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也就是4月14日，是法國思想家、作家波伏瓦逝世36週年的紀念日。
波伏瓦是20世紀具有代表性的女權主義者、思想家，也是法國享有盛名的小說家，在群星璀璨的巴黎左岸裡，波伏瓦如同一柄利劍刺破男性森林，也用她耀眼和富有洞見的思考，啟發女性思考自己的語言和生存定位。可是長久以來，人們最津津樂道的卻是她和伴侶薩特的關係，一位深邃的女性思想家，卻總被籠罩在薩特的陰影下。
然而，波伏瓦的好友認為，早在波伏瓦遇到薩特之前，她就已經選擇好了自己的道路，可以說薩特的出現加速了波伏瓦成為一個哲學家，但是他並沒有改變她的人生道路。這位高度肯定波伏瓦的朋友就是扎扎——波伏瓦最要好的朋友。
波伏瓦曾在自傳《端芳淑女》中記錄過自己和扎扎的友誼。這段少女時期的友誼曾對她產生過深刻的影響。她和扎扎一同學習，談論文學、哲學和對世界的看法，老師則稱她們兩個人“形影不離”。而扎扎在21歲時的匆匆離世給了波伏瓦很大打擊。她以這段女性友誼為原型，透過希爾維和安德蕾的故事，嘗試用文學復活扎扎，只是波伏瓦始終對自己的故事不滿意，並未公開發表。
在她去世後，她的養女希爾維·波伏瓦找出了這份塵封多年的手稿，將其命名為《形影不離》出版。透過《形影不離》，我們能看到一個和男性中心本位敘事不一樣的波伏瓦。它展現了易被人們忽略的女性友誼，以及在男性凝視下，女性形象的反叛，並透過一系列耀眼的符號，看到一個不一樣的波伏瓦。
撰文｜夏周
友誼如何塑造了她？
很多人即便沒有讀過波伏瓦的《第二性》，也熟知波伏瓦在這部著作中一針見血的話：“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後天造就的。”而《形影不離》則以文學的方式呼應了這句名言，小說中安德蕾和希爾維的故事，與現實中波伏瓦和扎扎的友誼相呼應。扎扎的過早離世給波伏瓦帶來了很大打擊，並迫使她一次又一次地看向自己的生活，思考作為女性的意義，以及人存在的意義，而這一切也為波伏瓦成為著名的小說家、哲學家埋下了種子。
可以肯定地說，這段友誼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波伏瓦對女性命運及人存在本身的思考。透過她對希爾維命運悲劇性的記錄（同時也是扎扎的），我們可以看出，她關於社會文化對女性的規訓、父權制的思考也是在和生活發生不斷碰撞後自己開鑿出來的。
《成為波伏瓦》，［英］凱特·柯克帕特里克 著，中信出版集團，劉海平 譯，2021年3月。
凱特·柯克帕特里克在《成為波伏瓦》中提到，少女時期的波伏瓦經歷了父母情感關係的破裂：當時她家庭的經濟狀況已大不如前，母親弗朗索瓦絲雖勤儉持家，努力維持自己作為“賢妻良母”的職責，但父親喬治卻流連於妓院和賭博，在妻子問他要生活開支必須的費用時暴怒。所幸的是，波伏瓦遇到了女友扎扎，她“舉止自然、風趣幽默、率真大膽，在保守主義的作風中顯得特立獨行”。她們一起學習、閱讀，談論哲學和各自喜愛的文學作品。扎扎的出現填補了波伏瓦在母親那裡沒能得到的愛，照亮了她的少女時光。
這段經歷被波伏瓦寫進了小說《形影不離》。相比《第二性》的犀利與尖銳，安德蕾和希爾維的友誼則顯得更加柔軟和“孩子氣”。但這也無形之中讓波伏瓦變得更加“平易近人”，讓讀者看到二十世紀，兩個法國女孩的際遇浮沉。小說中，安德蕾和希爾維相識於少女時期。希爾維最初循規蹈矩，信任宗教的意義，會將寫著“德國製造”的玩具踩在地上；安德蕾外形瘦弱，卻眼神清亮，言語間透著同齡女孩沒有的聰慧與不羈。希爾維一見到安德蕾就被她獨特的氣息深深吸引，安德蕾用輕描淡寫的口吻講述自己被火燒傷的經歷，希爾維想著：“一個活生生被燒傷過的小女孩，這可不是每天都能遇到的。”
