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殘雪為何成了諾獎大熱門?幾乎無保留地被歐美世界至誠接受

2019年諾貝爾文學獎獲獎名單即將於明天揭曉。這幾天,中國女作家殘雪突然成為網路熱詞,這都歸因於一家博彩公司的榜單。在英國博彩公司NicerOdds公佈的2019年諾貝爾文學獎賠率榜上,中國作家殘雪、餘華、楊煉等榜上有名,其中排名最高的是殘雪,一度排在第四位。

儘管殘雪在國內普通讀者中的知名度並不高,但她的作品在國外具有相當影響力,今年三月獲得國際布克獎提名就是一個例證。此外還有一些流傳已久的著名傳說,比如說瑞典學院院士、諾貝爾文學獎評委馬悅然曾稱殘雪為“中國的卡夫卡”,另外還有一個說法是說蘇珊·桑塔格也十分推崇殘雪,更有不少標題稱她為“最接近魯迅的作家”。

今天,活字君與書友們分享北大中文系教授戴錦華在其文章《殘雪:夢魘縈繞的小屋》中對其作品的評論:“從某種意義上說,殘雪是當代中國文學中,唯一一個幾乎無保留地被歐美世界所至誠接受的中國作家。筆者毫不懷疑有諸多中國作家比殘雪擁有更高的國際知名度,但殘雪或許是唯一一個似乎不必參照著中國、亦不必以閱讀中國為目的而獲得西方世界的接受與理解的中國作家。”

殘雪:

夢魘縈繞的小屋

文 | 戴錦華

本文原載於《南方文壇》2000年第5期,本次發表有刪節

作家殘雪為何成了諾獎大熱門?幾乎無保留地被歐美世界至誠接受

戴錦華,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曾任教北京電影學院電影文學系11年,自1993年任教於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現為北京大學人文特聘教授、北京大學電影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從事電影、大眾傳媒與性別研究。開設“影片精讀”“中國電影文化史”“文化研究的理論與實踐”“性別與書寫”等數十門課程。中文專著《霧中風景》《電影批評》《隱形書寫》《昨日之島》《性別中國》等;英文專著Cinema and Desire, After Post-Cold War。專著與論文被譯為韓文、日文、德文、法文等十餘種文字出版。

獨步之作

在80年代,乃至當代中國文學史的版圖上,殘雪堪稱獨步。不僅是作為文化的個案,而且是作為文學的特例。殘雪獨步於當代中國的文學慣例與80年代的文化時尚之外,獨步於中國當代文學“無法告別的19世紀”之外。她展示了一個怪誕而奇詭的世界,一處陰冷詭異的廢墟,猶如一個被毒咒、被蠱符所詛咒的空間,突兀、魅人而猙獰可怖。

作家殘雪為何成了諾獎大熱門?幾乎無保留地被歐美世界至誠接受

作家殘雪,原名鄧小華。祖籍湖南耒陽,1953年5月30日生於長沙。先鋒派文學的代表人物。殘雪從小敏感、瘦弱、神經氣質,短跑成績和倔強執拗在學校都很有名。她小學畢業後恰逢文化大革命爆發,便失學在家。1970年進一家街道工廠工作,做過銑工、裝配工、車工,當過赤腳醫生、工人,開過裁縫店。1978年結婚,丈夫是回城知青,在鄉下自學成木匠。1980年殘雪退出街道工廠,與丈夫一起開起了裁縫店。殘雪自小喜歡文學,追求精神自由。1985年開始發表作品,1988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2015年,殘雪的作品獲得美國紐斯達克文學獎提名;獲得美國最佳翻譯圖書獎提名;獲得英國倫敦獨立外國小說獎提名。2019年她憑藉長篇小說《新世紀愛情故事》入圍國際布克獎長名單

圍繞著殘雪和她的作品,是一份鼎沸般的眾聲喧譁和更為持久的寂然冷漠。儘管整個80年代,中國文壇充滿了對“現代派”、“先鋒文學”的呼喚與飢渴,殘雪的小說因此在引起了短暫的騷動之後,獲得了“寬容”的接受乃至擁抱,但面對殘雪,人們的擁抱——因其印證了進步之旅,滿足了我們對現代主義的中國文學的渴望——多少顯得遲疑、曖昧。因為殘雪的文學世界在我們所熟悉的文學慣例與批評慣例中顯得如此的怪誕、陌生,甚至全然不可解,因此她令人無語。

90年代以來,除了少數殘雪作品始終如一的擁戴者和女性評論家之外,殘雪的作品已較少為人所提及。這份緘默與謹慎,不是或不僅是面對奇蹟的震驚、折服與無語,而或多或少帶有幾分無力、無奈和惱怒。

