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新發現的楚紀南故城東垣一期（早期）城牆。
湖北日報訊 （記者 文俊）楚國都城地理位置，是先秦史地和楚文化研究中的重大疑難問題。紀南城的郢都從何時開始，是楚都探索中的關鍵問題。6月27日，記者從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獲悉，透過近年來連續的考古工作，發現了楚紀南故城東垣一期（早期）城牆，其年代應為戰國早期。該發現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驗證了紀南城的始建年代。
2018年至2021年，為配合“考古中國·長江中游文明程序研究之夏商周課題”和“楚紀南故城大遺址保護工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對楚紀南故城東垣南門、東城垣（含護城河）展開考古工作。專案負責人聞磊介紹，透過本次發掘，揭示出一座規模宏大的城門，基本弄清了現有城垣堆積狀況及其建築年代，並發現了早期城垣遺蹟，為紀南城形制變遷和始建年代確認提供了新線索。同時，對該區域的護城河及相關水系有了新的認識。
紀南城作為楚都探索的基礎和核心問題，其年代下限已較為明確，目前學界一般認為紀南城作為楚都終於公元前278年的秦將白起拔郢，但紀南城的年代上限則一直懸而未決。之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前身）發掘了紀南城西垣北門、南垣水門以及烽火臺遺址等，根據考古發現推測紀南城始建年代可能在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但均未發現有這兩個時期的城牆遺存。
聞磊介紹，此次在對現有城垣發掘至底時，發現其下往西錯位約2米處有一道寬約12米的黃土堆積，較為純淨。繼續進行解剖發掘，確認其為更早的城垣堆積。根據疊壓關係將現有城垣遺存定為二期城牆，新發現的早期城垣遺存定為一期城牆。該遺存地層出土陶器可辨器形主要有盂、罐、豆、盆等，經對比分析，這些陶片的年代多為戰國早期，也有少數屬於春秋晚期，因此推測一期城牆的年代不晚於戰國早期。
紀南城一期城牆遺存的發現，是楚文化考古的重大突破，對研究楚都郢城極具重要學術價值。紀南城二期城牆並未直接壘築在一期城牆之上，二者之間有2米的間距，說明紀南城城牆早期可能被毀過，二期城牆為後來重建城牆之遺存。一期城牆因何被毀或被棄置，也是學界一直關注和討論的問題。
=========================
八百年曆史長河，永不凋謝的荊楚文化
楚國時期的精美彩繪：江陵沙冢1號墓出土的彩繪鳥獸紋矢箙面板。（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湖北日報全媒記者 文俊
吹著屈原、宋玉吹過的風，踏上張儀、蘇秦走過的路。6月27日，湖北日報全媒記者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專家重走荊州楚紀南故城。
“考古發現，紀南城有8處城門，含3處水門，水運可直通長江。”湖北省博物館館長、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方勤介紹，城內宮殿、手工作坊、居民區等分割槽清晰。對楚郢都的繁華，有文獻描述稱，“車轂擊，民肩摩，市路相排突，號為朝衣鮮而暮衣弊”。在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紀南城考古工作站標本室，記者看到大量挖掘出的井圈、排水管、瓦等文物標本，歷史上楚郢都紀南城的繁盛可窺一斑。
“楚人愛讀書，且博覽群書，楚國和其他諸侯國流行的書都愛讀。”方勤介紹，距紀南故城東城垣約3公里的王家咀戰國楚墓，距今約2300年，2021年6月在一座楚墓中出土了3200枚珍貴竹簡，記載《孔子曰》《詩經》和“樂”，這是楚國版的《論語》和《詩經》。據不完全統計，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楚地簡牘已發現30多批、10萬字以上，內容涉及典籍文獻和司法行政文書等。荊門郭店楚墓出土竹簡730枚，包括18篇先秦典籍。尤其是反映戰國時期深奧宇宙觀的《太一生水》和目前最早的抄寫於戰國中期的《老子》乙種，令人驚歎。
