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時士紳們的看客心態:民國神馬都不是

本文由:三樓老範 原創創作

一些遠離政治的鄉紳,在革命中,也變成了看客,而且是能發聲的看客。江蘇屬於和平反正的省份,巡撫程德全素孚眾望,勢力很大的張謇又從旁協助,他一變,大半個省都變了。江南地區,除了南京,基本無戰事。最大的破壞,就是蘇州巡撫衙門屋簷被特意捅掉的幾片瓦。這時候,常熟回來一位翰林公,名叫徐兆瑋。徐兆瑋在日記裡說,他是出於擔心家鄉和家人的安危,才回鄉的。其實,更大的可能是他自己想躲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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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蘇常一帶是科舉福地,進士俯拾皆是,他這個當朝的翰林公,才做了一個縣裡的副民政長,相當於副縣長,但也足夠了。作為翰林公,他在任上,不在文治上下工夫,卻張羅了好些購買槍械、組織民團並鎮壓抗租的事。作為一個回鄉的中央政府的官僚,他對革命不可能有太多的好感。對於革命的發生,往往感慨朝廷的昏亂,黨人的胡鬧,但他更擔心的是革命黨人的不文明,總是覺得報紙上介紹革命軍如何的文明理性不大靠得住,這構成了他拼命張羅買槍、組織民團的動力。 他對立憲原來是滿懷期待,臨行前還去資政院旁聽。但也知道,到了革命發生之際,立憲也沒戲了。但是他對實現共和,感覺不靠譜,認為國民程度如此,“豈能高談共和?”他跟多數士紳一樣,對袁世凱很有期待,一心指望袁世凱收拾亂局,日記裡總是袁公長袁公短地說個不停。我們知道,這樣的期待,絕非翰林公一個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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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是在革命中比較混亂的省份。劉大鵬是個舉人,革命時做省諮議局的議員。革命當口,他的日記是空白,到底是因為兵荒馬亂沒工夫記,還是後來遺失,已經搞不清了。從他稍後的日記看,他對新黨沒有好感,對已成為大總統的袁世凱深惡痛絕,斥之為“賊臣”,覺得革命把倫常毀壞,風氣大變,經濟衰退,簡直國將不國。看見學生不讀經書,感覺十分恐怕,覺得早晚會有大亂。反過來,對於垮掉的清朝倒是十分懷念,一口一個“本朝”。看來,劉大鵬資歷不夠,本錢也不多,否則可以躲到青島,跟一班兒遺老遺少做詩鐘去。身在長沙鄉下的王闓運,是個名氣足夠大但本錢也不夠的名士。革命到來之際,他很鎮定,安靜地待在家裡。看見報上報道武昌起義的事,只是淡淡地記上一筆。接下來,他會嘲笑一下攝政王載灃的手足無措,“亂了槍法”。當門人向他報告湖南的革命時,他對於可能的動亂,無可奈何,覺得也可能會大亂將至,但卻絲毫不做防備,一副不死不降不走的架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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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間的亂哄哄中,他的生活,他的享樂,紋絲不亂。待到焦達峰已死,譚延闓接任,湘事趨於穩定,他則感慨:“我等已專制受累,復以共和被困,其不自由,由不能自立也。”這樣的感慨,對照當時很多士紳處境,不得不讓你感到此老的確見識不凡,這樣的話,非洞悉世事,尤其洞悉士紳在大變動時代的處境,是說不出來的。有資料說,譚延闓做了都督之後,曾具西式禮服往見,此老居然頂戴花翎袍褂辮子出迎。一見之下,譚未免尷尬。王闓運笑道:你別詫異,你穿的和我穿的,都是穿戴而已,皆外國服而已。此老在此大變動之際,猶不改滑稽玩笑本色。不過,他對於袁世凱,既不期待,也不討厭。在袁世凱接任臨時大總統之後,他改了他此前的一首詩的兩句:“豎子無成更堪嘆,群兒自貴有誰尊?”表達了他對袁世凱的輕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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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士紳是看客,農民也是看客,對後來的政局變化,似乎都沒有多少影響。但是,士紳這種看客,卻能發聲,他們告訴人們,他們不樂意,告訴人們,革命的毛病,民國的問題,只是當時沒人聽罷了。可是,歷史不總是按站在前臺的英雄的意圖走,袁世凱做了總統,但卻內憂外患重重,到了沒有善終。鄉紳們沒看上眼的民國,連年動盪不已。傳說是王闓運的一副對子說得挺巧:民猶是也,國猶是也,無分南北;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不是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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