殘雪的小說世界似乎在不斷提示著某種進入其文字迷宮的路徑,她作品中的某段文字,人物的某種姿態或行為似乎在提示著某種我們似乎極為稔熟的生活;最為經常而直接的,殘雪小說所呈現的世界,令人聯想起拒絕和批判視野中“中國的歲月”,尤其是“文革”時代的夢魘年代。那是一處被窺視、被竊竊私語、訕笑所充塞的空蕩的空間,一片被汙物、被垃圾、被腐壞的過程所充塞著的荒蕪,一個被死亡、被惡毒和敵意所追逐著的世界;那永遠喋喋不休的抱怨和“對話”——發出的語詞永遠如同觸到了玻璃的利物,除卻製造尖銳刺耳的噪音,永遠不會抵達對方;彼此充滿了刻骨仇恨的人們卻時時刻刻地廝守並面面相覷。

作家殘雪為何成了諾獎大熱門?幾乎無保留地被歐美世界至誠接受

但是繼而人們便會發現,被那些昭然若揭的路徑所指引,甚至在這似乎被精巧的玄機所結構的迷宮入口處,我們已然碰上了死路或絕壁。她筆下的“黃泥街”或“五香街”似乎無疑是某類、某處現實的鏡中像或微縮本;但作為讀者或闡釋者,我們不僅無法復原其原型,相反很快便迷失在殘雪以意象、幻象,醒來時刻的夢魘,或死亡之後的苟活所集合起的文字魔幻中。

如果說,深刻影響當代中國文學的那一“無法告別的19世紀”,留給我們的是對完整的情節鏈條:被敘事件的內在邏輯、因果鏈條的完整,空間在連續的、線性的時間線索中變換推移,有性格、至少是有特徵、有理據的人物,意義與終極關懷(諸如真善美)的需求,那麼我們在殘雪的世界中,不無惶恐地發現這一切均告闕如。

1985年,當殘雪的作品以噴發般的方式,湧入了中國讀者的視野,幾乎像是在製造某種灼傷。她的作品中充滿了被突兀詭異的意象連綴起來的跳躍的句子,而那意象充滿醜陋的、幾乎可以感覺到那腐壞/死亡過程的身體,在酷熱或潮溼陰冷中滋生的爬蟲,如同苔蘚一般無所不在地附著的敵意和詛咒,惡毒的夢囈和迫害妄想式的譫妄,在雨水和潮溼中流淌的垃圾、惡臭和流言、私語。所謂:

一個噩夢在暗淡的星光下轉悠,黑的,虛空的大氅。

空中傳來嚼骨頭的響聲。

貓頭鷹驀地一叫,驚心動魄。

焚屍爐裡的菸灰像雨一樣落下來。

死鼠和死蝙蝠正在地面上腐爛。

蒼白的、影子似的小圓又將升起——在爛雨傘般的小屋頂的上空。

如果說,80年代中期波特萊爾及其“惡之花”的復現,使“審醜”說的盛行,以別一方式渴求著現代主義文化在臨中國,但面對殘雪,人們卻無疑難於承受其中那盈溢著邪惡而爭相綻放的意象之花;《你別無選擇》中的混亂與無行,似乎已到達人們所能承受的上限。因此,殘雪的支持者便以魯迅所謂“真的惡聲”來為之申辯。或許同樣令人們難於直面的,是在這片邪惡的風景中,殘雪確乎使其滲透著一份從容的詩意:

我穿透玻璃世界的白光,匆匆地向前走去。

“你,想偽裝麼?”灰衣人在林子勁頭截住我。那人沒有頭,聲音在胸腔裡嗡嗡作響。

我聽見背後叮噹作響,那個世界正在破碎。

“不,不,我只想換一套內衣,換一雙鞋,然後把頭髮梳理整齊,很簡單的事情。如果有可能,我還要製作蝴蝶的標本,那種紅蝴蝶。在冬夜裡,我將細細地傾聽那些腳步聲,把梧桐樹的故事想個明白。外面很黑,屋裡也很黑,我用冰冷的指頭摸索到火柴,點出一朵顫抖的火苗。許多人從窗前飄然而去,許多人。我一伸手就能觸到他們的肉體,我咬噬他們的臉頰,私下裡覺得很快意。我要在暗夜裡坐到最後一刻,冷冷地微笑,溫情地微笑,辛酸地微笑。那時油燈熄滅,鐘聲長鳴。”我終於對自己的聲音著了迷,那是一種柔和優美的低音,永恆不息地在我耳邊傾訴。

