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很早就認識到言辭的重要。《詩經》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輯，和也；洽，合也；懌，說（悅）也；莫，定也。這句話的大意是，言辭和順，百姓就融洽和睦；言辭動聽，百姓就安寧悅生。
在此基礎上，《詩經》強調“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告誡人們言語不可不慎重。
《論語》記載，魯定公曾問孔子：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一言而喪邦，有諸？“一言興邦，一言喪邦”固然言過其實，但事關國家政事顯然應該用詞嚴謹。
《論語》裡有這樣一個案例：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一份完善的命令出爐，竟然需要那麼多人為之嘔心瀝血！
外在的是言辭，內心的想法則是“志”，有時也稱為“意”。《莊子》說：“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人的語言能力有高有低，很多人有“言不盡意”的人生體驗。《周易》引孔子之言說“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為此聖人不得不“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
總的來看，情意就像靈魂一樣，憑附在言辭之上，經人接聽後為人理解。或者可以這樣說，言是車駕，情意就是車上的貨物，從此地載到彼地。
《論語》感嘆：“辭達而已矣。”在孔子看來，說話最重要的是將內心的想法準確無誤地傳達給對方。孔子強調“修辭立其誠”，要求修辭者持中正之心、懷敬畏之意，從心靈深處發聲音、講真話。
為了精準表情達意，有必要對言辭進行修飾，但不能以文害辭、以辭害意。楚竹書《孔子詩論》第一簡“文亡隱言”，意思是“文”不要起到遮蔽言辭的負面作用，強調對“言”的修飾不能過分。
孔子重視言辭，孔門四科中就有“言語”一科。但孔子反對巧言，認為“巧言亂德”“巧言令色，鮮矣仁”，聲稱“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在孔子看來，“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修飾過甚會給人誠意不足的印象。孔子的學生中，宰予、子貢都善言辭，但孔子對他們都有嚴厲的批評。
然而，現實卻是“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如果既不能像祝鮀那樣能言善辯，又沒有宋國公子朝的美貌，就很難在這個世界上立足了。
容貌是天生的，言語則可以習得。春秋之後，善辯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孟子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荀子說：“君子必辯。”尤其是那些縱橫家，他們憑藉自己的口才，鼓吹“縱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為了自己的功名利祿，出奇謀，劃妙策，又見風使舵，幫諸侯爭城、掠地、殺人、滅國。他們或遊說君王，或互相辯難，無不變本加厲、鋪張誇飾，務必出奇制勝、決勝千里，形成的文字固然令人拍案叫絕，但也背離了“修辭立其誠”的原則。
縱橫家的言談風氣極大地影響了先秦諸子的著述，各種言說技巧被運用到著書立說當中。然而，這種逞口舌之辯的書寫方法，引起了一些人對以文害辭的擔憂和警惕。《老子》感慨：“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韓非子》進一步指出：“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在此基礎上，韓非子深恐人們“覽其文而忘有用”，還特意講了“買櫝還珠”和“秦伯嫁女”兩個寓言，以此來說明“以文害用”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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