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歷史上有不少權傾一時的大太監，王振就是其中一個。但王振與後面那些太監有很大的不同，王振並不像後面如劉瑾，魏忠賢那般殘忍，相反王振倒有一些志向，他想如“周公”一般成就一番大事業，並慫恿明英宗對朝政進行了一番自己的“改革”，他也極力主張英宗親征“瓦剌”，然後就被現實打臉了。本想著露一把臉的，沒想到翻車了，直接把屁股露出來了。
王振生平
王振，山西蔚州（今河北蔚縣）人，出生年月不詳，卒於明正統十四年（公元 1449 年）。王振原本是一名儒生，在仕途之上並不怎麼順利。而且當時明朝有法令——”九年無功當謫戍“，平民九年內沒有考取功名的，要被髮配到邊界戍邊。王振當然不想去，正巧永樂末年有皇宮中內書堂要招”教習“的詔令，所以王振報名參加了。
王振作為儒生當然知道宮中當”教習“是要淨身的，“永樂末年，詔天下血管考績不稱者，許淨身入宮訓女官輩。時有十餘人。”一般認為王振是這個時期進的皇宮。
內書堂是明朝二十四宦官衙門中司禮監下的一個教育機構，主要是培育有文化的太監。後來的內書堂老師是選用翰林學士的，但最初成立時，所選計程車人是要淨身的，即閹割過的教習。
《明史》說王振是自小入內書堂的。如果對比王振與後來從內書堂出來有大太監，會發現王振的作法更像儒生，而不是太監，所以就不用明史說法。
入宮之後，王振憑藉著自己”深厚“的儒學功底，在教習一職上幹得不錯，宮人皆稱呼他為”王先生“。宣德皇帝就讓王振侍候太子讀書，太子就是後來的明英宗朱祁鎮。
王振的皇宮生涯
宣德十年（1435年）明宣宗病死，九歲的太子朱祁鎮繼位是為明英宗。由於英宗太小，實際的政務大事都由英宗的祖母太皇太后張氏（誠孝張皇后）決斷，張太皇太后雖然聽政，但將政務下放給”三楊內閣“處理。
此時的王振也升官了——司禮監掌印太監。
司禮監掌印太監在明朝中後期是名副其實的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可此時在明初，朱元璋定下的““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的影響還在，而且上面還有一個張太皇太后盯著，朝廷中還有”三楊“管著，王振此時還得夾著尾巴做人，老老實實教英宗讀書。
王振為了表示自己並無野心，對英宗的教育格外認真。例如，某次年幼的英宗與小太監們玩擊球，王振一來，小皇帝也就不玩了。明天早課上，王振長跪向英宗說道；“先皇帝為一毬子幾誤天下，陛下復踵其好，如社稷何？”英宗愧疚萬分，而這種勸諫行為也得到了“三楊”的交口稱讚——宦官中甯（寧）有是人。”
對於英宗因為貪玩，快錯過經筵的時辰，王振也提醒英宗趕快去參加“補習”。王振對英宗種種正確的引導，確實獲得了太皇太后的部分信任。
於是王振有些“飄”了，這種情況就體現在對“三楊”的態度上。
正統五年1440年，當時明朝的日常事務均由三楊內閣處理，而且內閣中也只有他們三個人，但問題是三楊年齡確實高了，楊士奇 74 歲，楊榮 69 歲，楊溥 68 歲。三人加起來有二百多歲，即使擁有豐富的治國經驗，但畢竟年事已高，精力有所不足，而此時內閣尚未確認新的入閣人選。
