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中華|陳鐵民:與中華書局往來雜憶

“我們希望國家社會進步,不能不希望教育進步;我們希望教育進步,不能不希望書業進步。我們書業雖然是較小的行業,但是與國家社會的關係,卻比任何行業大些。”中華書局創始人陸費逵先生(1886—1941)這樣講到。

今年是中華書局成立110週年。在110年曆史上,無論早期以“開啟民智”為宗旨的教科書出版,還是1958年以來的古籍整理和學術出版,以及新時代作為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鎮的作為,中華書局對國家社會進步貢獻甚巨。110年華誕之際,中華讀書報設立專欄,以“我與中華”為題,分享中華書局的作者、員工與中華的緣分故事。

在北京的多家出版社中,我與中華書局的往來,算是最多最密切的。

記得1960年我在北大中文系文學專業畢業後,被分配到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當研究生,當年九月初我到文獻專業報道後,因為研究生的學業尚未正式開始(1961年2月正式開始),就先在古典文獻教研室參與《賈誼集》的整理工作。大約這年的九十月份,教研室收到中華書局的通知,說局裡開辦學術講座,邀請教研室人員參加,於是我就從北大轉了多次公交車,到書局遷京後的第一個地址——東總布衚衕,聽了兩次講座,一次是趙萬里先生講版本,一次是馬宗霍先生講經學,講課地點就在書局辦公樓前的院子裡,條件頗簡陋,只是在院子裡支了一塊小黑板,從辦公室搬來一些椅子,大家就這樣圍坐在一起聽講。那時北大古典文獻專業剛創辦不久,各方面的條件都差,由於專業的培養目標是古籍整理人才,將來畢業生不少要到中華書局當編輯,所以書局從人力、物力上都對專業給予大力支援(如贈書建立專業的資料室,代請校外教師等)。那時候是書局與古典文獻專業關係最為密切的時期。

我與中華|陳鐵民:與中華書局往來雜憶

中華書局北京東總布衚衕10號舊址(1957年春—1961年秋)

大約也在1961年,中華書局負責人金燦然曾到北大來作調研,就住在朗潤園專家招待所。瞭解古典文獻專業的情況和需求,是金燦然這次調研的主要內容之一。調研期間,他曾與我們幾位研究生見面、談話。調研完畢,還寫了一份厚厚的調研報告。文革期間,這份報告外洩,我還曾讀過,報告中對每一位研究生的情況都有介紹,對本人還給予好評。這一切都說明,金燦然同志對人才培養很重視。

我與中華|陳鐵民:與中華書局往來雜憶

1961年9月份,教研室為我們四個61年2月入學的研究生(孫欽善、何雙生、武青山和我),開了一門《史記》的課程,每週一個下午,上一個學期,授課老師是中華書局的宋雲彬,授課地點就在宋先生的家中。這時中華書局已遷到翠微路,宋先生的家就在書局旁邊。那時一到上課這一天,中午學校食堂一開門,我們就得趕快進去吃飯,然後急急忙忙跑到公交車站等車,一路要轉好幾次車,才能抵達翠微路,上完課,還得立即趕回北大,否則吃不上晚飯,頗辛苦。那時宋先生正做《史記》點校本的整理與最後定稿工作,他授課的內容,就是工作中發現的問題,宋先生一口江浙普通話,不大好懂。授課過程中,宋先生曾佈置過一次作業,要求各自選一篇《史記》人物傳記譯成現代漢語,對四人的譯文,宋先生讀後都不大滿意,原因大概是我們都採用直譯的方法,譯筆不夠流暢。課程快結束時,宋先生要求每人寫一篇讀書報告,作為這門課的成績,我於是就《史記》的校勘問題寫了幾條讀書札記,宋先生讀後很滿意,給了五分,並寫評語說:這篇讀書札記的質量很高,不過文言文寫得不大熟練。這門課於是結束,總算沒有白辛苦。

我與中華|陳鐵民:與中華書局往來雜憶

《史記》(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全十冊)

讀研究生期間,根據古典文獻的專業特點,經導師同意,我們四個古典文獻研究生,選定《高適岑參詩選》作為畢業論文題目,四人分工合作共同完成編注。稿子後來交給了中華書局,經編輯審閱後,認為達到出版水平,但由於當時中華尚未出過詩選一類書,所以又由編輯部出面,將稿子推薦給人民文學出版社,這以後正趕上出版社開始審查以往的出版物和文化大革命,出版業務停頓,所以稿子直到1985年才出版。