那無疑是一份詩意,地獄間的詩情,只是它並不朝向天堂。誠如夏洛特·英尼斯所言

她是“出自中國的最為現代的作家”。“殘雪在中國文學中是一個異常。……毫無疑問,就中國文學水平來看,殘雪是一種革命”。

作家殘雪為何成了諾獎大熱門?幾乎無保留地被歐美世界至誠接受

不錯,如果就震動、斷裂與異樣的陌生感而言,殘雪確實是一場革命,

但這場“革命”並未產生某種必然與革命相伴隨的結果:

中國文學的主流書寫方式並未因此而有所改變,甚或沒有足夠響亮的回聲。

儘管殘雪的出現與存在,的確多少改寫了人們關於“文學”或“中國文學”的想象,拓寬了中國文學的疆域。但事實上,儘管在殘雪之後,“先鋒文學”一度成了中國文學的主潮,但在八九十年代中國文學的脈絡中,殘雪仍是不可重複、不可複製——她的異軍突起,讓人們一度憶起在20世紀已漸被遺忘的關於天才與奇蹟的神話;而1985年的殘雪確乎如同一個神話,一個於未知處降落的不明飛行物,攜帶著夢魘、語言所構造的恐怖與絕望的地獄而盈盈飛動。

殘雪·中國與“世界文學”

似乎沒有人懷疑中國的土地和歲月造就了殘雪,沒有人懷疑殘雪與豐饒、陌生而事實上在中華正統文明中被逐至邊角的楚文化的、或許是不無幽冥的連線;

但人們卻無從在中國的文學脈絡間為殘雪找到其出身和出處。

於是,人們不得不讚嘆在另一種情況下常顯得語焉不詳的“想象力”。

毋庸置疑,殘雪的作品充滿了飛揚靈動的藝術想象力;儘管同樣沒有疑問,那想象力所建構的世界經常令人毛骨悚然,或瀕於作嘔。一如殘雪小說的一位美國評介者所言:

“沒有任何讀者能夠從她那強有力的幻想夢境中掙脫出來而不受傷害,她的作品既是美麗的又是危險的。”

作家殘雪為何成了諾獎大熱門?幾乎無保留地被歐美世界至誠接受

作為殘雪創作生命噴發的年代,她從那條骯髒、腐爛、絕望而躁動的“黃泥街”上向我們走來,彷彿掀開一本子虛烏有的日曆(或歷史?),在每一頁被骯髒的汙物變得黏膩的紙頁上漸次顯現出夢魘般的畫面;如果你被某種稔熟的因素所吸引,試圖去辨識這圖畫,那麼你或許會被噩夢重現的驚悸與不可抑制的厭惡攫住。

但間或不能自已,你會矚目於殘雪作品中若隱若現的智性的遊戲,一種發現其遊戲規則的好奇與樂趣會使你再度冒進。或許殘雪小說最為有力的評述者之一近藤直子的話是進入殘雪世界的標識之一:

“殘雪的故事不是世界內部的故事,而是關於世界本身的故事,不是時間內部的故事,而是關於時間本身的故事……”

當殘雪伴隨她的X女士“腳步輕快,在五香街的寬闊大道上走向明天”的時候,夢魘的重重魅影在驟然的湧現之後,似乎多少變得輕薄、透明;殘雪作品已更為清晰地顯現出其機敏、智慧的文學/敘事遊戲的特徵。

作家殘雪為何成了諾獎大熱門?幾乎無保留地被歐美世界至誠接受

至少在筆者眼中,殘雪作品並非“中國故事”或“民族寓言”;儘管她的筆法與基調間或令人想起先師魯迅。但殘雪那被夢魘縈繞的小屋,那被蒼老的浮雲所重壓著的村鎮,並非魯迅的“鐵屋子”的幻化;而殘雪作品中那份極為平靜以致無法辨識的絕望,並非面對著永遠迴圈的中國歷史、魯迅所表達的絕望的憤怒的回聲。

殘雪的小說所書寫的微觀政治圖景,酷烈、恐怖;

但十分遺憾的是,那是人類歷史的秘密之一,卻並非中國社會與歷史的“特權”。

從某種意義上說,殘雪是當代中國文學中,唯一一個幾乎無保留地被歐美世界所至誠接受的中國作家。

筆者毫不懷疑有諸多中國作家比殘雪擁有更高的國際知名度,

但殘雪或許是唯一一個似乎不必參照著中國、亦不必以閱讀中國為目的而獲得西方世界的接受與理解的中國作家。

但具體的情形並非如此簡單。

或許殘雪的作品,確實作為一個“異數”告訴人們:並非所有的來自第三世界的作家們都在“以舍伍德·安德森的方式寫作”。

如果我們姑且擱置話語權力或後殖民討論的理論觀點,要闡釋類似結論何以產生,一個相對貼近的答案是,人們——中國的、甚或西方的閱讀者對“第三世界文學”、“中國文學”的、舍伍德·安德森式的預期視野與接受定式,先在地規定著人們對作品的解讀與闡釋。