紀南城遺址內有豐富的文化遺產，有古墓200多座，已發掘30多座，幾座中型楚墓就出土了數以千計的文物，其中不少為珍品，如彩漆木雕鴛鴦豆、彩漆木雕虎座飛鳥、銅弩機、彩繪石編磬等。
滄海桑田，日升月落，千年前的“南方第一大城市”如今只見農田、水塘、阡陌交錯。據史書記載，戰國後期，秦國大將白起攻佔楚都郢城，此城成為廢墟。
方勤介紹，在八百多年的歷史中，楚人創造了絢麗多彩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明，為中國南北文化的融合和華夏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基礎。楚國立國時國力弱小，後成長為春秋五霸、戰國七雄之一，國力強盛時，西至巴蜀，東至大海，“地方五千裡”，佔據著幾乎整個南中國。楚國具有高度發達、風格獨特的地域文化，既有“一鳴驚人”“問鼎中原”等傳奇故事，又有屈原《離騷》、老子《太一生水》這樣神奇爛漫的文化。這些在考古中得到充分體現。
20世紀以來隨著中國考古學的進步，楚文化更以豐富多彩的姿態呈現在大眾面前。楚國八百年曆史，留下了青銅、漆器、簡牘、絲綢、玉器等物質寶庫，也留下可貴的精神財富。
轉載自：湖北日報
楚都紀南城探析：基於考古與出土文獻新資料的考察
尹弘兵（湖北省社會科學院楚文化研究所）
【摘 要】 湖北荊州紀南城遺址，文獻記載為楚郢都故址，但20世紀的考古發掘表明，紀南城的年代上限為戰國早期或春秋晚期，近年來的考古發掘進一步確認紀南城的年代上限僅為戰國中期早段，其使用時間為戰國中期晚段至戰國晚期早段。紀南城外的馮家冢可能為楚肅王墓，與紀南城的起始年代吻合。清華簡和葛陵楚簡記楚肅王徙郢，因此紀南城當即郢。楚肅王四年（前377年）至楚頃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紀南城作為楚都歷時99年。
【關鍵詞】 紀南城 楚郢都 楚肅王 郢 栽郢
楚國都城地望，是先秦史地和楚文化研究中的重大疑難問題，也是楚國曆史地理的核心問題。楚國不同時期的都城，只有東遷前一段時間的郢都和東遷後的陳郢、壽郢較為明確——陳在今河南淮陽、壽春在今安徽壽縣，東遷前的郢都則一般認為在今荊州紀南城遺址。但楚國大部分時期的都邑所在則聚訟千年，紛紜不決，至今尚無定址。
紀南城的郢都從何時開始，則是楚都探索中的關鍵問題。紀南城位於湖北荊州市荊州城區以北約10裡處，為湖北最大的古城址，城垣儲存完好，城外護城河遺蹟明顯。由於紀南城是文獻記載中較為明確的楚郢都故址，文物考古部門在20世紀70年代對紀南城進行了大規模的集中探索，此後的楚都研究基本上是在此次考古發掘與研究成果基礎上進行的。
隨著楚文化考古和楚都探索的進展，現在學界對相關問題的認識已遠非20世紀可比。而簡牘資料也澄清了不少楚史上的迷霧，大大補充了傳世文獻中極為簡略的楚史記載。尤其是清華簡《楚居》的發表（1），提供了許多前所未有的資訊，為楚都探索提供了全新資料，《楚居》的發表讓我們認識到楚都的問題遠比以前所想象的要複雜，如：楚王並不是固定居於某處，楚王所居並不一定就是都邑所在。
紀南城作為楚都探索的基礎和核心問題，其年代下限已較為明確，目前學界一般認為紀南城作為楚都終於公元前278年的秦將白起拔郢，但紀南城的年代上限則一直未能解決。由於紀南城的年代上限未能明確，紀南城的年代、性質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以致無法形成楚都探索的明確基點。現在考古發掘與勘探最新成果提供了直接證據，結合出土楚簡資料，就可以將紀南城的年代上限及其性質加以明確界定，形成楚都探索由此上溯的明確基點。
一、 紀南城的年代上限
紀南城據史籍記載為楚郢都故址。由於紀南城為湖北境內面積最大、規格最高、儲存也最為完好的古城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文物考古事業剛開始起步時，紀南城即受到極大關注，對紀南城的地面調查與勘探自建國初期起即開始進行，１９６５年開始對城址進行普探、試 掘、測 繪；１９７３年發掘了南城垣水門；１９７５年冬，成立湖北省紀南城文物保護與考古發掘工作領導小組，以時任省委書記韓寧夫為組長，由國家文物局和地方負責人以及專家學者共同組成，並邀請北京大學、吉林大學、南京大學、四川大學、廈門大學、中山大學、山東大學等高校歷史系考古專業師生和中國歷史博物館、國家文物局文博研究所以及上海、天津、湖南、河南、四川、山西、青海七個省、市文博部門的考古工作者和文物考古訓練班的學員參加，發掘總面積七千餘平方米，發掘墓葬六百餘座，還發現大批古水井、古窯址及文化堆積較厚的遺址。
