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世界裡的一點星光——評《白雪烏鴉》

黑暗世界裡的一點星光——評《白雪烏鴉》

遲子建的《白雪烏鴉》獲2010年的第十一屆人民文學獎。作品以1910年前後發生於哈爾濱的一次鼠疫為敘事背景,圍繞鼠疫的發生與發展展示民眾在災難中的生存狀態。這種生存狀態因死亡的威脅而充滿壓抑感。作家對死亡場景的敘述之所以讓讀者感到壓抑,是因為在災難中的哈爾濱,人的生命顯得如此脆弱,以致不知道死神在什麼時候來臨。如果可以認為作家以“白雪烏鴉”命名有象徵意味的話,那麼“白雪”象徵著清除黑暗社會的“醜惡”的力量,因為白雪可以覆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大地上的醜惡;而“烏鴉”則象徵著對黑暗沉寂社會的詛咒,因為烏鴉歷來被認為是與死神相伴的事物。對書名的象徵意義的解讀基於作品的主旨。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民眾生活在黑暗之中,而災難更加重了哈爾濱社會的黑暗。如果說在黑暗社會中,仍有些微光明的話,那就是死火中的微光,這微光就是富有智慧和勇氣的部分民眾,他們的行為給古老民族增添了一些活力。他們在災難中肩負重任,以愛和擔當的力量避免了民族毀滅的命運。

首先,黑暗世界沒有給民眾心靈帶來一線陽光,只是以特殊社會環境加重了他們心頭的黑暗。

民眾處在“被傷害——傷害他人”的迴圈之中。被傷害的人以傷害他人為生存的方式,這成為那個世界“黑暗”特徵的一種體現。然而在互相傷害的迴圈中,他們又彼此依賴,藉此在寒冷中求得一些溫暖。這成為特殊時代的特殊生存圖景。

翟役生是舊社會的犧牲品,他最初入宮當太監是為了實現榮華富貴的夢想。可是,入宮後他備受凌辱,最後被逐出宮廷,衣食無著。他的困境是舊社會的傷害造成的,也可以說是因為他的落後世界觀和物質慾望。總之,他是受害者。可是,他沒有把自己看成是受害者。他執迷不悟地時刻身帶用泥捏成的男根。他幻想來世能復原自己的男兒身。在受傷之後,他沒有感到痛,對於痛定思痛更無從談起。不僅如此,他佔有了王春申的妻子金蘭,與她公開同居,並在王春申家飲食起居。翟役生的“侵犯”得以名正言順地進行,這當然因為王春申的軟弱妥協,過於善良。不管什麼原因,翟役生的行為已經構成對王春申的傷害。可能王春申也這樣認為,因為他雖然不曾發洩自己的怨氣,但心中卻有強烈的憎惡與怨恨。從倫理角度看,翟役生與王春申妻子同居,並強行住進王家,這是對王春申權利的侵犯。而王春申性格懦弱,他的行為實際上是“讓妻”行為。只有王春申心中清楚,翟役生對他的傷害有多深。直至最後,他放火燒了自己的糧棧。看著雪花飄舞中火焰飛騰,他心頭鬱積的怨恨才得以宣洩。

可是王春申在受到翟沒生的傷害之後,他又去傷害寡婦“吳二家的”。他與其同居。“吳二家的”藉此獲得依靠,王春申藉此滿足慾望。可是在同居生活中,王春申處處提防“吳二家的”,並鄙視她、冷落她。這種鄙視和冷落對於一個尋求依靠的寡婦來說,何嘗不是一種傷害?王春申受他人傷害,深感痛苦,這時,他不自覺地傷害另一個人,這種情感顯得有些麻木不仁。

紀永和和妓女出身的翟芳桂結婚。然而為了金錢,他典妻給賀威。紀永和的典妻行為在他自己看來,十分正常。可是在一個有尊嚴要求的人看來,這是一種自我傷害,是對自我尊嚴的踐踏。一個尊嚴受到他人踐踏的人,他最感痛苦的是無法抵抗強大外力的壓迫。而一個甘願放棄尊嚴的人,可能已經沒有痛苦了。如果還有一點痛苦的話,那就是他的財富又損失了一些。不管怎樣,紀永和的典妻行為已經構成自我傷害。如果說賀威佔有他的妻子是對他的傷害的話,那麼紀永和也是一個受傷害的人。可是,他不自覺。他將妻子出賣給賀威的同時,也是在傷害自己的妻子。妻子作為一個女人,有人的尊嚴。而紀永和的出賣行為基於視妻子為物品的心理認識。從這個意義上說,他踐踏了妻子的尊嚴,這是對妻子的傷害。紀永和因典妻行為可以被賦予豐富的形象內涵。典妻行為的性質既是受傷害,也是傷害他人。對這個“典妻”行為和王春申“讓妻”行為的解讀,可以聯絡特殊社會中男性精神與地位的命題。在一個沒有民族尊嚴的社會中,民眾尊嚴已經被踐踏。與此同時,一部分男人的精神已經萎縮,而一部分女人的靈魂已經扭曲。“黑暗”社會因此顯露出它真切的面貌。