《花神咖啡館的情人們》電影劇照。
就像波伏瓦被扎扎深深吸引那樣，希爾維也和安德蕾建立起友誼，並藉由這位喜歡模仿老師講話，看起來叛逆的女孩，看到了不一樣的世界。在和安德蕾相處的過程中，希爾維體會到了前所未有的快樂，併發自內心地認為希爾維是自己的“天才女友”。藉助希爾維之口，波伏瓦毫不掩飾地表達了自己對扎扎的讚賞，以及害怕失去心愛的恐懼。希爾維直言：“我內心的空虛、每天的乏味無聊只有一個根源：安德蕾不在。要是沒有她，我就活不下去了。”這時候的希爾維可能還沒有接觸過病痛與死亡，卻暗下決心——如果有一天安德蕾離開了這個世界，她也會一頭摔死在地上，等待著和她的朋友在天堂門口相聚。
好景不長，這段美好的女性友誼卻隨著安德蕾被迫中斷學業，準備成為新娘而急轉直下——安德蕾和帕布卡·布隆代爾的戀情頻頻受阻。卡拉爾夫人提出，如果安德蕾不訂婚就要被送到英國，但對方卻以照顧父親為由，不願早早結婚，儘管他明白自己的戀人並不能承受長久的分離。當希爾維憤怒地向帕布卡·布隆代爾表達抗議時，他卻認為安德蕾過於脆弱。這段看似情投意合的戀情，便隨著安德蕾患上急性腦炎鬱鬱而終結束。
至此，兩個女孩的命運就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當希爾維透過不斷學習，逐漸改變了“乖乖女”的形象，用自己的努力換來了自由；安德蕾卻不得不服從母親的安排，放棄學業，進入社會早就為她規定好的角色裡，泯滅了原有的獨特的個性。而在現實生活中，當波伏瓦得以和薩特談論哲學問題，最終成為著名的哲學家，扎扎卻和安德蕾一樣，在22歲生日的前一個月就結束了生命。
死亡給波伏瓦帶來沉重的打擊。波伏瓦不得不將這段友情訴諸文字，試圖透過彌補內心的傷痕，反思悲劇的根源。因此，講述希爾維和安德蕾的友誼，也是波伏瓦讓摯愛的女友透過文學復活，探索其背後意義的方式。
安德蕾或扎扎：
她們的死是一起“精神謀殺案”
在希爾維最初見到安德蕾的時候，她覺得安德蕾最出眾之處並不在於優異的學習成績，或者精通小提琴、會做松露巧克力球，而是具備敏銳的個性。她認為這個個性是上天賜予安德蕾的，並“以最動人心魄的方式呈現出來，讓我驚歎不已。我心裡暗想：安德蕾一定是那種神童，將來會有人為她立傳”。
然而，現實生活卻是希爾維自己逐漸改變了對宗教的看法，得以前往索邦大學繼續攻讀哲學（現實生活中的波伏瓦也成為了耀眼的明星），安德蕾卻不得不服從母親的安排，被迫中斷學業。為何希爾維眼中的天才女友會逐漸隕落，和希爾維走上了相反的道路呢？波伏瓦在《形影不離》中試圖證明，殺死安德蕾的恰恰是這種“特立獨行”。因為當時的社會，安德蕾所在的家庭，最不能允許的就是這種“與眾不同”。
波伏瓦的養女認為扎扎無法“學會適應”，“這個陰森的詞語意味著要將自己嵌入預製的模具中，模具裡有為您準備的空殼，和其他空格挨在一起。但凡超出空格的部分都會被抑制、碾壓，如同廢料一樣被丟棄。”
隨著希爾維和安德蕾友情的深入，她也得以從學校進入安德蕾的家庭，看到家庭內部是如何作為父權制的一個最小單元對安德蕾進行規訓。當希爾維前往安德蕾家玩，看著自己的女伴嫻熟地做家務，花費很長時間為妹妹們選衣服布料時，安德蕾命運的悲劇性也昭然若揭：安德蕾來自於一個激進的天主教家庭，她的父親是“多子女家庭父親聯合會”的會長，母親深受聖托馬斯·阿奎那教區的敬重。