該次紀南城考古發掘表明，紀南城的年代較晚，與史籍記載不太吻合。發掘簡報初步認定紀南城年代上限為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至於是否是楚文王始都之郢，以當時的資料還難於作出明確的回答。（3）這一結論與文獻記載楚始都郢的年代相去太遠，該次發掘證明紀南城確為楚郢都故址，但只是戰國時期的楚郢都。以後的楚都研究，基本上是在這一基礎上進行的。此外，歷年在紀南城附近發掘的楚高階貴族墓地，其年代亦多為戰國中晚期，因此學術界普遍認為，紀南城應為戰國時期的楚郢都，即公元前278年秦將白起所拔之郢。但更早的郢都究在何處，依然是楚都探索和楚文化研究中的重大疑難問題。
由於此次發掘未對紀南城的年代上限作出明確的結論，只給出了一個大致的年代範圍，因此紀南城的年代上限問題仍未解決，而紀南城從何時起成為楚都則更為複雜，需要在考古提供的資料基礎上結合文獻記載和出土文獻資料進行更加深入的探討。紀南城的年代上限是紀南城研究與楚都探索的關鍵問題，更為重要的是考古只能確定紀南城建築城垣和宮殿的大致時間，卻無法對紀南城何時成為楚郢都作出明確的回答。現在已確知楚都曾多次遷徙，紀南城的郢都現在可以明確是從外地遷來的，但並不能假定紀南城城垣和宮室一築好楚國就立即將都城遷至此處。
進入21世紀後，紀南城周圍地區考古資料已積累到相當程度，這為紀南城研究和楚都探索的進一步深入提供了重要資料。因為紀南城並不是一座孤立在空中的城池，而是與其附近的墓地、遺址等構成一個有機整體，這些墓地、遺址與紀南城是一體的，共同構成一個以紀南城為中心的東周聚落群，因此這些資料雖是外部資料，但仍為學者進一步研究紀南城的年代上限、探索紀南城從何時起成為楚都提供了部分依據。與此同時，學界對楚文化考古和古代都城的認識也遠非當年可比。因此到21世紀初，已有學者依據這些外部材料和多年來的研究成果對紀南城的年代上限作進一步的探討，將紀南城的年代上限進一步明確為戰國中期早段或戰國早中之際。如王紅星認為紀南城可能是始建於戰國中期至公元前278年白起所拔之郢（4），后王紅星更進一步認為紀南城的始建年代不早於楚肅王時期，也不會晚於楚宣王時期（5），尹弘兵亦認為紀南城是戰國中晚期的楚都，作為楚都的開始應在戰國中期早段或戰國早、中期之際，而將楚都遷至紀南城的可能是肅王。（6）這些研究將紀南城作為楚都的上限明確至戰國中期早段或戰國早中之際，並進一步提出將楚都遷至紀南城的楚王可能為楚肅王或楚宣王。
2011年後紀南城及周圍地區的考古工作有力地驗證了上述觀點。2011年對紀南城烽火臺遺址及其西側城垣的試掘為確定紀南城的年代上限提供了直接證據。此次發掘表明紀南城城垣的最下面是非常平坦的紅砂生土層，顯然是在修建城垣時對原地面進行了平整，在生土層上鋪有一層瓦礫層，雜有少量陶器，這為判定紀南城的始建年代提供了最為直接的依據，其年代為戰國早期，由此判斷城垣的始築年代不早於戰國早期。而城垣內的護坡及臺基1的護坡夯土層上疊壓有一薄層文化層，出有較多的陶器及板瓦、筒瓦等，可能是當時的活動面，這些陶器均具有戰國中晚期的特點，簡報據此認為城垣的使用年代為戰國早期以後。（7）此一結論將紀南城城址的始建年代明確界定在戰國早期之後，其使用年代則明確為戰國中晚期。
不僅如此，2011年後紀南城的鑽探和試掘，不僅對探討紀南城的佈局有重要意義，其成果可對紀南城的年代作進一步驗證。紀南城松柏區30號臺基是城內最大的臺基，在20世紀考古工作中是重點發掘區，2011—2012年進行了補充發掘，發現松30號臺基可分為三期：第一期遺物極為稀少，年代上限無法判斷，據二期遺存結合層位學分析，年代下限不超過戰國中期晚段；第二期遺物較多，但年代跨度極短，不早於戰國中期晚段；第三期遺物較多，年代為戰國中期晚段，下限或可晚至戰國中晚之際。發掘簡報還判斷出紀南城宮殿區至少經歷過兩次大規模的工程建設，第一次或在戰國中期，第二次應在戰國中期晚段。（8）
《江漢考古》2016年增刊《紀南城考古發現》發表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1—2015年在紀南城工作的總體報告。報告進一步確認紀南城內宮殿區只有兩期夯土臺基，兩期建築佈局的規劃是相同的，第一期臺基在建築過程中毀於洪水，洪水過後原有的設計規劃未變，只是在原有基礎上加高夯築了第二期夯土臺基，從而完成了紀南城的建設，形成了完整的格局。（9）
