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自媒體當談到清朝康雍乾三位皇帝時，都會拿乾隆的審美觀來吐槽，並且拿這三個朝代的瓷器風格舉例（如下圖）：
分別是清康熙青花五彩十二月花卉杯、清雍正淡粉釉瓶、清乾隆多色彩釉大瓶（又稱多色地青花鬥彩什錦雙耳大瓶）。
花卉杯質地晶瑩有若寶石，圖案也要更加簡明大方。
粉釉瓶則將極簡風格玩到了極致，不需要太多圖案點綴，看上去就高階大氣。
反觀最後的確有些大紅大紫，尤其是邊角部分的裝飾，大有一種“穿金戴銀”的感覺，圖案上也很繁複，與康熙朝和雍正朝的極簡風格差異很大，難道乾隆的審美真的有問題嗎？
要知道清朝皇帝都是從小在故宮長大的，接觸的都是中國幾千年積澱的文化瑰寶從字畫到玉器，簡直是藝術品的海洋。別人不說，就拿末代皇帝溥儀來說，他的文物鑑賞水平和審美格調在近代無人能及，因為他從小到大見識接觸的都是中國幾千年積澱的文化真品，這份耳朵目染的積澱是其他人也是現代人都無法復刻的，以此類推，乾隆的審美觀怎麼會差呢？
既然乾隆朝的審美並不會差，那麼瓷器風格又為何會出現巨大轉變呢？這裡就有一個被很多人忽視的歷史背景。
中國瓷器的興衰
我們都知道中國的瓷器從漢唐開始就開始行銷全球，這種質地輕盈且堅固耐用的器皿深受西方人的喜愛，加之外形和圖案的精美，在歐洲貴族眼中簡直是藝術品，即使價格高昂也供不應求，屬於典型的奢侈品，為中國帶來了巨大財富。
在唐宋元明時期，中國對瓷器的生產技術擁有壟斷地位，天然具有極強的話語權，說白了就是中國生產什麼樣的商品，西方國家有錢人便只能買什麼樣的商品，屬於典型的賣方市場，即使歐洲貴族透過商人提出一些定製要求，也只能是在中國瓷器風格基礎上的一些圖案，整體風格不會變，
早在明朝時期，歐洲國家就一直試圖復刻中國的瓷器工藝，為此還有人用骨灰製作瓷器，當然這些嘗試都失敗了，不過歐洲人並未因此灰心放棄，而是想盡辦法盜取中國瓷器的秘密。
時間來到康熙時期，歐洲傳教士透過謊言騙取了皇帝的信任，以傳教的名義來到了中國景德鎮，盜取的中國瓷器燒造技術的商業機密，歐洲人也第一次得知了燒造瓷器的原料高領土的存在。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自然很容易成功，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歐洲人開始在中國原有的瓷器燒造基礎上推陳出新，到了乾隆朝，歐洲本土瓷器已經開始搶佔中國瓷器的海外市場，躺贏了上千年的中國瓷器第一次迎來了挑戰。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中國瓷器的審美一下子發生了很大變化，不是所謂的乾隆審美觀有多奇葩，而是因為海外瓷器的市場一下子從賣方市場變為了買方市場，中國瓷器想要保住歐洲市場的份額，就需要向當時的歐洲上流社會審美作出妥協。
真實的歐洲審美
談到歐洲人的審美，很多人可能會一下子想到古希臘和古羅馬，認為這是歐洲文明的誕生地，是文化傳承的源頭。這麼說的確不能說錯，卻很不全面，因為這裡有一個一直被西方人掩蓋的歷史真相：
歐洲在古希臘和古羅馬滅亡後出現了嚴重的文化斷檔，並沒有被延續下去，很長一段時間盛行的是野蠻落後的部落文化，不然當初就不會認為基督教具有先進性而推廣了。
這種文化斷檔一直持續了幾個世紀，直到歐洲人十字軍東征才在阿拉伯人的圖書館中發現了用阿拉伯文字記載的古希臘典籍，這些歐洲人才知道當初被自己祖先滅掉的是一個怎樣的文明！
面對北歐部落的南下侵襲，古希臘和古羅馬其實也反抗過，甚至還取得過階段性的勝利，但架不住農耕文明對戰遊牧文明的天然劣勢，一旦處於劣勢就會面臨滅亡的危險，之所以會這樣，還要從地理問題說起。
臨海的港口給希臘人帶來了巨大的商業利益，但同時也意味戰略縱深的喪失，而即使幸運地漂洋過海，對岸的北非也是一望無際的撒哈拉大沙漠，相當於自尋死路。
與被消滅的古希臘文明不同，華夏文明在處於劣勢的情況下，可以躲到水網密佈的江南以及東南沿海地區猥瑣發育，再透過自身文化的先進性帶動落後的遊牧文化，實現民族大融合。
正是因為古希臘文化的斷檔，導致歐洲人骨子裡保留的並非是古希臘農耕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基因，而是野蠻掠奪的北歐血統，這就解釋了為何這些人會在非洲和美洲犯下人神共憤的滔天罪行，因為這些所作所為完全是當初他們在地中海毀滅古希臘時的翻版，祖先的傳統“光榮”傳統依舊保持著。
當這些人盜取了中國瓷器的商業秘密後，小人暴富心態迅速主導了審美觀，也就是典型的暴發戶心態，圖案自然是越複雜越好，顏色越鮮豔越好，甚至還要給瓷器“穿金戴銀”，這和改革開放後東北流行的大金鍊子小燒烤沒啥區別。
歐洲本土瓷器的迅速崛起，直接影響到了中國瓷器的審美，為了與歐洲迅速崛起的本土瓷器競爭，從乾隆朝開始，中國瓷器的色彩和圖案都產生了很大變化，並且開始變著花樣的往上面疊“科技”，各種工藝技術恨不得都用到小小的一個瓷器上。
在很多人眼中，似乎是皇帝的審美觀決定了不同朝代瓷器的審美風格，事實並非如此，相較於瓷器外形的好壞，皇帝更關心的是什麼樣的瓷器能夠出口賺回更多的白銀。
2022。0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