文革期間,中華書局搬到王府井文聯大樓辦公。大約在1974至1975年,中文系領導安排我與另兩個教師,還有兩個72級工農兵學員、一個北京水磨石廠工人,駐到中華書局,做《〈孟子〉批註》的修改定稿工作。我們七個人同住在文聯大樓第四層的一間大屋裡,工作、睡覺都在此,吃飯則到大樓旁中華、商務合辦的食堂。當時我們三個教師的分工是,我負責全書譯註的修改定稿,另兩個教師則負責全書所有“【批判】”的修改定稿。此書1976年6月由中華書局出版,內部發行。這書自然是“批林批孔”的產物,不值得稱道,但其中的譯註,也並非沒有可取之處。

1979年,我曾應中華書局古代史編輯室之約,點校了梁章鉅的《浪跡叢談 續談 三談》。當時編輯室所約只是點校前兩種書,後來我在北大圖書館發現了《浪跡三談》,徵求過編輯室的意見後,決定加上它,一起點校出版。此書1981年出版,先後印了三次,共兩萬多冊,2014年又簽了新的出版合同,準備以後續印。記得1981年前後,曾見過不止一家別的出版社也出《浪跡叢談》一書,但其後並未見過它們重印,看來是被中華版的《浪跡叢談》淘汰掉了。

《浪跡叢談 續談 三談》(歷代史料筆記叢刊)

中華書局的《文史》雜誌1978年復刊。它主要發表古代史的研究論文,也發一些古典文學的研究論文。當時《文史》只有兩、三位編輯,都是研究古代史的,缺少古典文學編輯,所以大約在1980年,《文史》的負責人吳樹平就邀請我幫助審閱古典文學論文,這樣我就當起了《文史》的業餘編輯。當這個編輯純粹是義務幫忙,並不給開審稿費,只是送一些中華新出的書以表謝意。當時《文史》最年輕的編輯李解民負責跑腿,定期到我家中(在北大蔚秀園)送稿和取稿。但他們並不是把所有收到的古典文學論文都送給我看,而是隻送來經過初選後覺得有發表希望的論文,而且我感到當時任業餘編輯的好像不止我一人。我現在記得的經過我審閱後發表的論文有吳小如關於《詩經》、陳貽焮關於杜甫、徐公持關於曹植的論文,還有吳企明、葛曉音的論文等。1983年吳小如先生決定調到《文史》編輯部工作,雖然人事關係尚未轉到中華(聽吳樹平說吳先生準備等提教授的正式批文下達後再辦理調離北大的手續,但後來又決定調到北大歷史系,不去中華了),但已接手《文史》的編輯事務,所以我就辭職了。北大中文系的人大都不知道我曾當過《文史》的業餘編輯,吳先生也不知道我是他的前任。後來,我當過多年的《文史》編委,也在《文史》上發表了多篇論文,其中有一篇長達七、八萬字,載於2011年第2輯。

中華書局1995年出版了《二十五史精選精譯》一書(吳樹平主編,精裝六冊,332萬字),其中有兩史(新、舊《唐書》)是我翻譯的。我知道古文翻譯並不容易做好,所以工作態度是認真的。每譯一篇傳記,都找本史與他書中的有關資料與本傳記對讀,務求將傳記中所涉及史事的來龍去脈弄清楚,然後才下筆,因此譯文的“信”“達”兩項,大抵是能夠達到的。

1987年11月,我完成了《王維集校注》的編注工作,交給中華書局,1997年8月此書出版。自出版後到2017年,此書共重印了九次,累計印數為21000冊,加上2015年出讓版權,編入三晉出版社出版的“山西文華”叢書,印了3000冊,共24000冊;2018年此書出了修訂本,到2021年底止,共印刷四次、出了三種版本(平裝繁體字本、精裝簡體字本和典藏本),合計印數14000冊。全部印數共計38000冊,銷量這麼大,在唐人詩文集整理著作中,是罕見的。當然,這主要應歸功於王維詩歌的魅力,但筆者的校注質量勝過舊注,還有出版單位的信譽好,也是原因。

我與中華|陳鐵民:與中華書局往來雜憶

《王維集校注》(中華國學文庫)

2005年,我應邀為書局編注和出版了《王維孟浩然詩選》一書,前後曾重印了三次;2018年,又根據書局的要求,將其中的《王維詩選》分出單獨印行(印了兩種本子,一種“百部經典讀本”,一種“指掌文庫”本),這幾種書合起來,共印了兩萬多冊,銷量也還算可以。

《王維詩選》(中華經典指掌文庫)

我與中華書局的往來,回憶起來也就上面所說的這些了。中華書局是個“百年老店”,自創辦至今,為弘揚中華傳統文化而奮鬥不懈,出版了許多重要典籍,作為文史學者,很少有不受其惠的,為此,我們應該向中華書局表示感謝!最後,祝中華書局越辦越好!

(本文原載於《中華讀書報》2022年5月4日14版)

(統籌:陸藜;編輯:白昕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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