其次,在黑暗世界裡仍然閃爍著星光,它

來自

富有勇氣和智慧的智者,是他們給黑暗世界帶來些微活力。

可是,他們曾經那麼孤單,他們的呼聲曾經那麼微弱。伍連德從海外學醫歸來,臨危受命,身負控制鼠疫的重任。在工作遇到阻力後,他決心為民請命,冒著危險私自購買焚屍的燃油。之前,他的正確醫學主張不被他人認同,成為別調異響。但事實證明他的主張的正確性後,仍然無法根本扭轉鼠疫的局勢。於是他破天荒地想到焚屍,因事關重大,他向政府請示。他決心如果請示不被批准,他就私自焚屍。他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根本扭轉鼠疫局勢。因此,他無怨無悔。作家以細膩的筆觸描述鼠疫災情,並渲染死亡的頻繁性和恐懼感。從這些文字中,讀者能發現作家的創作意圖,就是對黑暗世界的詛咒。以這種方式解讀作品,就具有意識形態意味。不過,作為一部歷史題材小說,它一定程度上會具有這種意味,這是基於一種社會背景的思想方式和內容。與此同時,人們從另一層面觀照這種思想方法和內容,人們會發現一種象徵。鼠疫是一種象徵,是一種黑暗醜惡的力量。而焚屍行為本身具有摧毀舊世界的象徵意義。順著這種象徵意義思考,人們會認識到,摧毀舊世界的人仍然要在舊社會中尋找,因為他經歷著,所以他理解。與“舊我”訣別,仍然要在“舊我”中尋找新的生機和希望。

“舊世界”、“舊我”的理念是作品題中應有之義。基於作品中新的人物伍連德形象內涵的解讀,人們會印證“新世界的誕生要在舊世界中尋找生機”的理念。從作品中發現的“摧毀舊世界”、“新世界誕生”、“新的人物”諸概念可以聯絡“五四”時期的人文主義思想主題。小說故事發生在1910年前後,離“五四”已經不遠,料想其時已經有新思想的萌芽。伍連德是否可以作為新思想萌芽時期的一個代表是值得考慮的。他在海外學習先進醫學知識識識,並在鼠疫中表現出非凡的勇氣和智慧,還能堅持真理。這樣,科學與真理的追求成為伍連德形象的核心。他在鼠疫中宣傳科學,踐行科學精神,以拯救蒼生為使命。因此,也許可以把伍連德看作啟迪民眾智慧的精英知識分子的一員。而用先進思想武裝的青年是“五四”運動的主力軍,如果將伍連德與“五四”時期的先進青年聯絡起來觀照,那麼作品就具有揭露“五四”曙光的的意味。因為伍連德形象與“五四”青年形象具有相似性,伍連德的出現是“五四”思想狂瀾的前兆。作品不以重大戰爭、政治事件為題材,而是以重大災難事件為題材,達到了這樣一個“歷史程序揭示”的高度,的確不同凡響。

伍連德是接受先進科學的知識分子形象,作家透過這個形象透露了鼠疫中的“黑暗”社會還會孕育著希望之光的資訊。不僅如此,作家還以賙濟、周耀祖父子的行為預示了一種區別於“黑暗”社會中“被傷害——傷害他人”的迴圈式人際關係、新的人際倫理。賙濟、周耀祖父子送飯給隔離在車廂裡的災民。他們不顧自身危險,並最終被鼠疫奪去生命。這無疑是一種利他精神。在特殊的時代中顯現出利他精神無疑給“黑暗”社會注入了生機。這種利他精神無疑成為美好人倫關係的生動體現。觀照整個作品中的死寂沉悶的環境氛圍,令人感到壓抑,甚至為了鼠疫強大的破壞力和民眾落後精神狀態感到絕望。但是,賙濟、周耀祖父子給人們帶來一些安慰,因為在黑暗死寂中仍然存在一絲人性的溫暖,死亡沒有成為“黑暗”社會的最終歸宿。部分原因是這個社會仍然存在著充滿仁愛精神的民眾。傳統仁愛精神在這裡得到彰顯,是否可以認為作家的創作意圖包含這樣一種思考:以傳統仁愛精神處理民族災難問題是否可以作為正確選擇?從作品看來,答案是肯定的。因為正是賙濟、周耀祖父子送飯才使隔離在車廂內的受災民眾擺脫鼠疫,免除生命危險,使他們成為大災難中的倖存者,民族的生命得以延續。因此可以推論作家的態度,她可能認為傳統仁愛精神在大災難中產生作用,避免民族的毀滅命運。進一步推論,可以認為以傳統仁愛精神處理民族災難問題是正確選擇。

特殊時代的社會呈現黑暗的特徵,它透過民眾的“被傷害——傷害他人”的迴圈式社會圖景得到生動體現。作家以文學的形象方式充實了歷史意義上的政治圖解,給人們刻骨銘心的情感體驗。這種情感體驗基於一種“黑暗”社會帶來的壓抑,也因為在“黑暗”社會出現的特殊個體。他們充滿智慧、勇氣和仁愛精神,因而給死寂的社會帶來些微光明。受到先進科學思想教育的知識青年推開了那扇遮蔽光明、固守黑暗的大門,給苦難的民眾一線生機;而作為具有仁愛精神的部分普通民眾,他們沒有像眾人那樣陷入愚昧落後的泥潭,胸懷寬廣,富有遠見,為大眾生存掙得一線希望之光。古老民族的社會因先進知識青年和心懷大眾的普通民眾而得以拯救。這樣解讀作品避免了具有布林喬亞情調的觀點的影響,即社會鉅變與普通民眾無關,個體只需作為社會鉅變的旁觀者,只要在個人世界裡流連就能滿足。避免了這種觀點的影響,民眾是社會鉅變的參與者和社會發展命運的決定者就成為另一種能深入人心的觀點。這樣,讀者就會在閱讀作品後體驗到的情感衝擊中獲得社會認知上的理性平衡。(2016。11。21作,曾發表於2017年3月《名作欣賞》,有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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