這時王振就找到三楊，說；“朝廷事虧三楊先生，然三公亦高年倦勤矣。其後當如何？”這話實際上是要三楊退休，有些威脅的意味。
楊士奇知道王振的意思，說；“我雖然年邁，但當為朝廷鞠躬盡瘁，死後而已。不累死在任上，怎敢回鄉呢？”楊士奇擺明了要與王振死硬到底。
楊榮則比較機謹，說；“先生休如此說，吾輩衰殘，無以效力，行當擇後生可任者以報聖恩耳。”楊榮是順從王振的意思，並沒有反駁。
事後，楊士奇責怪楊榮軟弱。楊榮表示我們三人確實老弱，如果不趁機先拉一些年輕人入閣，將來我們不在了，這內閣不就是王振說了算嗎。第二天，三楊聯合上奏，將曹鼐、苗衷、陳循、高谷四人拉進了內閣。
王振對“三楊”如此輕薄的舉動，在張太皇太后眼裡就是“宦官擅權”的行為，殺威棒立馬就來了。直接派人鞭打了王振，並警告道：“再爾，必殺無赦”。
謹小慎微熬出頭
面對張太皇太后的打壓，王振的膽子變小了不少。
正統六年1441年，奉天、華蓋、謹身三大殿重建竣工，英宗在皇宮大擺筵宴，進行慶賀。按照明朝祖制“宦者雖寵，不得預王庭宴”，宦官是不能參加這種宴會的。如果是沒有被敲打前，王振是一定會主動跑進來參加的，但被張太皇太后“鞭打”後，王振老實了不少，只得在外報怨說；“周公輔成王，我獨不可一坐乎！”英宗聽到王振的報怨後，連忙叫人將王振請來參加宴會。
王振把自己比作輔佐周成王的周公，這一點是有儒生的影子。
正統七年1442年之前，張太皇太后身體有恙，知道自己快不行了。某日，召集小皇帝與朝中內閣與六部重臣等，再召王振入宮。不多時，王振就到了，下跪聽訓，太后立馬變色道；“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當賜汝死。”侍衛頃刻間將刀刃架在王振脖子上，英宗立馬下跪求情，後面的大臣也跟著跪。太后接著說；“皇帝年幼，豈知此輩自古禍人家國！我聽帝暨諸大臣留振，此後不得令幹國事也。”
此時的王振已嚇得說不出話了，心理是嚇出陰影了，所以史書說“以故王振雖寵於帝，終太后世不敢專大權”。
在不久之後，張太皇太后死了，制約王振的最後一道枷鎖沒有了，王振的日子算是熬出頭了。
王振的功勞——三徵麓川
在土木堡被俘之前，明英宗可以用少年天子，銳意進取這二個詞形容。但這二個特點是與當時“三楊”主政的風格是相背的，“三楊”是典型的儒家理念，秉持著多一次不如少一事的原則。
比如正統三年（公元 1438 年）南疆土司思任發再次叛亂，“三楊”援引永樂、宣德時期的舊例，以撫為主。而朝廷中英國公張輔，黔國公沐晟等武將主張大軍征討。年輕的明英宗也想用武力征討，王振也力主征討。
於是正統四年公元 1439 年，發黔國公沐晟為首，明軍大舉反擊思任發，明軍大敗。
然後朝臣又吵了起來，打與不打，以三楊為首的文臣與以英國公為首的武將爭吵不下。又是王振在英宗背後推了一把。正統八年（公元 1443 年）再徵麓川，此次征戰麓川，“俘其妻子部眾”，改麓川為隴川，但思機發逃到緬甸。
正統十一年（公元 1446年），明軍再次征戰麓川，終於迫使緬甸交出思任發，思機發也屢次請降，麓川回覆了相對的平靜。
關於三徵麓川，史家認為前後耗費近十年，“發兵五十萬，轉餉半天下”，“僅以克破，而中國益耗病”，都認為除了花了無數錢，任何好處都沒撈到。其實南疆叛亂應該是十多年前宣德皇帝放棄安南的連鎖反應，如果當時不採取強硬反應，恐怕麓川很有可能像安南一樣丟失。所以這事是好是壞，還真不太好定性。
