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0年，袁崇煥被凌遲之後，崇禎又下令抄家，但《明史》記載，袁崇煥家無餘財，“崇煥無子，家亦無餘貲，天下冤之。”根據袁崇煥曾經上書的《三乞給假疏》記載，他的父親和兄弟都窮困潦倒，全部要靠自己養活，“諸喪暴露，各有家口，俱待食於臣父。臣父非有厚產，不過終歲拮据。今臣父已矣。止一幼弟崇煜，少不諳事，諸一切生待養而死待葬者，俱靠臣一人。臣自為令至今，未嘗餘一錢。”他在老家的正室也無出，又無錢納妾，只好過繼侄子袁兆基為嗣子。
中國史料豐富的好處在於，可以多方印證，關於袁崇煥抄家的結果，明朝戶部尚書畢自嚴曾有過上書。《度支奏議》中記載，袁崇煥擔任遼東巡撫後，在老家置田買地，在寧遠納妾，育有二女一個遺腹子袁文弼（後代成為八旗），老家被查抄田產5000餘兩。明朝時期，大臣往往會隱瞞國庫收入，謹防皇帝亂花錢，因此畢自嚴告訴皇帝抄家得5000兩，一般只可能少說、不太可能多說，也即畢自嚴的話可信度很高，袁崇煥的確有一大筆“來歷不明”的財產，估計十有八九是貪汙或違規所得。況且，歷代抄家都是“肥差”，經手之人大發其財，能有一半報告給皇帝就不錯了，因此袁崇煥貪汙之多可能超出想象。
不過，明末黨爭無比激烈，儘管史書上說畢自嚴為人正直，但他不屬於東林黨人，而袁崇煥是東林黨人，因此理論上也存在畢自嚴人等構陷袁崇煥的品德，達到打擊東林黨人的目的，於是就虛構了5000兩白銀。
那麼，袁崇煥有沒有貪汙，或是否存在違規收入，真相到底如何呢？不妨看一看袁崇煥賣糧給東蒙古的反常之舉。
1629年，後金爆發大饑荒，《清實錄》記載：“時國中大飢，鬥米價銀八兩，人有相食者。國中銀兩雖多，無外貿易，是以銀賤而諸物騰貴。”
東蒙古的喀喇沁部三十六家等，也爆發了大饑荒，但與後金不同的是，他們向袁崇煥申請買糧。當時，東蒙古大部分已經倒向清國，是後金的軍事共同體，滿桂上書說“束、伯二部三十六傢俱歸於大清（後金）”，按理說肯定不能賣糧，但不賣糧又會激怒東蒙古，讓東蒙古更倒向後金，因此到底該不該賣糧呢？
崇禎與朝廷的基本態度是：“西夷（東蒙古）市買貨物，明是接應東夷（後金），藉寇資盜，豈容聽許？”崇禎認為向東蒙古賣糧，實際上是資助後金，因此肯定不能賣糧。
袁崇煥的回答是：東蒙古喀喇沁部三十六家原本是大明的藩籬，從未與後金相通，由於遭到察哈爾部攻擊才不得不依附後金，如今關寧防線已能抗擊後金入侵，蒙古人豈敢再與後金交好？而如果現在不賣糧給東蒙古，那麼東蒙古會徹底倒向後金，充當後金嚮導，從薊門入寇京師，後果不堪設想！因此，應該賣糧給東蒙古，但要讓他們寫保證書，不得與後金交好。並且，袁崇煥一再向崇禎保證，他接濟過的東蒙古部落“斷不敢誘奴入犯薊遼”。
雖說袁崇煥的邏輯有些問題，但考慮到東蒙古的地理位置，以及拉攏東蒙古、破壞後金軍事聯盟的角度來說，也有一定道理。
所以，崇禎只能部分妥協，答應撥一些糧食給東蒙古，但指出蒙古人勾結女真人，必須嚴加提防，具體策略是“查明部落多少，計口量許換米”。也就是說，崇禎的計劃“計口換糧”，讓他們只能滿足自身的需求，由此既是幫助了東蒙古諸部，佔據了道德制高點，同時也讓其無法資助後金，而又要求各路將官“不得賣與布帛米糧及夾帶禁品”，一旦違規將“以通夷罪論處”，對後金繼續嚴格執行經濟封鎖。
按照常理來說，崇禎計劃的可行度比較高，即便不能徹底讓喀喇沁部倒向大明，至少也能收穫一些感激，同時還能讓後金繼續處於饑荒煎熬之中。