作家殘雪為何成了諾獎大熱門?幾乎無保留地被歐美世界至誠接受

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1876-1941),美國作家。1876年9月13日,安德森出生在中西部俄亥俄州克萊德鎮的一個貧寒家庭。安德森認為物質至上是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弊病。他認為物質至上正在毀掉美國:“我們所處的時代是工業化時代。機械對人生活的影響無處不在。機器塑造了人們的風俗習慣,左右人們的見解。機器深入到我們的心中、思想和靈魂裡,把我們本身變得自動化。”安德森尖銳地看到機械化對美國人生活的負面影響,抓住了那個時代美國曆史的特點。這些都反映在他的作品主題當中。

面對一部“第三世界”的文學文字,人們索求著寓言,索求著關於民族寓言和社會命運的故事。而殘雪的故事確實關乎中國的現實:關於貧窮,關於家庭中的權力與暴力,關於骯髒,關於身體的潰爛與環境的潰爛,關於窺視與流言,關於委瑣卑微者對變動的希望與恐懼,關於夢中之夢,關於喋喋不休中的語言之牆——

但這卻是一處似乎可以指認卻無從指認的深淵——由於筆者拒絕使用諸如“人性”類字樣,因此姑且稱之為靈魂的深淵。

然而,另一個有趣而相關的事實是,關於殘雪,人們所可能提供的,是其作品所引發的“聯想”:關於弗洛依德和創傷,關於迫害妄想和施虐、受虐,關於達利和超現實主義的,關於卡夫卡和變形與審判,關於貝克特和等待戈多,關於拉美文學和魔幻現實主義……似乎殘雪本人一如她筆下的X女士是無從直接到達或觸控的,我們只有在無數熟悉的參照與座標的不斷衡定中,才能迂迴地接近她那匪夷所思的世界。

毫無疑問,殘雪並非外星異物或天外來客;

她是中國文學對七八十年代之交20世紀的歐美文學破堤而入的最初反饋。但與其說是西方現代派文學造就了殘雪,不如說是現代主義的寫作方式應和了殘雪的生命經驗與文學想象

;被現代主義文學所陡然拓寬的文學視野,對殘雪說來,便是生命與想象的幽閉空間“剪開了一扇天窗”。

作家殘雪為何成了諾獎大熱門?幾乎無保留地被歐美世界至誠接受

作家殘雪

然而,儘管殘雪異軍突起的書寫方式,使西方知識文化界更為輕鬆地接受了殘雪,並可以在自己的文學脈絡中不加遲疑地認可殘雪小說的文學價值,但真正有趣的是,儘管他們是由於“文學”而接受了殘雪,但他們的反饋方式表明,他們仍試圖透過殘雪而窺見並指認“中國”。

於是,在眾多的西方、海外學者對殘雪的介紹和評介之中,我們看到了兩種潛在的對話或對抗:一是西方對於中國文學的接受定式,嘗試將殘雪闡釋為社會寓言或政治寓言,從殘雪的意象靈動、扭曲變形的夢魘世界中去指認中國“文革”時代甚或社會主義的歷史;另一種則是拒絕這種潛在的優越與俯瞰,直截了當地認可殘雪小說的世界意義,認可殘雪的小說不必比照“中國”,便是大師級的作品,是世界文學視野中的新作,甚至是“新的世界文學的強有力的、先驅的作品”。

作家殘雪為何成了諾獎大熱門?幾乎無保留地被歐美世界至誠接受

顯而易見,“世界文學”,這個德國詩人、作家歌德在19世紀提出的文學烏托邦式的概念,在20世紀臨近終結的今日看來,是一個已然遭到諸多質疑甚或批判的概念,因為這個美麗的夢想,無疑會掩蓋資本主義全球化程序中無所不在的不平等與權力關係;儘管類似權力關係直接呈現為全球的資源分配與經濟利益,但卻會同樣鮮明儘管微妙地顯影於文化領域,尤其是所謂“文化交流”之中。

