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永年十二年錯金”銅帶鉤
株洲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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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鑄九鼎辨析》
李先登《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92年第18、19期第95~98轉第139頁
本文結合考古資料與文獻資料對《左傳》記載周定王時王孫滿對楚莊王講的“禹鑄九鼎”進行了辨析，並提出個人的見解。首先，作者認為，夏代是信史和《左傳》所記王孫滿的言論是東周時人的說法這兩點，是研究討論禹鑄九鼎問題的前提。接下來，作者從以下幾個問題分別進行論述。第一，有關青銅器的問題。透過考古發現和文獻記載，作者認為夏代初期完全可以製造青銅鼎。夏禹鑄造青銅鼎應當是可能的和必要的，所以，王孫滿所述禹鑄鼎應是可信的。第二，關於九鼎的問題。西周中晚期形成列鼎制度。儘管根據今天的考古發現，不能說明夏禹時期鑄造和使用的九鼎是夏王全國共主地位的代表。但是，王孫滿的這種說法具有當時的社會依據，並不是毫無根據的編造，當有一定的歷史價值。第三，關於夏商周三代交替九鼎相互授受的問題。依據考古發現和文獻記載，王孫滿所說的夏商周三代更迭時，青銅禮器互相授受是有歷史事實根據的。為了標明周王權的法定繼承性是天命所賜予，在周代社會上編造和流傳關於九鼎授受遠自夏禹是可以理解的。第四，關於九州牧貢金（銅）的問題。夏王朝所處的中原地區對周圍地區取得了主導和支配的地位，周圍地區向夏王朝貢納銅（金）。王孫滿所說“貢金九牧”也是有其歷史真實性的。最後，關於九鼎上的花紋問題。作者認為，王孫滿的解釋比較接近實際。這些紋飾是當時九州各地的善神及惡神的形象，把它們裝飾在青銅禮器上的目的是為了起到佑護和避邪的作用。作者最後強調，透過以上辨析，東周時期禹鑄九鼎的傳說應是有其歷史根據的，並有其真實、合理核心的，不能全盤肯定或否定。這條文獻記載可能作為我們今天研究夏代已經進入青銅時代和文明社會的佐證。
《青銅器、文字、城市與文明社會——中國文明起源理論思考之二》
曹兵武《中國文物報》1998年5月20日第3版
本文論述了青銅器、文字和城市，是古典時期中國文明重要而鮮明的因素和特徵，因此，往往被視為文明形成的三大標誌，成為研究中國文明起源問題所關注的焦點。但是，在處理這幾種文化因素時，要做具體分析。無論世界和中國，三因素的出現既不同時，它們在各種文化背景中的作用與地位也不盡相同。因此，三者首先只是考古學中的文化因素，其各自的有無或者全體的有無，與文明社會的關係需要具體考慮。青銅器與文字從具體處說有特定的實用功能，從抽象處說可加強社會分化，操縱社會交流與管理形式，對知識與權力的積累有重大意義，但並不能與城市一樣，標誌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城市雖然表示一個聚落防禦與進攻、社會分化與組織管理的水平遠超於一般村居生活之上，標誌著自農耕與村居產生以來人類生活發生的又一次重大階段性變化。但它既不能確證國家的誕生，也不能標誌一個文明體系的最終出現。其起源和發展，是文明演進問題的有機組成部分。其與文明和國家的關係，需要具體考察，並無固定模式可以套論。就塑造與影響人類生活方式這一根本點來說，較之農業革命這一更具普遍意義、觸及了人類生活方方面面和社會中各個群體的宏偉變革，青銅器、文字和城市都只是錦上添花而已。
文字來源《中國文明起源研究要覽》，文物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