紀南城最新考古工作表明，紀南城的年代上限比20世紀的認知還要晚，不僅到不了春秋晚期，甚至也到不了戰國早期，城垣和宮殿的始建年代按簡報所述在戰國早期以後，實際就是紀南城城垣的始建年代僅為戰國中期，城址和宮殿的使用年代則主要在戰國中晚期，具體而言在戰國中期晚段以後。
這些考古成果有些出乎意料，但驗證了21世紀初部分學者的研究成果，即紀南城只是戰國中晚期的楚郢都，其始建年代為戰國中期早段或戰國早中之際，這些結論並可得到其他方面的進一步印證與推進。
二、 馮家冢與紀南城
紀南城西側的八嶺山區，分佈有眾多大型楚墓，是紀南城內高階統治者的墓葬，其中有一批目前已知規格最高的大型楚墓，其規格與已發掘的熊家冢相當。
熊家冢為湖北省現存最大的楚墓，2006年起進行的發掘和勘探弄清了墓地的佈局：整個墓地由主冢、副冢、殉葬墓、車馬坑、祭祀坑組成，出土了規模宏大的車馬坑和大量精美文物。（10）發掘情況表明，熊家冢的墓主應是一位楚王，整個墓地是一座由主冢、副冢、陪葬墓、車馬坑及祭祀坑和墓上建築組成的完整的楚王陵。透過熊家冢的考古工作，確認了戰國時期楚王墓的規格及楚王陵園佈局。由熊家冢的情形就可以大致確認，八嶺山區那一批與熊家冢規格相當的楚墓，有可能為紀南城內最高統治者的墓葬，即楚王墓，而這些高規格楚墓的資訊，就為探討紀南城的年代與性質提供了重要幫助。
熊家冢
這批高規格楚墓中的馮家冢，為荊州八嶺山區最大的楚墓之一，2010年為配合紀南城考古遺址公園建設進行全面勘探和局部發掘。勘探結果表明，馮家冢墓地是一處由主墓、殉葬墓和車馬坑組成的楚高階貴族陵園，佈局同熊家冢幾乎完全一致，為典型的戰國時期楚王陵園佈局，表明馮家冢是一座楚王墓，一號墓的墓主應為戰國時期的某位楚王，二號墓的墓主為其王后。（11）馮家冢殉葬墓中出土了一套陶禮器，利用這套陶禮器可以對馮家冢進行精確斷代。發掘簡報認為其年代為戰國中期早段至戰國早期晚段。（12）當然，這一結論有些保守，因此張緒球進一步研究後認為完全可以精確為戰國中期前段，與之相對應的楚王應為肅王。（13）其後張緒球又對此問題作了進一步討論，詳細論證馮家冢和熊家冢的年代均為戰國中期早段，其中熊家冢更早一些，為戰國中期早段之初，在絕對年代及墓主身份上，熊家冢的墓主不是簡王就是悼王，馮家冢的墓主不是悼王就是肅王。（14）此結論我們完全贊同，馮家冢的年代為戰國中期早段。至於馮家冢的墓主，與此年代相匹配的楚王只有悼王和肅王，比較而言，肅王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為肅王與悼王相比，肅王更有遷都的可能，更為重要的是，肅王的年代與紀南城的年代上限（戰國中期早段）的匹配度更高，而悼王的年代則略顯偏早，這一結果也正好與紀南城的年代上限相吻合。
進一步探討，張緒球已指出熊家冢與馮家冢在年代上是緊密銜接的，熊家冢為戰國中期早段之初，馮家冢為戰國中期早段，因此熊家冢與馮家冢的墓主很可能是前後相繼的兩代楚王。但兩墓的位置卻相距較遠，這種差距帶來了與之相關聯的重要差別：墓葬是與居址相關聯的，楚王墓也是與楚都相聯絡的，馮家冢及其所在的八嶺山楚墓群是紀南城內高階統治者的墓葬，但熊家冢距紀南城較遠，從地理位置來看，熊家冢距當陽趙家湖楚墓僅4。5千米，距季家湖楚城較紀南城更近，因此從地理位置、楚墓群的分佈乃至熊家冢和紀南城、季家湖楚城及趙家湖楚墓群的位置、年代等綜合來看，與熊家冢相聯絡的楚遺址並不是紀南城遺址，而更有可能是季家湖楚城遺址，雖然這個問題還有待更進一步的深入討論，但就目前資料來看，熊家冢與季家湖楚城的關係顯然較紀南城更為密切，因此熊家冢屬於以季家湖古城為核心的東周聚落群而不是屬於以紀南城為中心的東周聚落群（15），這一結論應該是可以成立的，這也是楚都探索的重要推進。
由以上分析可知，如果熊家冢與馮家冢的墓主是前後相繼的兩代楚王，但馮家冢屬於紀南城遺址，而熊家冢卻難以歸入紀南城遺址，這就表明馮家冢的墓主有極大可能正是將楚都遷至紀南城的那一位楚王，此楚王不是肅王就是悼王。