因此,圍繞著對殘雪的定位與闡釋,事實上出演著另一幕關乎“中國”的學術“小世界”中的微觀政治,而且是有著一個怪圈式的結構方式:儘管有著西方學者所熟悉的語言與敘事形態,但他們仍會在這並非“舍伍德·安德森式”的作品中尋找所謂的“民族寓言”的理解,這間或是西方中心主義或冷戰式思維的不自覺的顯影;而強調殘雪之為“文學天才”的意義,強調她貢獻於世界文學的新的活力的價值,卻以似乎停留在“前語言學轉型”的審美判斷與“世界文學”的烏托邦想象之中的方式,成就了一種對全球化過程中的文化霸權和冷戰思維的反抗。

而在80年代的中國文化視野中,圍繞著殘雪的闡釋,則顯現了另一個重要的文化症候:從1985年,殘雪登臺於中國當代文學的舞臺起,她的支持者與辯護者便嘗試以“自我”、“個人”、“個性”的書寫來闡釋殘雪的世界。人們刻意地拒絕和避免討論殘雪小說的社會意義。這似乎是一個反例,質疑著中國社會對民族寓言與社會批判性的文字的需求與解讀定式。

但是,人們間或忽略了在80年代,尤其是在1985年——新時期初年的陰晴不定的政治文化局面已成為昨日,於是,儘管政治迫害的記憶與忌憚仍影響著精英知識分子群體的文化建構過程,但思想解放運動的顯著成果正預示著一個文學、文化乃至整個中國社會的黃金時代的降臨;於是,

“自我”、“個人”、“個性”而非社會、政治,不僅是一個繞開政治迫害情結的策略,而且是一種文化反抗方式,其自身便是一個建構中的文化烏托邦與新的社會神話。

或許可以說,對於80年代新銳的文學批評家們說來,以“自我”或“個人”書寫來指認殘雪,出自一種特定時代的反抗與建構的文化需求,作為一種為作品、作家命名併為其合法性申辯的方式,也是在彼時所謂“庸俗社會學的批評方法”的重壓下拓寬文化、批評空間的努力:

透過非意識形態化,變政治化、社會學化的批評而為藝術批評。

但是有趣的是,這種文學批評——也是80年代特有的文化建構過程,不期然間成了某種突圍表演。80年代後期,伴隨著改革程序的深入,殘雪所歸屬的80年代精英知識分子群體開始意識到:

當“個人”、“自我”不再是一個集體性的語詞,不再是一種烏托邦或神話,那麼它事實上將成為對“啟蒙時代”、“知識分子的啟蒙立場及使命”的解構性力量。

或許可以說,這正是殘雪作品原本潛在攜帶著的間或來自女性生命體驗的文化僭越力量。

在筆者看來,這事實上已然顯現了80年代中國的啟蒙主義與文學現代主義話語之間的結構性的自相矛盾。

如果說這便是“現代性話語的兩重性”的話,那麼,圍繞著殘雪和對殘雪的闡釋,事實上同樣包含著80年代中國文學的世界想象與本土定位間的分裂與衝突,包含著知識分子自身角色及意義的分歧與自相矛盾:

這一深刻的矛盾,在80年代終結處的社會動盪中一度被整合,不如說是被遮蔽,它將在90年代初重要的文化論爭——人文精神討論中再度浮現出來。

作家殘雪為何成了諾獎大熱門?幾乎無保留地被歐美世界至誠接受

王曉明,1955年生於上海。1982年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現為上海大學/華東師範大學教授。90年代人文精神大討論主要參與者之一。

如果我們沿用線性歷史觀的表述,那麼,殘雪始終超前於我們的時代:不僅在1985年,而且在整個80年代的文化過程中。

如果說她的書寫方式曾再度為“人性”、“自我”、“藝術個性”等等“19世紀”的語詞注入了生命,那麼,殘雪的書寫本身,已然在解構這些概念及其文化根基:

一幅涉及日常生活權力結構、微觀政治的畫面,一幅生存荒誕的變形夢魘,原難以支援“自我”或“人性”(即使是人性惡)的神話。

儘管間或以X女士的方式討論過“艱難的啟蒙”,儘管事實上作為80年代精英文化的重要人物,但殘雪在其90年代的作品中,以她的別一樣的徹悟迴應了“人文精神討論”中的知識分子角色及其話語困境:

有這樣一種守護,也可以說根本不是什麼守護,只不過是坐在光禿禿的山下,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最後連自己也忘記了自己的所在。…我將這稱之為守護,為什麼呢?或者因為要找個藉口,來填補內心的空虛,或者是一種辯解。

如果說文學的批評與文化研究或意識形態批評始終是中國的和關於中國文學研究所面臨的另二個雙重標準的困境,那麼殘雪無疑提供給我們一份雙重意義上的豐盈。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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