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這篇，飄想聊很久了。
說實話，好久沒遇到一部，大眾觀感與影評口碑如此割裂的電影了——
《兔子暴力》。
上映這麼久，豆瓣6。2，剛及格。
但，隨手一搜評論的關鍵詞，卻相當“兩極”——
“二十年難遇的好片”。
“值得載入影史的角色”。
甚至，“6分配不上女主”。
又一顆被不懂電影的觀眾埋沒的蒙塵明珠？
看完電影后。
飄只想用一句話概括觀後感——
沒有文藝命，一堆文藝病。
PS：以下涉及部分劇透，介意慎讀
《兔子暴力》本該是個很值得討論的故事。
電影改編自一件現實舊案——
2011年，南京母女綁架殺人案。
一位母親，拋夫棄女多年後，重新認回了女兒，後因染上了賭癮，無法償還70萬的高利貸，就教唆女兒綁架同學。
結果，先是女兒意外換了綁架物件，接著母女二人又合力殺死了受害者。
賭徒身份的母親，自小單親的女兒，再加上母女合作犯罪的行為。
三個元素拼在一塊，本就是一樁值得探討的社會新聞。
而更令人震驚的，是審訊過程。
主要策劃人母親用了6小時就招供了，而被教唆的未成年女兒，竟硬生生扛了8個半小時。
這種心理素質，讓見多識廣的警察都感到驚訝。
是什麼讓女兒對母親產生了，不管不顧的，犧牲自我的，報復式的愛。
又是什麼，讓本該“虎毒不食子”的母親，把罪責通通推到女兒身上去，毫無無憐顧之心。
母女兩人的心理動機，扭曲的親子關係所折射的家庭、社會問題等，都值得去好好探討。
哪怕只是單純展現這個故事，也能帶來一定的思考和警惕意義。
結果，萬萬想不到的是。
《兔子暴力》的成片，卻選取了一個極其刁鑽的角度——
文藝片。
犯罪文藝片，當然我們也見過。
《白日焰火》《風中有朵雨做的雲》《李米的猜想》，都是。
但問題是，優秀文藝片的形韻，《兔子暴力》未得要領。
但文藝爛片易犯的毛病，卻繼承得很完整。
最明顯的，就是它幾乎涵蓋了如今國產文藝片必備的幾大硬意象——
重工業小城、陰雨綿綿、意識流鏡頭、心事少女、神秘美麗的外來者……
以及黃覺。
好的文藝片，用意象營造氛圍，是為了更完整地烘托出故事發生的環境，以及人物幽微的、複雜的內心與情感。
意象與影片主旨、人物形象所形成的，是一種巧妙的互文。
可《兔子暴力》裡，卻處處是割裂。
就說文藝片中最常見的心事少女，女兒水青。
在影片中，導演拍攝了大量她獨自在外遊蕩的情緒化鏡頭，以及冗長壓抑的空洞夢境展現少女的心事重重。
卻看不出這個自小失去母親的少女，有著怎樣的個性，她在意的是什麼。
女兒的形象，含混模糊。
萬茜扮演的母親曲婷，也被貼上與原型完全不一致的標籤。
一個神秘的外來者。
她並不市井，也不落魄，而是有著極其濃厚的文藝氛圍。
很明顯文藝也是女主萬茜這部片的營銷方向
就像她身上穿的黃色裙子。
鮮活嬌媚，鬆弛輕佻，大膽肆意，無一不和小城格格不入。
說實話，萬茜這麼一張充滿情緒，情感曖昧的臉，來飾演這類角色倒也相得益彰。
但別忘了，她可是為了逃避高利貸追債而回來的。
在她身上，絲毫看不到沉重現實對她的蠶食與消耗。
相反，輕盈得不得了。
前期對她的形象渲染得越迷人越浪漫，後期她被黑社會追殺時的崩潰，就有多失真。
從文藝到現實，毫無鋪墊的扭轉，生生將角色人設劈成了兩半。
況且，迴歸到故事本身，它還是一部粗糲的現實的犯罪故事。
飄並不是說，悲劇故事不能文藝化。
而是，不能文藝在表面。
用文藝的手法，刻畫苦澀荒誕的悲劇，本來是更能拋開簡單的對錯判斷，去呈現現實的沉重無奈，與人性的灰度。
