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道玉
何為大師
每每看到這樣的人被稱之為大師，筆者就想，大師應該怎樣界定？何為大師？
從詞源看，大師一詞最早出自佛教梵文Statr，是大師範、大導師之意，佛教徒稱佛為大師。後來，大師只是被用來追贈死去的高僧的諡號。1992年，臺灣把活著的星雲和尚尊稱為星雲大師，他是迄今為止唯一被封為大師的活著的和尚，而其他年長的和尚被稱為長老。
大師被用於學術領域，最早出現在漢代，《史記·伏生傳》記述：“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辭海》中的解釋是：大師是“指有巨大成就而為人所宗仰的學者或藝術家”。這裡的兩個條件是必不可少的，一是“巨大成就”，這顯然不是指一兩項發明或幾本著作而言，非“著作等身”或“學富五車”的學者是絕不可能企及的；二是學術成就經得起歷史的檢驗，為人所宗仰，不是一部分人而是一代又一代的人所景仰。
我國古代確實有過許多大師，如孔子、孟子、朱熹、李白、杜甫、黃宗羲、王夫之……為什麼古代湧現了那麼多的大師呢？那是因為那時有安貧樂道做學問的學者和滋生大師的土壤。可是，現在沒有這兩個條件，所以除了少數幾個德劭學高健在的大師外，解放後培養出來的人當中，沒有一個能稱得上大師。
2007年，季羨林先生髮表談話，堅決要求摘掉他頭上的三頂桂冠：大師、泰斗和國寶。他說，自己不是研究國學的，充其量只是個國學小師，所以這些稱謂對他都是不實事求是的。許多人都讚賞他的高尚品格和君子之風。也許，季羨林先生對炒作“大師”實在是看不慣了，所以才表明要摘掉人們給他戴上的三頂桂冠。
大師是怎樣培養出來的呢？在一次教育座談會上，一位負責人曾詰問道：“為什麼我們大學培養不出大師來？”看來，人們對於大師的成長，似乎還存在誤解。大師的成長雖然與其所受的教育有關，但大師卻不是直接從大學培養出來的。例如，堪為大師的華羅庚、梁漱溟、啟功、錢穆等，都只有中學學歷。可以說，大師是自身成長而不是“培養”出來的。大師的成長，除了個人的天資和主觀努力外，還需要民主、自由的學術環境，要有寬鬆、寬容和寬厚的學術政策，要有開明的伯樂當人梯。作為個人，最重要的是要遠離塵世的喧囂，像證明了困擾數學家300多年的數學猜想費馬大定理的安德魯·懷爾斯那樣，為了做高深的學問，甘心做一個“隱身人”。
大師要具備四個條件
不是什麼人都可以冠以大師桂冠的。臺灣國學大師錢穆先生曾說：“大師者，乃是通方之學，超乎各部專門之上而會通其全部之大義者是也。一個部門學術之有大師，如網之在綱，裘之有領，一提挈而全體舉。”從範圍看，還是應該回歸大師的本源，即只限於佛教界和學術界。至於其他各個領，可以產生著名的專家、藝術家、歌唱家甚至功勳藝術家，但就是不能冠以大師的頭銜。
具體來說，大師至少要具備四個條件：第一，學術上博大精深，博古通今，是學術多面手，重要學術著作豐碩。例如錢學森先生。第二，要做出創造性的貢獻，其成果對科學技術發展具有革命性作用。例如，王選他先後發明的漢字鐳射照排和電子出版系統，甚至被稱為中國第五大發明。第三，必須是一個學派的首領，桃李滿天下，擁有眾多的擁戴者。例如經濟學大師弗裡德曼。第四，作為大師不僅學問高深，而且道德、人品堪為人師，對後人具有楷模作用。例如巴金，他是魯迅之後最著名的文學家，是名副其實的文學大師。
一些人明明不是大師，為什麼要故意炒作呢？主要是兩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好大狂”，二是“好為人師”，把前者中的“大”與後者中的“師”組合就成了“大師”。其實，這兩種思想都是國人的通病，是一種保守的思維方法。阿爾溫·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指出：“第二次浪潮的‘好大狂’正在淘汰，小就是美。”然而，我國國民仍然抱著“好大狂”的思想不放，而且這種情結滲透到眾多領域。例如，朝代要加上大漢、大唐、大宋、大明、大清、大中華；城市要喊大上海、大武漢、大西北；街道要叫大街、大道；樓房要叫大樓、大廈；專科學校、學院不過癮，非要升格為大學不可；江河要叫大海、大江、大河；乃至近年時興的講壇都叫“大講壇”等等。以“大”為美，實際上是小農經濟思想在作怪。再比如，關於職稱的炒作就大體經過了教授、博士生導師和院士幾個階段，上世紀80年代教授吃香，甚至連某些官員、商人和個體戶也要掛個教授頭銜。後來，教授多了、貶值了，又炒作起博導和院士來了。以後是否要炒作“泰斗”、“宗師”、“至聖大師”和“祖師”了呢？
中國人好為人師，這在知識分子中尤為突出。孟子兩千多年前就指出：“人之患在好為人師”。那麼，為什麼好為人師成為“人之患”呢？一個人如果有了好為人師的思想，就會以教者自居，自以為是、自我炫耀、固步自封，只願當先生而不肯當學生，這是與“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的傳統美德相悖的。
筆者真誠地希望國民浮躁的心態應該冷靜下來，媒體對大師的炒作應當就此打住。一個國家、一個學者的科學水平，絕對不能靠炒作，而必須迴歸實事求是的正道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