那麼，馮家冢的墓主、將楚都遷至紀南城的楚王，在肅王和悼王這兩位楚王中，哪一位的可能性更大？此前學者早已從多方面的資訊中推斷，紀南城的年代上限可能為戰國中期早段或戰國早中之際，此時正當楚悼王（前401—前381年）、楚肅王（前380—前370年）在位時期，而楚國在悼王死後發生貴族作亂，射殺吳起、並中王屍的重大事件，肅王即位後，“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並中王屍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16）。由於發生了這樣大的變亂，因此當事變平息後，肅王有可能放棄原來的都城，另遷新都。（17）由此看來，馮家冢的墓主如果就是將楚都遷至紀南城的那一位楚王，則此楚王頗有可能即楚肅王。
馮家冢的精確斷代及墓主身份的確立，還解決了另外一個重大問題，即紀南城從何時起成為楚都。學者在此前的研究中已經指出，紀南城的楚都既然是從外地遷來的，那麼從何時起紀南城才成為楚都就是一個問題，不能假定城垣一築好紀南城就立刻自動成為楚都。（18）而馮家冢卻為解決此問題提供了直接證據：馮家冢作為楚王墓，界定了紀南城的性質即是楚都，這就為探討紀南城從何時起成為楚郢都提供了重要依據。由此可以進一步得出結論：紀南城是從楚肅王時代起成為楚都的。
分析至此，可知馮家冢的發掘與研究成果，完全可與紀南城最新考古結果相印證，二者的年代、性質完全吻合。紀南城的使用年代僅為戰國中晚期，城垣的始築年代則是戰國中期。與此相印證的是，馮家冢的年代正在戰國中期早段，其性質是王墓，且有可能是紀南城的第一代楚王，其墓主可能是楚肅王或悼王，結合楚史可以有把握地推斷，馮家冢的墓主為楚肅王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而楚國正是從楚肅王以後的宣王、威王和懷王前期才進入最繁盛階段的，這正與紀南城的使用年代為戰國中晚期相合，亦與紀南城周圍大量楚墓地的年代相合。
三、 楚肅王徙郢
楚肅王徙郢，不見於傳世文獻，但在出土文獻中可找到相應的證據。清華簡《楚居》和新蔡葛陵楚簡均載楚肅王徙郢，且可推斷出明確年代。
據清華簡《楚居》，悼哲王（即悼王）即位後，“中謝起禍，焉徙襲肥遺。邦大瘠，焉徙居鄩（ xún）郢”（19）。此為《楚居》最後一句，按《楚居》的年代，有楚悼王和楚肅王兩說，但“中謝起禍”，一般認為與吳起之死有關（20），則《楚居》的下限當為楚肅王。按此記載，肅王在位期間，因“中謝起禍”先遷居至肥遺，然後又因遭逢大災遷至鄩郢。肥遺，亦見於《楚居》所載楚惠王時事：“至獻惠王自媺郢徙襲為郢。白公起禍，焉徙襲 郢，改為之，焉曰肥遺。”獻惠王即楚惠王，白公起禍即惠王初年的白公之亂，可知肥遺即郢。又肥遺在葛陵楚簡中稱為“肥遺郢”，新蔡葛陵楚簡甲三-240載：“王自肥遺郢徙於鄩郢之歲”，“遺”字整理者原釋為“還”，讀為“自肥還郢”，宋華強改釋為“遺”，連讀為“肥遺郢”，為楚國別都，其地待考。（21）《楚居》發表後，此問題得到解決，《楚居》中確有肥遺郢，宋釋正確無誤。肥遺所在，何琳儀最初以為肥地在今山東肥城（22），然此說距史實及地理差距較大，故不太可信。（23）從《楚居》可知，肥遺即郢，郢始見於楚文王：“至文王自疆郢徙居郢。”，字形與湫形近，或即《左傳》莊公十九年（前675年）所記楚文王“敗黃師於踖陵。還，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湫地所在，杜預注“南郡鄀縣東南有湫城”（24）。故地當在今湖北鍾祥北或宜城東南。（25）
楚惠王時將郢改名肥遺，新蔡簡又稱肥遺郢，此次改名與白公之亂有關。白公，名勝，楚太子建之子，隨伍子胥流亡在吳，楚惠王二年（前487年）令尹子西將其迎回楚國，使處楚吳交界之白邑，號白公。惠王十年（前479年），白公作亂，殺令尹子西和司馬子期，劫持惠王，後為葉公所平定。可見肥遺之得名，是因有重大內亂。楚國發生重大內亂後楚王另擇居所，似為楚國一重要傳統，《楚居》記載莊王時“若敖起禍，焉徙居蒸之野”。白公起禍後楚惠王徙居肥遺，因此“中謝起禍”後楚王再次徙居於肥遺，應是楚國發生重大內亂後的通行做法。戰國時能與若敖之亂、白公之亂相當的楚國內亂，只有悼王死後的貴族作亂射殺吳起之事。可知悼王死後，肅王一度因內亂短暫居於肥遺（郢），然後因遭逢大災而遷於鄩郢。
楚遷鄩郢又見於葛陵楚簡甲三-240：“王自肥遺郢徙於鄩郢之歲”，不僅如此，“王徙於鄩郢之歲”在葛陵楚簡中多次出現，墓主平夜君成此時已疾病纏身，應在此時之後不久死去，是所有紀年中最晚的一個。（26）從《楚居》來看，楚王遷居之事極為常見，但“徙於鄩郢”作為大事紀年，可見是重要事件，非楚王一般性遷居所能比。