然而，只是靠生硬的意象，標籤化的形象堆砌出的文藝表達，不僅表現不出現實的複雜性，甚至，還減弱了現實感。
這樣的文藝感，只會讓人覺得不合時宜，成了劣質的賣弄。
如果說俗套的文藝片操作讓《兔子暴力》的風格兩極化。
那麼有意為之、卻說不到點上的“女性議題”表達，則破壞了故事的邏輯。
很明顯，《兔子暴力》想探討的主旨是女性議題。
在接受採訪時，萬茜也曾自豪地說，這部電影從導演到監製到編劇都是女性。
然而，看完全片後，飄卻對這個“女性議題”打出了一個問號。
從事件看，聯合犯罪的母女，都是女性，如果挖深一點，確實是能讓我們對當下社會女性的處境，多一層思考的。
可《兔子暴力》是怎樣表現女性議題的？
用監製李玉的一句話可以總結：
“她們面臨的傷害都是男性帶給她們的。”
是，電影裡，女性的傷害，確實都是男性帶來的。
但再深究一層，就發現，這些女性的真實困境，沒有一項是因為性別造成的。
先說片中最能展現女性傷害的人物，女主曲婷。
她的傷害來自於哪？
賭博借高利貸，被黃覺扮演的黑社會逼著還債。
說實話，這樣的困境，並非女性專有啊。
不管男女，都有可能在發展個人事業的過程中，走上一條歪路。
總不能因為黑社會是男演員扮演的，就說是男性傷害吧。
曲婷的故事，本該有更多表達的空間。
我們不知道，原來的婚姻給曲婷，造成什麼影響。
又是什麼原因，導致她不得不拋下家庭與女兒，遠離這裡。
這些明明是更能體現“女性議題”的側面，卻被輕易放過。
這就算了。
另一群年輕女孩的困境，更讓人摸不著頭腦。
女兒水青以及她的兩個好朋友金熙、馬悅悅，都被原生家庭傷害。
導演接受採訪時也說，這部影片中每個人都帶著原生家庭的桎梏。
女性在原生家庭受到的傷害，大多是因為重男輕女。
而《兔子暴力》卻正好避開了這一點。
相反，選擇了原生家庭矛盾中最基礎的，“缺愛”情結。
女主水青從小被母親拋棄，父親再娶，缺愛。
小太妹金熙，父母做生意對其失於照顧，缺愛。
乖乖女馬悅悅，父母離婚，父親家暴，缺愛。
粗看都成立。
但當我們把角色換成男性時，就會發現，其實照樣說得通。
所以你看，雖然《兔子暴力》的主創嘴上說要表現女性議題，可根本沒對女性之於社會的邊緣處境，有更深的瞭解。
只是浮於表層，沒有一個是女性真正的困境。
如果真想展現原生家庭的桎梏，女兒水青，原本是個好例子。
可電影裡兩次輕飄飄的家庭衝突——
一個是後媽說家裡來客人，讓她晚點回家；
另一個是頭髮過長，堵了下水道，後媽讓她剪頭髮。
根本不足以表現她所遭受的原生家庭苦痛。
更無法說明，為何水青對母親有那麼強的依賴，甚至不惜綁架朋友。
這個故事最精髓的兩個命題：
“母親為何拋棄女兒，又不惜讓女兒頂罪”，以及“女兒為何願意為母親犯罪”都沒有講明白。
而為了蹭“女性議題”而新增的原生家庭支線，既多餘，又擊不中要害。
《兔子暴力》證明了，不是所有以女性為主角的電影，都能稱之為“女性議題”。
在“女性議題”上的淺嘗輒止，不免有硬蹭之感。
生生浪費了一個好題材。
哪怕說到這，文藝感也好，女性表達不到位也罷。
只是導演的能力不逮罷了。
然而，這部電影最大的問題，其實是在於——
導演鍾情的“文藝表達”和“女性議題”，完全顛覆了原型故事的立足點。
簡單來說，就是“文藝表達”美化了加害者，“女性議題”又對被害者造成汙名化。
先說對加害者的美化。
原型故事中，母親陳雁在20歲時就和李斌未婚先育生下李園，5個月後不堪窮困離開了李家。