再如正統十二年1447年，福建與浙江交界的鄧茂七葉宗留起義，朝廷的反應就很慢。這事也是王振處理，史書記載王振在這場起義中殺了不少磨洋工的官員與御史。
土木之變
正統四年（1439年）也先統率瓦剌部，稱太師，並以強大的實力暫時“整合”了蒙古三大勢力——瓦剌，韃靼與兀良哈三衛。到正統九年1444年，成立甘肅行省，直接將明朝西部通道堵死。
除此之外，也先還透過進貢嚮明朝政府訛詐財物，正統四年（1439年）以後，瓦剌每年來北京的貢使達二千餘人，大同地區每年對“貢使”供應費達三十萬兩。”
對蒙古三部落來朝貢按人數給錢的政策是“三楊”出的。最開始人數少，總共也沒幾個錢，然後被也先等人發現了漏洞。正統十四年1449年二月，“也先遣使二千餘人進馬，詐稱三千人”，嚮明朝政府邀賞。這次，王振卻叫禮部按貢使實有人數給予賞賜，並輕易減去馬價五分之四。也先知道情況後，大怒，遂於這年七月統率各部，分四路大舉向內地騷擾。也先親領其中一路進攻大同，大同城破。
大同兵敗的訊息傳來後，王振想起了自己的偶像——周公，他也是領兵征戰在外的。於是王振慫恿明英宗親征。爾後有一大群大臣勸英宗不要以身犯險，英宗不聽，下令召集大軍出征。
史書記載“官軍五十萬”，今人估計大軍應該在二十五萬左右，最多不超過三十萬人。
其實親征也不是不行，如果軍資等物資準備做好，出去打也未嘗不行。可問題是二三十萬的大軍，糧草都沒那收齊就出發了，如戶部急令“山西布政司及順天保定等七府夏麥秋糧，原定口外交納者，悉令抵鬥收豆，赴大同、宣府等處交納”。又“令太原府所屬近北州縣各起民五百名採刈秋青草”，軍糧還在田裡沒收割，就不說兵器問題了。
正統十四年（1449年）七月十六日，大軍從京城出發，十九日，過居庸關，二十三日，到達宣府，八月初一，大軍到達大同。
然後，鎮守太監郭敬密告王振諸軍慘敗的訊息，又忽臨大雨，人心惶恐。王振又不敢打了，提議班師。但回北京有二條路，一是南面那條，從蔚州經紫荊關回京，這一路較安全；另一路是原路返回。王振主張原路返回，因為蔚州是他老家，他怕官兵過境會損害家鄉的莊稼。
正統十四年（1449年）八月初十，回到宣府，十三日，敵軍追來，英宗遣軍拒戰，戰敗。又遣成國公朱勇、永順伯薛綬領軍四萬至鷂兒嶺（今河北涿鹿縣西北）抗擊敵軍，中了瓦刺軍的埋伏，四萬人全軍覆敗。十四日，眾軍紮營於土木堡（今河北懷來東南），日尚未落，離懷來城僅二十餘里，隨徵眾臣建議入懷來城，可憑城垣而守以防不測。但是王振以輜重車千餘輛未到，不肯進城，明軍只好在土木堡紮營。
土木堡沒水，只有距此十五里外有河，但已被瓦剌軍佔據。明軍被圍困斷水斷糧一日，人馬飢渴，喪失鬥志。十五日，瓦剌軍詐退，遣使持書來議和，英宗競相信了瓦剌的議和行為。王振下令明軍移營就水，瓦剌軍突然從四面殺來，明軍全軍崩潰。
歷史上把“土木之變”全都推到王振身上，顯然是不合時宜。也先南下本就是一個謀劃好的行動，至於英宗親征本就是明初永樂皇帝親征活動的延續，只因為戰爭失利就將責任完全推到王振身上本身就不符合常理。其實如果不算”土木堡之變“，王振的所做所為破壞性倒也不大，只可惜人菜癮又大，即想露臉，卻不知道同時有露屁股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