對於新蔡葛陵楚墓的年代，發掘報告認定“相當於戰國中期前後，即楚聲王以後，楚悼王末年或稍後，絕對年代為公元前340年左右”（27）。按楚悼王在位於公元前401—前381年，故此處的公元前340年左右應有誤，當為公元前380年左右。又因葛陵楚簡中有豐富的年代資訊，於是李學勤、劉信芳排列歷日，進一步推定“王徙於鄩郢之歲”為公元前377年，即楚肅王四年，墓主平夜君成於此年去世，是為葛陵楚墓的絕對年代（28），此年代與考古型別學推定的年代基本相符，邴尚白亦同此說。（29）
但宋華強、劉彬徽對葛陵楚墓年代有不同意見，認為“王徙於鄩郢之歲”的年代為公元前398年（30），李學勤後來亦因此改變了觀點（31），因而宋、劉之說影響頗廣。但宋氏之論，是以葛陵楚墓墓主平夜君成可以祭祀所有的先王，但未見有祭祀悼王，因此當時悼王仍應在世為前提的。（32）然而與宋氏之論相反，在包山楚簡、望山楚簡中，墓主祭祀已死楚王不是一定要祭至最近的一位。陳偉指出，楚貴族祭祀已死的楚王，是一個末端開放的系統，是一個動態的、向下延伸的系列，而不是像“楚先”那樣是一套確定的神靈，是凝固的系列（33），即可祭可不祭。至於劉氏之論，是以楚歷建醜引申出的結論，但楚歷建正的問題頗為複雜，有建亥、建子、建寅、建醜等多種說法，建醜之論僅是一說，目前多數學者主張楚自春秋中後期以後行亥正曆法（34），李學勤、劉信芳論證葛陵楚墓年代為公元前377年，亦是以亥正論為基礎的。
從歷史背景來考察，葛陵楚墓墓主平夜君成正當吳起變法之時，吳起變法極大損害了舊貴族的利益，遭到楚貴族的激烈反對，於是楚貴族仇視吳起竟至不顧“荊國之法，麗兵於王屍者，盡加重罪，逮三族”（35）的嚴酷法令，瘋狂到以亂箭射殺吳起，並中王屍，肅王即位後，“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並中王屍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36）。可見楚貴族仇視吳起之深。而平夜君成也是大貴族，出自楚昭王，始封君平夜文君子良，為楚昭王子、楚惠王弟，包山簡又稱為“文坪夜君子良”，子良二傳至平夜君成。（37）雖然昭王一族並未參與叛亂，但楚貴族極度仇視吳起和悼王，《淮南子·道應訓》記流亡的楚貴族屈宜若指責吳起和悼王：“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道，戾人理，至於今無禍。”（38）屈宜若之言，可代表楚貴族對吳起和悼王的態度：吳起固然是“禍人”，悼王則更可惡，其行為是“逆天道，戾人理”，甚至詛咒悼王，為悼王未遭禍而不解。而且，屈宜若的身份與平夜君成頗類似，屈、昭、景同為戰國時代最有代表性的楚貴族，且都未參與悼王死後的叛亂，在這次重大事變中均得以倖存，平夜君成對悼王和吳起的態度，當與屈宜若相似，因此平夜君成由於仇視吳起和悼王而不祭悼王是很正常的，何況以包山楚簡和望山楚簡所載楚貴族祭祀通例來看，楚貴族祭祀已死的楚王本來就不包含最近的一位。
還需指出的是，宋、劉所論之公元前398年，與考古年代難以匹配。發掘報告已明確指出，新蔡葛陵楚墓的年代在戰國中期前後，與天星觀一號楚墓的年代相當。天星觀一號墓是較典型的戰國中期楚墓，年代在公元前340年前後，楚威王或宣王時期（39），略早於天星觀一號墓的天星觀二號楚墓，年代為公元前350—前330年（40），而公元前398年已是楚悼王四年，在考古年代學上屬於戰國早期晚段或戰國早中之交，因此公元前398年之說已難與楚墓年代學相合，而公元前377年在楚墓年代學上已進入戰國中期，具體而言屬戰國中期早段，與楚墓年代尚可以匹配。
紀南城據史籍記載為楚郢都故址。由於紀南城為湖北境內面積最大、規格最高、儲存也最為完好的古城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文物考古事業剛開始起步時，紀南城即受到極大關注，對紀南城的地面調查與勘探自建國初期起即開始進行，1965年開始對城址進行普探、試掘、測繪；1973年發掘了南城垣水門；1975年冬，成立湖北省紀南城文物保護與考古發掘工作領導小組，以時任省委書記韓寧夫為組長，由國家文物局和地方負責人以及專家學者共同組成，並邀請北京大學、吉林大學、南京大學、四川大學、廈門大學、中山大學、山東大學等高校歷史系考古專業師生和中國歷史博物館、國家文物局文博研究所以及上海、天津、湖南、河南、四川、山西、青海七個省、市文博部門的考古工作者和文物考古訓練班的學員參加，發掘總面積七千餘平方米，發掘墓葬六百餘座，還發現大批古水井、古窯址及文化堆積較厚的遺址。（2）
