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黃包車伕命運:如同牲口一般跑到衰竭,很多因病痛活不過40歲

有自己的力氣與洋車,睜開眼就可以有飯吃——老舍《駱駝祥子》

在中國所有近現代電視劇裡,都會出現一種交通工具,就是黃包車,準確來講叫人力車,起初是一個美國牧師在日本發明的,1874年法國人米拉看到後,覺得它能在中國為他帶來巨大財富,於是寫了一份報告給法租界,申請設立一個人力車客運服務機構,並要求10年經營專利,隨後將其引進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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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一開始的時候人力車還非常簡陋:幾塊木板釘制的車座,鐵胚焊接的輪圈,實心膠袋的輪胎,連線車座和輪軸杆的彈簧彈性很差,拉的時候想要平衡重心,就必須要兩手連肘扶住車把向上撬起……不過它還是隨著人口的增加、城市的發展、道路的改善,以方便、舒適、便宜而取代了轎子、雞公車等,風靡了整個上海、北京、天津等。

於是這個世界又有了一個新鮮的職業,就是人力車伕,這對於那些在鄉村沒有辦法生存,在大城市又因為不具備知識,從而與世界格格不入的破產農民來說,其實是一件大好事,他們紛紛湧入車行,或者購置私營,為自己的未來、先進的生活貢獻自己的力氣,給這個大時代增添了一抹抹朝氣蓬勃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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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不僅僅是破產農民,還有鞋匠、廚子、貨郎、戲子、僕人、甚至是滿清旗人,他們也都加入了這個行當,或者是兼職於這個行當,其中不乏有婦人在落日時分換上男子服裝去拉車,以至於1921年時——“近查人力車伕號數以三萬三千一百計,日夜恃拉車為生者約在五萬人左右,而間接賴人力車伕生活者亦不下十五萬”。

按理來說一個新事物的出現增加了一些新興的崗位,對於一個城市,乃至於一個國家來說,都是有益的,而且新東西出現的時候,雖然起步時比較難,但一旦人民接受之後,作為頭一份,那賺的錢應該蠻多,總而言之新職業崗位上的人應該過得不會太憋屈,但事實上人力車伕的生活和地位,也就只比乞丐好上那麼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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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乞丐以外,這些以人類代牛馬的東洋車伕算是最窮苦的人了”,這是近代社會學家李景漢,在調查了人力車伕生活之後發出的感嘆,他於1924年在《北京人力車伕現狀的調查》一文中講述了這個感嘆的來源,那時候人力車伕每天收入並不是固定的,多則280枚銅板,少則40枚,平均每日是130枚左右。

不過這130枚,要看租車的費用,要看租車是一人拉、兩人拉還是三人拉,要看銅元跌不跌價,要看他們吃的小米麵價格漲不漲,還要看他們最需要的粗藍洋布漲不漲,事實上1900年這個小米麵是3元7角5分,到1924年的時候已經是7元(銀元),額粗藍洋布1900年是4元8角8分每百尺的價格,1924年是12元7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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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後130枚銅板所剩無幾,所以人力車伕基本都是單身漢,終日奔騰在烈日樣樣下,風雪之中,卻根本吃不飽飯,每天擠在車廠宿舍,或者直接睡在自己的人力車裡,讓人想起2018年電影中的一句臺詞:我最大的願望就是能枕著枕頭睡覺。當人力車伕幕天席地,卻被噼裡啪啦的大雨敲醒時,不知道是不是也有過這樣的想法?

更嚴重的是賺不到錢也就算了,他們還得時常警惕自己丟了飯碗,因為人力車並沒有得意多久,很快城市裡就出現了一種更便捷的交通工具,就是電車,坐過電車的人再也不會覺得人力車方便和便宜,因為電車更勝,《益世報》中有“從王府井到東安市場索大銅元3枚,由珠市口到瓷器口索大銅元5枚”,可是電車每華里只需0。8銅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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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人力車漸漸就失去了市場,他們積極起來為自己維權,從電車鋪起來那一刻到1929年,他們的維權活動從未有過停止,結果最好的一次,是北京車業公會力阻電車鋪軌和通車,最後電車公司給公會賠了幾萬塊錢,想要平息該事件,然而這筆錢公會私吞了,人力車伕還是什麼都沒得到,從此得面對巡捕房、洋人、人力車行的三重壓力。

常年的辛勞、精神的壓迫、身體的疲憊,這些因素累加導致人力車伕的平均壽命甚至達不到40歲,成為明明最辛勤,卻讓人覺得還不如大街上就地一趟的存在,所以那時候很多關於人力車伕的文學作品,其中代表有老舍的《駱駝祥子》、胡適的《人力車伕》、劉半農的《人力車伕歌》、魯迅《一件小事》、郁達夫的《薄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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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一切苦難都於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戛然而止,國家積極維護勞動者的權力,改革了勞動制度,消滅了人力車伕中存在的幫會力量,幫助他們轉業,給他們分土地,或者讓他們以工代賑參與到城市的建造當中,當然與此同時人力車也從歷史的舞臺上退出,但這一次所有人力車伕都不用擔心再自己的飯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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