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赫賽豪恩《穴居人的人》（Cavemanman）2002，木頭、紙板、膠帶、鋁箔紙、書、海報、監視屏、拉斯科洞窟的影像記錄、人偶、鋁罐、架子、熒光燈。 展覽現場，卡耐基美術館，匹茲堡，2008。 圖片來源：第五十五屆卡耐基國際藝術展。 攝影：Tom Little。
2011年，法國藝術家道夫·阿魯什（Dove Allouche）把一臺照相機拴在繩子的一端，放進維蘇威火山口，隨機拍攝了一張照片，捕捉這一古老而暴力的地球裂縫。從那以後他就再沒有碰過照相機。但如同受到了啟發，他開始尋找與自然世界更為基本的接觸，過去的幾年時間裡，他透過一系列自創的攝影手段來捕捉礦物形成的影象——舉例來說，他把表層塗有乳膠的玻璃版放置在石化洞裡（在這些洞穴裡，物品石化得異常迅速），經過幾個月時間的顯影逐漸生成溼版正片。在2014-2015年的“巖相學”（Petrography）裡，他用石筍的薄切片當作負片使用。那些複雜的紋路是從幾百萬年前的史前時代就開始緩慢累積而成的。阿魯什將他自己的作品視作（按照他自己的說法）處於漢斯·布魯門伯格（Hans Blumenberg）所謂的“現實絕對主義”（absolutism of reality）和人類思想極限之間的“薄層”（thin layer）。
我們所謂的“史前（時代）”直到十九世紀中期才被正式命名。從那以後，我們過往時光中最漫長，也是最不確定的部分就開始不斷迴歸，擾得今人心神不寧。如今，史前史已經融入思辨思維、認識論和政治辯論，當然還有當代藝術。阿魯什的照片和無數二十一世紀的藝術作品一樣激活了這一時間上的他異性。儘管這些作品各不相同，我們卻可以在其中發現某種一致性，某種為了再次把握當下而望向深邃時間的衝動。這一衝動本身也有其歷史，該歷史與現代性的思想與文化緊密糾纏。
史前與現代不可避免地互相聯絡。隨著人類進入工業時代，考古學、地質學以及其他學科開始挖掘深遠的過去，為古代的社會和藝術結構塑造起一種匿名、封閉、沒什麼變數、實際上幾乎靜止的形象。這些廣闊的過去時間與現代瘋狂的節奏和變化之間存在著一種明確的張力，甚至是反差。與古代相比，新的生產和通訊方式促成了物與物、詞與詞的全球融合，形式不斷被粉碎，又不斷被重建。
道夫·阿魯什《巖相學RSM 5》2015，鋁板上明膠銀鹽照片，66 5/8 × 47 3/4“。
然而，正是在這一反差的深刻影響下，藝術、理論以及流行文化才會反覆求助於史前時代。在現代性裡推動歷史時間化的若干力量中，史前史起到的作用與不斷加速的技術進步不相上下。我們也許可以把這種朝向更深、更深過去的推進稱為一種退行式加速。①十九世紀考古挖掘的衝動所揭示的東西和掩蓋的東西一樣多，在其推動之下，無數的小歷史合併統一稱為大寫的歷史（如萊茵哈德·科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全面分析的那樣）。換言之，啟蒙運動所提出的單一普遍的未來不僅僅需要單一集體、鐵板一塊的大寫歷史作為其必要構件之一，也是上述退行式加速的結果。②過去的時間迅速膨脹，覆蓋了時期或時代劃分的時間軸線，也涵蓋了自然“王國”的生物分類學領域。這一擴張帶來了兩大後果。第一，它凸顯了人類和非人類歷史的開放特質，展示了一個幾乎“尚未被書寫”的過去可能擁有的巨大潛力。第二，它讓一種在過去最多隻能存在於想象中的時間性——超長時段（the very long term）——變成了實實在在的歷史記錄。
這一超長時段（哲學家昆汀·梅亞蘇［Quentin Meillassoux］稱之為“先古性”［ancestrality］，梅亞蘇的思想及其引發的熱烈反響可以算是如今史前歷史性的症狀之一）③脫胎於達爾文主義以及十九世紀名為“現實漸變論”（actualism）的地質學派。它指的應該是一種非形而上的時間，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它是一種地質學規模上的現今主義（presentism）。在這種時間性裡理解，人類應該和其他物種一樣，是持續進化的。“史前時代”這一概念的早期倡導者之一約翰·盧伯克（John Lubbock）1865年宣稱：“假設一個持續了數萬年的程序會突然停止顯然是不合情理的。”④但是，如果人類和其他物種一樣處於同一個進化歷程，那麼人類也應該和其他物種一樣共享相同的命運——大量已滅絕生物留下的實證證據將該命運表露無遺。