四、 栽郢與紀南城
由以上分析似可推知，紀南城應即新蔡葛陵楚簡和清華簡《楚居》所載的鄩郢。但紀南城在楚國時的專名，以往學界多認為是“栽郢”。“栽郢”之名見於鄂君啟節、望山楚簡、包山楚簡和天星觀楚簡，如“王處於栽郢之遊宮”（鄂君啟節）、“秦客公孫鞅問王於栽郢之歲”（天星觀楚簡）、“齊客張果問王於栽郢之歲”（望山楚簡）、“東周之客許致胙於栽郢之歲”（包山楚簡）等。又此字有多種釋法，舊釋多為“栽”，新釋則多作“”。（41）楚王曾多次在栽郢會見國賓，故學者多認為紀南城即栽郢。（42）
但從鄂君啟節中“王處於栽郢之遊宮”來看，栽郢之宮室是遊宮。遊，《周禮·天官·序官》“囿遊亦如之”鄭玄注：“遊，離宮也。”（43）因此學者一致認為鄂君啟節之“遊宮”，其性質為“離宮別館”（44）。就此而論，栽郢當非楚國正都，而是一處別都，因築有遊宮，合於楚王遊獵之用。楚王好遊獵，栽郢築有遊宮，故楚王常常駐留於此，常在此地會見國賓並處理政務。按在《楚居》發表之前，出土文獻中已發現有眾多的郢，如藍郢、栽郢、朋郢、並郢、鄩郢之類。學者已指出，這些“郢”可能並不都是郢都，其中有不少當是楚王的遊宮、離宮、別宮甚至行宮之類，當然也可能有楚國的別都。何琳儀謂“凡楚王駐蹕之地皆可稱‘郢’”（45）。由此可知，“郢”字至少有兩重含義，一是指楚國都城，即郢都，另一含義是指楚王的臨時居地，郢字本指王所在之地，故稱郢之地不一定就是郢都。至少楚簡中的“郢”，很多都只是楚王的臨時居地，非郢都。先秦時期，只有宗廟所在，才可稱都，《左傳》莊公二十八年（前666年）：“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杜預注：“然宗廟所在，則雖邑曰都，尊之也。”（46）出土文獻中很多的郢可能只是楚王的臨時居處，為了表示區別在“郢”前加限制詞。可是傳世文獻中，並沒有把這些不同的郢區分開來，而是用一個“郢”字來稱呼。由此而論，傳世文獻中的“郢”不一定就是郢都，而只是楚王所在之地，史籍中關於“郢”的記載有一些難解的矛盾之處，當是因“郢”並不一定就是“郢都”之故。（47）《楚居》正可印證此說，從《楚居》來看，楚王居所不定，幾乎每代皆有遷徙，甚至一代楚王曾居於多地，這些居地多數稱郢。因此這些稱郢之地，大部分應不是郢都，只是王居之所，但因駐留時間較長，故亦在此處理國政。
可見築有遊宮的栽郢當非郢都，此外鄂君啟節中同時有“栽郢”與“郢”兩個明確地名，可見栽郢與郢有區別，並非一地。鄂君啟節中的“郢”，從較易判斷的舟節線路來看，只能是在長江邊上，今荊州城區附近，因此學者多認為鄂君啟節線路的終點“郢”，即今荊州城北的紀南城遺址。（48）分析可見，鄂君啟節中的“郢”當即郢都，位在紀南城，這應是可以確定的，而栽郢既不是郢都也不在紀南城。對於栽郢的遊宮、別都性質，吳鬱芳認為栽郢是楚國在郢都附近所建的一座用以效天祭地的宗教性都邑，位於楚王的雲夢遊獵區，亦即史籍所載之雲夢章華宮，今潛江龍灣遺址。（49）尹弘兵更進一步推測栽郢非郢都，只是楚王的一處遊獵之所，非正都，而龍灣遺址範圍達108平方千米，宮殿建築規格極高，正與其遊宮性質相合，因此龍灣的宮殿遺址應即鄂君啟節所載“栽郢之遊宮”（50）。
從年代上看，栽郢的年代頗晚，與紀南城的初始年代不合。綜核出土資料，栽郢之名不見於《楚居》，亦不見於新蔡葛陵楚簡這些年代較早、可與紀南城起始年代相當的楚簡資料，其年代皆為楚肅王以後。天星觀一號墓為公元前340年前後，楚威王或宣王時期。（51）望山一號墓年代為楚威王時期或楚懷王前期（52），此後考古學界進一步推定望山一號墓為戰國中期晚段，為戰國中期晚段楚墓的斷代標尺（53）。包山二號墓發掘報告定為公元前316年，為楚懷王前期（54），徐少華進一步考定包山二號墓年代為公元前303年，楚懷王二十六年（55）。鄂君啟節一般認為是楚懷王七年（前322年）或略偏早。（56）可見載有栽郢之名的楚簡資料，其上限不超過楚宣王，均不能上溯至楚肅王時代，可知栽郢與楚都遷至紀南城的年代不合，其為紀南城的可能性不大，當是楚都遷於紀南城之後才出現的一座用於巡遊的城邑，因築有高規格的精美宮室，且距紀南城不遠，故楚王常流連於此。而潛江的龍灣遺址，地處雲夢澤之邊緣，正合楚王遊獵之用，其高規格的宮殿建築亦與“遊宮”相合。
五、 鄩郢與紀南城