既然崇禎駁斥了袁崇煥的建議，並提出了並不錯誤的決策，袁崇煥理當按此執行，至少大體上要執行崇禎的決策，區域性細節方面可以微調。然而，史料顯示袁崇煥並未嚴格管控邊市，謹防糧草流入後金，反而是繼續執行他的計劃，並聲稱“今諸夷指天說誓，必不忘中國”，甚至認為“蒙古人為女真人購買一二匹布帛”也可以。
張道浚的《張司禁初集》記載：“唯見關寧情狀，日益月新，如高臺堡囤糶米豆，及銀、段等物，通好束酋（束不地）。如錦州開市，明為西虜，實則逆奴半雜其間。”崇禎二年，束不地已是後金鐵桿盟友，明廷已經有了比較精準的記錄，袁崇煥不可能不知道。這一年清軍入關時，束不地還跟隨清軍攻到北京城下，先後與袁崇煥、滿桂等發生過戰鬥。
《孫承宗行狀》記載：“西虜鎖閤兒所部來乞賞，（遼東巡撫丘）禾嘉收置牆外，遂誇詡入奏曰：‘行撫賞於駾喙之後，以夷致夷，即以夷攻夷，此豢龍飼虎之手也。’公（孫承宗）駁之曰：‘（袁崇煥）往以弔喪愚奴，而為奴愚；以買米愚束，而為束愚。今之愚虜者，安知非昔之愚奴、束者乎？’”孫承宗指出束不地曾經成功騙過袁崇煥。
清初汪楫的《崇禎長編》記載：“袁崇煥關市買米時，臣方在山海，見其舉動乖張，知必壞國事，遺書樞府，令早為之所，而後王洽始有禁米駁款之疏。”即便袁崇煥一開始不知道糧食會流入“逆奴”手中，同僚報告之後，袁崇煥總該查一查吧。
《山中聞見錄》記載：“朵顏三十六家，束不地最強，因結婚束酋，時遣零騎渡三岔河，勾束酋買薪布、糗糧，為入犯計。崇煥不知也，反倚束酋偵建州，以為款事旦暮成，可坐歸我河東地。 ”
令人費解的是，袁崇煥在賣糧時，知不知道糧食會流入“逆奴”手中？毫無疑問，袁崇煥不可能不知道，他可是遼東的一把手。既然知道，袁崇煥有沒有能力嚴格管控？毫無疑問也有能力管控！在對付毛文龍時，袁崇煥斷糧禁海改貢道，最後把東江搞得“大飢”，因此袁崇煥是有能力管控的，也有能力調查物資走向。
崇禎皇帝的命令，袁不聽；賣糧會導致糧食流入後金，袁知道；有管控能力，袁不管！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呢？真相可能比我們想象的還要殘酷。
《滿文老檔》記載：“時國中大飢，鬥糧價銀八兩，民中有食人肉者。彼時國中銀兩雖多，然無處貿易，是以銀兩賤而諸物昂貴。良馬一，值銀三百兩。壯牛一，值銀一百兩。蟒緞一，值銀一百五十兩。毛青布一，起值銀九兩。盜賊蜂起，偷竊牛馬，人相慘殺，致國中大亂。”
一斗糧食往常不到一兩，但在這時賣八兩，你說會不會有人動心？以明朝官商與遼東所謂將門（相當於地方財閥）的節操，他們會忍住不賺這些錢嗎？毫無疑問的不可能，晉商八大家已經把明末商人的節操表現得淋漓盡致了。
袁崇煥一再上書建議崇禎賣糧給東蒙古，最後不僅違背皇帝旨意，乃至公然賣糧，背後的原因或許就在於此。因此，袁崇煥應該沒有《明史》說得那麼清白，貪汙、違規收入可能並不少，如此才能很快就擁有了不菲的家產。
當然，如果袁崇煥果真參與到了賣糧利益中的話，前期或是背後東林商業力量、遼東將門背後商業力量的推動，後期肯定是主動參與了，不然不會一再主動上書建議崇禎賣糧給東蒙古。同時從利的角度來解釋，袁崇煥斬殺毛文龍極有可能是為了幫背後勢力壟斷遼東的商業利益。
賣糧給東蒙古，袁崇煥說“今諸夷指天說誓，必不忘中國”，但沒過多久東蒙古諸部就夥同後金入關劫掠。在此情況下，袁崇煥被殺何冤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