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訊文明時代，資訊成為第一生產要素，具有快速複製分享與迭代、互動式分佈等特徵，創客文化、創意經濟、全球虛擬團隊等新興組織形態、長尾化與網路化市場結構相應興起，資訊直接參與到生產、消費、交換、分配各個環節，資訊生產者的自主能動性與創新性成為組織成長的關鍵力量，組織結構呈現“國際化+生態化+平臺化+創客化”傾向。面對資訊文明智慧化、人性化、個性化的生產方式變革，人們對自我發展和自我實現的價值要求越來越高，企業組織的協同性和跨文化管理能力越來越重要，無論外部拓展或內部治理都必然面對多元文化融合問題。
文化是組織的內在基因，任何組織的管理模式都不可能拋開文化背景而另起爐灶，只有根植其上的管理目標、管理流程、管理技術等才具有實踐理性，即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相互契合。從管理學的角度來看，國家的興衰其實是靠工具理性（科技）及價值理性（道德與文化）兩個車輪推動，兩個維度平衡發展，就會國泰民安，反之不是止步不前就是世風日下，道德淪喪。在資訊文明時代，西方管理模式的效率核心因人文性不足，價值觀偏差引發應用危機，管理學向東方迴歸。
儒學“和而不同”思想尊重跨文化個體的個性、情感、價值、自我實現等需求，激發組織的主觀能動性、積極性。從傳統到現代，從東亞儒家文化圈經濟騰飛到“一帶一路”戰略實踐，厚重的史料與管理案例充分表明，儒家文化人本主義和社會倫理關係注入現代管理模式之中，可以促進互利互惠與經濟繁榮，並非只有西方的理性管理才是科學。
中華文明具有巨大的異質文明包容性，素有“推己及人”、“從修身到平天下”、“兼相愛、交相利”、“泛愛眾”的獨特文化心理，超越了西方文明衝突和零和博弈的傳統模式。西方治理理論建立在個人本位、自由主義、基督教一元化價值基礎之上，引發權力多元的分裂傾向和文明衝突，導致全球治理失衡的困境。中國治理模式傳承了中華文明的文化基因，“大一統”思想避免民族分裂；文化包容區別於文明衝突；“群體和諧”、“天下為公”、“民本”價值觀區別於馬太效應；德治與法治相結合區別於法治唯一；“天人合一”區別於“天人相分”。不同的文化邏輯塑造不同的管理思想。中國管理思想與模式本質上是一種共同體治理，體現為國家共同體和世界人類命運共同體。
儒學和諧思想意味著相對於西方的個人主義，從價值觀、道德倫理、經濟倫理、商業秩序、組織文化、目標使命、管理模式、職業態度、行為模式、社會責任等層面提倡合乎理性的集體主義，致力於以人際關係和諧增強群體意識和凝聚力。以“和諧”的思想認同、理論認同、情感認同、文化認同和管理認同，徹底顛覆了西方管理以追求經濟效益和效率為中心的發展觀，對於穩定和繁榮多元民族、國家與地區經濟，具有獨到的啟示意義，與資訊文明時代的發展趨勢相契合。
中國深刻把握中國與世界關係的歷史性變化，總結國內外歷史經驗，繼承中華優良傳統，站在全人類發展與進步的高度，深入思考人類未來前途命運，著眼於人類最大公約數，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這一著眼於追求全人類的共同福祉，超越狹隘的民族國家視角，體現中國傳統文化樸素理想願景的當代價值，是儒學文化力立足時代大潮對全世界貢獻的中國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