎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作者偏向於人文價值的歷史觀：“北緯40度”地理概念下的漢匈關係史，幾乎可以說，就是兩代帝王（漢高祖、漢武帝）、兩大名將（衛青與霍去病）及兩個詩嘆不絕的人物串連起來的（李廣與王昭君）。
在比較的視野下，探討民族融合的問題，這是本書的另一個主題。開篇對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歷史功績的重新評估，恰恰是應了他對北魏孝文帝拓跋宏遷都洛陽以“全盤漢化”的比較需要，這兩組題材正是探討民族融合“不得不然”的選擇。趙武靈王和北魏孝文帝在這兩個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政治動議中的智慧、魄力和手段以及身處其中的曲折艱難和最終的悲劇命運，讓習慣了以大歷史思維看古人的我們，得以從小歷史的維度，去反思民族與民族之間何以衝突、又何以最終要不斷走向融合等宏大的問題。所有的細節都潛藏在歷史中，也潛藏在儘可能趨向歷史真實的民間日常生活裡。他用這兩個帝王的實際行動闡述著一個千古不易的真理：民族與民族之間，從沒有先進與落後之分，打量與想象之外，只有加入到對方，才能讓自己更強大、更文明。相互之間在對方那裡都需要學習太多的東西，南人北習或者北人南習，這不僅是民間日常生活“形而下”的需要，也是從帝國有效統治角度出發的民族交流與發展的“形而上”需要。本書雖然儘量淡化了民族問題研究的學術性氣質，但對先秦歷史以來相延而下的匈奴、鮮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的演進史及其民族性格的變遷史仍然有極強的常識普及。也因此，一條“北緯40度”線，在漫長的歷史時空裡，始終是動態的，是不安靜的，也是血腥的，但似乎也可以說，它所有的動態、不安靜和血腥，都是趨向文明的需要。“中原定居文明向北緯40度以北學習長途奔襲及其機動性、使用騎兵大兵團作戰及其協同性、在戰爭中解決給養，如何瞭解和使用氣候、嚮導、地形地貌等”，而遊牧民族則需要向中原定居文明學習儒家教化下的禮儀制度以脫卻野蠻與粗放、學習工業與農業及其手工業以提升基本生活水準，當然，相互之間學習與融合的最大現實動機，仍然以維持穩定的帝國統治和基本生存需要為核心。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所謂的民族衝突和民族融合，其實是一個概念的兩種闡述。
不可避免地，在這樣宏大而細膩的歷史敘事之下，作者要觸及一些被遮蔽的歷史及其人物幽微的心理，建立在尊重歷史事實前提下的文學想象，使這部偏重於歷史地理學的隨筆集，顯示出了可貴的文學性面向。比如，作者對李廣冤殺霸陵尉的心理動機分析以及對李廣一生失敗的悲劇性根源的探討，依託於一定史料的同時，也考察了當時思想及其社會環境，而提出了大膽而讓人信服的論斷。他分析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的動機，“埋藏在極其深複雜的政治、經濟、地理和文化動機中，甚至與他的悲慘身世有關”：“從小長於婦人之手，還被媳婦帶了綠帽子、最後等於是無家可歸，殞身於前線。”這樣的歷史書寫所呈現出來的面向，當然是新鮮的，這顯然比嚴肅而刻板的學人論斷有更高的可讀性。此外，他寫劉琨對幷州的孤守、寫王繼忠在大宋和契丹之間的交通斡旋，寫王振在“土木堡之變”中的歷史表現，看似無關宏旨，實則大有深意，那就是“調整歷史故事的講述，重新塑造歷史人物”。
從整體架構來看，《北緯四十度》更像是作者陳福民寫給“右北平”的故鄉之書。鑑於“右北平”歷史本身具有很強的公眾性，也因此，這樣的故鄉之書，其實也是關於重新認識北京的歷史之書。閱讀《北緯四十度》，既是一次紙本上的地理旅行，也是一次對北京宏闊歷史的重新認識。一定意義上，本書也可作“北京外傳”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