之後，三嫁三離。
因為沒有男人依靠，又沒有工作，於是就迷上了賭博。
2004年，曾因賭博被拘留，為了借高利貸，還抵押了父母的房產證。
而在教唆女兒綁架並殺害同學後，不僅被抓之後沒有絲毫懺悔，還試圖把責任都推給了自己女兒身上。
由此可見，原型故事裡的母親，是一個嗜賭成性，又極度自私的女人。
但正如上面所講，為了營造文藝感。
導演卻將萬茜飾演的曲婷，設定為一個突如其來的外來者。
現實中經過兩年才接受母親的女兒，在電影裡，卻對拋棄自己的母親沒有任何怨恨，相反，從看到母親的第一眼就迷上了她。
而原案件裡，由母親策劃，請求女兒一個多月才同意的綁架案。
也改成了是女兒為了幫母親還債，主動綁架同學，反倒母親一直勸阻水青不要綁架。
這就罷了，更離譜的是，為了展現曲婷的美好。
甚至連她愛錢，嗜賭的惡習，也找了一個很正當的理由。
在電影的解釋裡，母親當年離開家庭不再是難以忍受貧窮，而是為了追求舞蹈夢想。
包括借高利貸，去澳門賭博也是為了舞蹈團。
至此，一個追求自由理想的女性形象就這麼立起了。
飄明白導演旺盛的文藝表達，但僅是為了人設美好，就將這樣一個誘導女兒違法的失敗母親，改編成一個出走又迴歸的娜拉形象。
是否有些過於迷惑？
美化加害者令人迷惑。
對受害者的汙名則更令人憤怒。
電影裡，受害者馬悅悅的父親，是全片最恐怖的一個人。
躁鬱症，控制慾極強。
在片中給女兒打電話，打不通就脾氣暴躁，自扇耳光；
打通了就上一秒吼著“你是不是想死”，下一秒溫柔地說“快回來我給你做了魚”，然後掛掉電話，手起刀落將魚剁成幾塊。
可在原型故事中，案件裡的受害者和父親的關係其實是非常好的。
馮寧（馬悅悅原型）幾乎是馮敬（馬悅悅父親原型）的一切，這個沒有任何嗜好的老實男人最大的愛好就是給女兒做一日三餐。馮寧沒有過青春叛逆期，爸爸始終是她最信賴的人。
在馮寧被殺之後，父親馮敬更是一夜之間頭髮全白，還患上了“創傷性應激障礙”。
馮敬的妻子曹慧娟還記得，2月27日從派出所得知女兒遇害的訊息時，馮敬就一頭栽在地上不省人事。這個從不抽菸的男人從此開始陷入沉默，一根一根地抽菸，把窗簾撕成條、用菸頭燙滿圓洞。
可在電影裡，這位最寵溺女兒的父親，卻被改編成一個暴力狂。
原因，僅僅是為了符合原生家庭之惡的主旨。
誠然，創作者有選擇表達視角的權利。
但是像這種毫無意義的，卻又傷害了現實中家屬的感情的做法，卻讓人覺得不太合適。
而飄依稀還記得，在電影結束，有一句類似“要給孩子更多的關愛”的字幕出現。
或許就可以作為這篇文章的最終落點。
從導演的改編意圖看，她一直在試圖用愛，用感情，用文藝片來描繪一個故事。
哪怕電影結尾，都要呼籲一句“關愛孩子”。
但當我們回顧原型故事時。
無論是女兒，還是母親，她們的處境，她們的癥結，都無法用“關愛”來回答，解決。
不是所有事情都能用愛解決，也不是所有故事都要往文藝片的方向改編，更不是蹭上了“女性議題”就會被認可。
國產電影裡給我們以啟發的故事本身就不多。
爛賭鬼就是爛賭鬼，殺人犯就是殺人犯。
電影改編的好處，是能深挖背後的成因，呈現更立體的形象，讓我們能更深入地探討與理解，悲劇真正的成因。
但，表現立體，不等於美化。
《兔子暴力》的主創們在選擇這個案件進行改編時，試圖用愛，用感情，用文藝消解加害者的罪惡。
這更像是一種對社會陰暗面掩耳盜鈴的行徑。
而這種消解，本不該存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