綜上分析可知，紀南城為戰國中晚期的楚都故址，其年代上限為戰國中期早段，按之楚史為楚肅王時期。荊州八嶺山的馮家冢，有很大可能即是將楚都遷至紀南城的楚肅王之墓。而據清華簡《楚居》和新蔡葛陵楚簡所記，楚肅王四年徙居鄩郢。可見紀南城的年代、性質與“鄩郢”有高度的重合性。
鄩郢地名，不見於傳世文獻，在出土文獻中，鄩郢地名首見於新蔡葛陵楚簡，自葛陵楚簡發表後，學者對鄩郢地望進行了大量探討。何琳儀認為是商丘附近的尋，即古之斟尋，原屬衛地，楚悼王二十一年（前381年）楚救趙攻魏，“軍舍於林中，馬飲於大河”（《戰國策·齊策五》），此次戰役長達三年，楚軍深入魏境，其北路到達衛之尋地，是有可能的，因此鄩郢可能為此戰中楚國所佔衛之尋邑。（57）但對於何琳儀的意見，羅運環、黃錫全均表示反對，姑且不論楚軍是否佔領衛之尋邑，此地遠離楚之本土，佔領時間又很短，似不可能倉促設定郢，羅、黃之駁論，吳良寶亦表示贊同。（58）因此鄩郢不可能在衛地的尋邑。
鄩郢地望只能在南方楚地另作探求。羅運環認為是漢尋陽縣，故地在今湖北黃梅縣西南（59），邴尚白同意此說（60）。此說不將鄩郢視為楚都，而只是楚王之臨時居所，但從“徙於鄩郢”被用作大事紀年來看，鄩郢應為楚國正都所在，不宜將之視為楚王臨時居所。
周宏偉則認為楚武王所徙之郢即葛陵楚簡中的鄩郢，為楚人勢力進入沮、漳流域後的統治中心，當今湖北當陽季家湖古城。（61）此說謂楚武王時楚人即已進入今沮漳河流域並在季家湖楚城建立統治中心，在考古和文獻上完全無法得到支援，但將鄩郢視為楚都所在，則是此說的合理之處。
綜合以上考察，可以較有把握地推斷，楚肅王四年時，楚王從肥遺遷往鄩郢，此次遷徙因事關重大，被用作大事紀年，當因此次為楚都的正式遷徙，而非《楚居》中常見的楚王遷居。
筆者則在黃錫全論證的基礎上作了進一步的探討。葛陵楚簡中有“城鄩”表明“鄩郢”是一座城池而非宮殿，至於龍灣遺址，其宮殿建築規格很高，且整個遺址區的面積非常大，達108平方千米，地理位置已處於雲夢沼澤區邊緣，應是楚王的一處遊宮，由此推斷鄩郢是龍灣遺址的可能性並不大，而江陵一帶曾有“尋”稱，因此鄩郢有可能是指紀南城。又黃錫全考定鄩郢為龍灣遺址是以戰國時期郢都一直在紀南城為基點的，但紀南城作為都城的年代，最早也只能到戰國中期早段，正與葛陵楚簡所記“徙於鄩郢之歲”的年代相合，而“鄩郢”是一座城而不是別宮、遊宮，因此紀南城可能就是鄩郢。（63）
現在，隨著《楚居》的發表和考古發掘的進展，上述推測漸次可以明確下來。從清華簡《楚居》可知，楚肅王時遷居鄩郢，此事是一個重大事件，在新蔡楚簡中被反覆提及，並被用作大事紀年，表明楚肅王四年時從肥遺徙居鄩郢不是一次簡單的遷居，而是帶有遷都的性質。而紀南城現在可以確認即楚東遷以前的楚都。馮家冢的年代與紀南城的初始年代相合，馮家冢所埋葬的楚王，頗有可能是將楚都遷至紀南城的楚肅王，而結合《楚居》和葛陵楚簡可知楚肅王四年時楚都“徙於鄩郢”，此記載與紀南城的年代上限、馮家冢的年代和性質完全吻合。此皆可證新蔡葛陵楚簡和清華簡《楚居》中所載的楚徙都之鄩郢，即戰國中晚期的楚都，今之紀南城遺址。
結語
綜上所述，可以認為紀南城的年代、性質、名稱等問題已經解決。紀南城內外的考古工作表明紀南城的年代上限為戰國中期早段，其使用時間為戰國中期晚段至戰國晚期早段。結合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可知，紀南城即楚肅王所遷之“鄩郢”，楚肅王四年時楚都遷於此處，楚頃襄王二十一年、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前278年），秦將白起拔郢，楚東遷。紀南城作為楚都，前後歷時99年。圖1為紀南城及周邊遺存示意圖。
圖1 紀南城及周邊遺存示意圖
資料來源：底圖依據《湖北省及周邊公路里程地圖冊》“荊州市、仙桃市、潛江市、天門市”，測繪出版社、中國地圖出版社2016年第2版，第24—25頁；並參考《中國文物地圖集·湖北分冊》“荊州市荊州區文物圖（北部）”“荊州市荊州區文物圖（南部）”“荊州市沙市區、江陵縣文物圖”，西安地圖出版社2002年版，第148—155頁；以及有關考古簡報、報告改繪而成。地圖由湖北省社科院楚文化研究所研究生李潤晨繪製，特此說明並致謝。
［作者簡介］ 尹弘兵，男，1967年生，湖北天門人，博士，湖北省社會科學院楚文化研究所研究員，主要從事先秦秦漢歷史地理與文化研究。
文章原載《歷史地理研究》 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