人類作為物種的永續第一次遭到了懷疑。進化論者阿爾弗雷德·R·華萊士（Alfred R。 Wallace）曾經預言“可以想見，終有一天，地球將只生產人類耕種的作物和人類畜養的動物；人類的選擇將取代‘自然選擇’”⑤——如今聽來，還有什麼比這更具諷刺意味呢？把伊甸園搬到未來的華萊士後來在盧伯克那裡得到了共鳴，透過歡樂地宣告一種單一文化的到來，他將滅絕的恐懼擋在了門外，而這種單一文化正是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évi-Strauss）在《憂鬱的熱帶》（1955）中譴責的物件。到盧伯克的時代，災變論（catastrophism）——這類地質學理論將過去的時間視為一系列劇烈的災難性斷裂——已經基本不再流行，但災難本身，正如列維-斯特勞斯所認識到的那樣，只是轉換了載體。災難不再源自神的旨意，或者甚至是地質力量——始作俑者變成了人類，弱小但極度危險的人類。人類先是發現如何馴服自然，接著又找到如何啟動他們自身的滅絕鏈，在這個過程中，異化與資本主義的僵化迅速擴散。羅伯特·史密斯森（Robert Smithson）的“反向廢墟”準確地抓住了這一不可阻擋的程序，在其終點，人類自身變成了化石。
埃利塞·何克律，《人類與地球》封面（Librairie universelle，1905）。
史前時代是移動的，是遙遠的，但始終影響著當下，迫使人對滅亡，也對歷史的偶然性產生自覺。所謂偶然性，就是說我們不能再把歷史當作人類實現自身的故事來看了。史前時代對現代性最初的一次侵蝕發生在1854年倫敦的西德納姆公園（Sydenham Park）。搬遷至此的水晶宮（Crystal Palace）以其宏偉的身姿象徵著進步，但公園更遠處的草坪卻留給了深沉的過去：其中一個區域，觀眾可以看到地球歷史地層的地質剖面圖；另一座人造小島上，則是實物大小的混凝土恐龍坐鎮。⑥在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批判綿延時間的空間化（the spatialization of duration）若干年前，這些展示物就已經讓一般大眾對不同的速度和時間尺度有了一些瞭解，溫和地讓他們逐漸適應自身的微不足道感。
1905年，無政府主義地理學研究者埃利塞·何克律（élisée Reclus）討論了同樣的微不足道感及其在歷史編纂學上的意義：在一種超出一切人類營生的時間尺度中，書寫歷史還有什麼意義？何克律的著作《人類與地球》（L’homme et la terre）是一部從人類誕生開始講起的普遍史，他認為正是社會動盪和現代性迅猛的發展速度使得這樣的普遍史變得必要。“在我們這個充滿危機的時代，當社會經歷的震盪如此劇烈，當進化的漩渦迅猛到讓人眩暈……歷史研究就變成了一種愈發珍貴的興趣。”⑦何克律認為，在這樣的環境下，歷史要保持其實用價值，就得把目光拉開，從一種疏離的，類似空中俯瞰的視角觀察過去。經過如此轉變，歷史將不再只是按照編年史體例記錄偉人的高尚事蹟，而轉向尋找決定事件走向的基本法則——這些法則，我們一旦掌握，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未來。此處可以看到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長時段”（longue durée）理論的雛形，該理論在年鑑學派的歷史編纂學中佔據了核心位置。1959年，布羅代爾在第一本受年鑑學派影響的著作《書寫之前的人類》（L’homme avant l’écriture）中寫道：“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巨大沖擊，以及戰後科學發現的更大震撼，我們的生活……不斷提出並重新提出人類整體的問題，在人類自身的過去中，也在其過去之外。”⑧換言之，原子彈的發明讓人類歷史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布羅代爾晦澀的警句式書寫提示我們，躍進一個未知的未來可能需要另一種更大膽的跳躍，朝向被遺忘的，也許從未有人生活過的過去——無人的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