希爾維發現，雖然安德蕾不需要像自己一樣，日後靠教書謀生，但優渥的家境恰好是套在她身上的牢籠——作為家中的“二女兒”，她必須服從母親對自己的安排，她不僅要照顧自己的妹妹，當自己的姐姐嫁人後，她還要聽從母親的安排，被迫中斷學業，為自己的婚姻做打算，因為這樣的天主教家庭不能讓她擁有對婚姻的自主選擇權，因為“輪到她了”。
安德蕾告訴希爾維，自己的母親沒有一天是為自己活的，而她也曾被迫接受了母親安排的婚姻，但是卡拉爾夫人依舊如此專橫，小說一共記錄了兩段安德蕾的戀情，而它們卻都遭到卡拉爾夫人的阻撓，就連希爾維最初得以來自己女伴家作客、玩耍的前提，都是這位天主教的追隨者想要讓她勸說安德蕾。
波伏瓦（右）與扎扎（左）的合照。
對於這一現象，波伏瓦在《第二性》中解構了“母性”這一概念。她指出，因為女性長期以來都被束縛在私領域中，難以進入公領域實現個人價值，因此她會在認同菲勒斯中心的同時本能地排斥女兒，甚至因為自己的生活已成定局，本能地排斥女兒身上具有的可能性。冷漠和憎惡延續了“母親——女兒”的權利控制關係，在這一層面上，母親就變成了父權制的共謀者，而受害者女兒在沒有足夠的反抗意識時也會透過模仿母親再度成為加害者，在閉環中維持父權社會的運轉。正是在這樣的機制下，卡拉爾夫人自然也從婚姻不幸的受害者，變成了摧毀女兒幸福，並間接導致她死亡的加害者。
令人唏噓的是，安德蕾在遇到自己的戀愛悲劇前，就表達了對傳統婚姻的批判。在卡拉爾夫人的安排下，她的姐姐瑪璐不停地相親。卡拉爾夫人並不顧女兒的感受，只會成天唸叨：“要麼進修道院，要麼結婚，獨身沒有出路。”安德蕾為姐姐感到難過，她諷刺了母親們的“當未婚夫和未婚妻在婚禮上說‘我願意’的那一刻，彼此之間就有一見鍾情”的荒謬理論。她輕鬆地戳破了這一謊言，認為它是一個非常“方便”的理論，因為“有了它之後就不必再操心女兒們的情感世界了，反正需要的東西上帝會給”。
安德蕾的確做出過反抗，她為了表達自己對母親控制自己的不滿，不顧安危在高空蕩鞦韆，只為在上空的感覺很好；為了不走親訪友、參加花園派對、照顧弟弟妹妹，刻意用斧頭砍傷自己的腿。但這種在少女時代顯得叛逆或暴力的策略，卻不足以反抗早已被安排的命運，更像是和父權制周旋的小聰明。
另一方面，即便安德蕾能夠識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騙局，卻不能真正識破造就自己愛情不幸的原因。在“浪漫愛”幻滅後，作為虔誠的天主教徒，安德蕾試圖用宗教將自己的痛苦合理化。波伏瓦的養女稱：“扎扎的悲劇性在於，在她內心最深處，一個同盟暗地裡支援了敵人：她沒有勇氣反抗一個神聖且心愛的權威，於是死於該權威對她的制裁。”
女性友誼的光亮和深淵
值得一提的是，看完這部小說手稿的薩特，認為這部小說根本不值得出版，波伏瓦自己也將它藏到抽屜深處，直到自己的養女發現這個故事，才得以讓這個故事出版。薩特輕蔑的口吻或許並不是對波伏瓦文學才華的否定，畢竟她憑藉小說《名士風流》獲得了法國龔古爾文學獎，成為第三位獲此殊榮的女性。薩特更是將它作為自己停止寫小說的理由，聲稱這部小說“比我更好地探索了這個時代的問題”。他對《形影不離》的否定或許指向題材，相比《名士風流》對左岸派著名知識分子生活的揭露，兩名女性的情誼則顯得有些“微不足道”。
《名士風流》，作者： （法）波伏瓦（BeauvoirS。 D。 ），譯者： 許鈞，版本：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3年10月。
其實，從《伊利亞特》的阿基里斯和帕特洛克斯，到法蘭西史詩《羅蘭之歌》裡的羅蘭和奧利維耶，文學作品中從不缺乏對“男性友誼”的記錄與讚頌。與之形成巨大反差的，便是對“女性友誼”的貶損與忽視。在古希臘、古羅馬時期，人們通常認為“忠誠”“堅強”是屬於男性的品質，女人因為過於脆弱，不配擁有“最高層次的友誼”；十六世紀，法國作家蒙田在他著名的《論友誼》中提出了“異體同心”（one soul two body）的概念，論證了友誼的重要性，卻將女性排除在外，因為在他看來，“女人的普通能力不足以促成這種友誼”。
即便到了當代社會，對女效能否形成真正友誼的質疑，仍然充斥著日常生活的每個角落。瑪麗蓮·亞隆、特蕾莎·多諾萬·布朗在《閨蜜：女性情誼的歷史》一書中尖銳地抨擊了這種現象，她們認為當大眾媒體樂此不疲地描寫“陰險惡毒的少女組成的卑劣的小圈子”以及圍繞男性爭風吃醋的女人時，就會延續傳統對女性的刻板印象，貶損了“女性友誼”的價值。然而，如果我們打撈起女性寫下的小說、自傳，甚至是她們的書信，便可以瞥見女性友誼的寬廣。
《閨蜜：女性情誼的歷史》，作者： ［美］瑪麗蓮·亞隆 / 特蕾莎·多諾萬·布朗，版本： 思想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20年9月。
當蒙田輕蔑地說出“女性的靈魂無法承受如此緊密且持久關係的壓力”時，羅蘭夫人卻要求自己最親密的女性友人——蘇珊·格朗尚目睹自己走向斷頭臺，她希望這會減少自己的朋友在這段可惡的旅程引發的恐懼，而她也肯定自己沒有因為這場可怕的考驗，失去堅韌不拔的精神。格朗尚堅守了和羅蘭的約定，她穿著她們最後一次見面時穿的衣服，站在巴黎九橋橋頭，勇敢地注視著自己摯愛的朋友。
這樣因為共同的理想而形成的“女性友誼”絕非孤例。例如十八世紀的美國，出現了一批帶著對共和政體的憧憬走到一起的女性。這些志同道合的女性用書信聯絡，抵制進口茶葉、為軍事防禦捐款，鼓勵彼此成為“愛國與自由的理想模範”。出身政治世家的摩西·華倫認為，政治不僅與男人有關也和女性相關，她在給歷史學家凱瑟琳·麥考利的信中寫道：“當觀察是公正的，且對得起良心和品格時，究竟該意見是來自私人女性朋友嘴巴說出的輕聲細語，或是由男人在議會中用如雷貫耳般響亮的聲音說出的大膽言語，我想無關緊要。”
透過《形影不離》也可以看出，當女性朋友們用書信互訴衷腸時，也不僅僅是交流瑣碎、無意義的“閨中秘事”。她們不僅會表達自己對愛情和婚姻的看法，更會思考人存在的意義。而她們看起來微不足道的心事，因浪漫愛幻滅的痛苦，也恰好證明了在父權制的束縛下，“不羈的個性”也會加速女性的不幸——因為她無法安於規訓，卻又無法輕易衝破枷鎖。
在《形影不離》的序言中，波伏瓦的養女稱，扎扎驟然離世給波伏瓦造成了很大的打擊，“此後很多年，扎扎經常潛入她的夢裡，戴著一頂粉紅色遮陽帽，臉色蠟黃，以責備的眼神看著她。為了抵抗虛無和遺忘，她只能求助於文學魔法。”
在今天，我們重新打撈起《形影不離》，讓它浮出歷史的地表，不僅有助於我們瞭解“學術明星”波伏瓦的成長軌跡，對她哲學思想以及女性主義觀點形成的溯源，更是透過一個“普通女性”的成長過程，瞭解到她們是如何受制於性別角色的規訓，如何與偏見和“母職”鬥爭，或成為倖存者生活下來，或不幸成為父權制的犧牲品的。
近年面世的關於“女性友誼”的作品。
所幸的是，近年來越來越多關於“女性友誼”的作品走進了大眾視野。角田光代的《對岸的她》；埃萊娜·費蘭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薩莉·魯尼的《聊天記錄》，以及波伏瓦的《形影不離》，它們都拼湊出了一幅“女性友誼”的文學地圖。這種書寫豐富了女性的形象，既照亮了女性生活幽微隱蔽的一面，也看見了她們的廣闊與複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