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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革命、戰爭和帝國主義侵略給中國帶來了混亂。與這場鉅變相關的許多重大事件都發生在城市中。被鐵路、電報、共有的城市心態捆綁在一起的廣州、上海、北京等城市，形成了一個競技場，市民們對當時的一些大問題爭論不休——尋求社會和諧與國內和平、保衛人民和國家主權、追尋一個獨特的現代中國社會。人們捲入了這些衝突，因為他們知道，軍閥的來來往往、抗議者的遊行、知識界的言論、工廠的開閉都有可能改變他們的生活。
史謙德檢視了1920年代的北京居民如何應對由流動計程車兵和政客，以及思想、資本、技術的劇烈運動所造成的變化，剖析了北京這座歷史悠久的都城。透過考察人力車伕、警察、工人、僧人等群體的政治經歷，史謙德揭示出時代的力量是如何被普通人深刻感受的。這幅二十世紀初期中國城市社會的群像，強調了經過群眾運動、集體政治以及混合了戲劇、示威活動、報紙和茶館社交的城市文化訓練後的普通市民日益成長的政治成熟度。令人驚訝的是，在吸收新的生活、工作和政治參與方式的過程中，舊社會中的很多東西都被保留了。一切似乎都變了，但一切似乎又都沒變。經過動盪的年代，北京在地方和大眾政治的基礎上架起了一座橋樑，將行會和士紳精英的傳統世界與社團主義和幹部的現代世界連在了一起。
文 ／ 史謙德
按照收入和人數情況劃分，1920年代北京人口的階層分佈呈金字塔形。根據一項1926年的警方普查，富有家庭僅佔城市總人口的5％。富商、銀行家和政府要員佔領了尖頂部分。在此之下，鋪墊著一個相對龐大、殷實的“中產階級”（22％）和一個更加巨大的“下層階級”（47％）。在下層階級之下，還掙扎著少數“貧困人口”（9％）和更大的一塊“赤貧家庭”（17％）。
乘客主要來自城市的中產階級，如店主、教師還有小官員。而車伕則來自工人階級的底層，他們的身份不如技術工匠、現代設施工人以及某些店員，只比普通勞工稍好一些。車伕們一個月掙10到12元，和警察、學徒工、傭人以及大部分店員差不多。如果拼命工作，且家眷負擔較輕或者根本沒有，一般車伕不必像乞丐“到粥廠喝粥”或“吃不飽穿不暖的貧民”那樣遭罪。如果大多數乘客只能算小康而不富有，那麼大多數車伕只能算貧窮而非一貧如洗。
北京車伕中有相當數量（幾乎四分之一）的人從前是農民。老舍筆下的祥子，就是禁不起城裡機遇的誘惑而進城幹起這份行當的。“這座城給了他一切，就是在這裡餓著也比鄉下可愛⋯⋯在這裡，要飯也能要到葷湯臘水的，鄉下只有棒子麵。”因為城鄉巨大的收入差距，所以就算像拉車這樣下賤的工作，也能滿足一個農民改善生活的雄心壯志。
1930年，一個地主家庭為了躲避土匪到城裡逃難，他們對窮人們透過工作爭取來的相對有所改善的生活感到驚訝。地主在一座四合院租了間房子，院子裡還住著三戶人家，他們的一家之主分別是洋車伕、聽差和賣水的。農村來的難民起先瞧不起他們的鄰居：“你想人若不窮，誰幹賣水、車伕、廝役之類的事？”但是地主家最終驚奇地發現，他們之前所習慣的生活還不如他們的鄰居。地主老婆曾略帶驚訝地說：“咱街劉財主家有十幾頃地，才終年吃白的（指麥子面饅頭），他們（指賣水的、洋車伕、聽差）沒一畝、沒一隴的，到一年一年吃白的。哼！”去掉車廠老闆的租金和上工時的餐費，他們的車伕鄰居，每個月可帶回15元給妻子和兩個孩子以補貼家用。
除了包子以外，家裡每天還能吃到用油炒過的蔬菜或者用醋、芝麻油拌的泡菜來調口味。地主抱怨，在鄉村時自然不缺少青菜，但都是拿來醃著食用。食用油很緊缺，炒煎是稀罕的事。醃菜雖然不缺，然而因為鹽放得太少，發酸臭味，讓人難以下嚥。車伕家每個月能開兩到三次葷，孩子們每天還能得到幾個銅板去買瓜果零食。透過每個月掙的15元，車伕的家境正在穩步改善，按照社會學家李景漢的說法，就是從“對付著過”變為那些每月賺15到20元之間的人過的“舒適生活”。在這一收入水平上的大多數北京下層階級，包括足足一半的工人和勞工以及混得較好的人力車伕，都能享受略微像樣的食物、穿著和居所，甚至可能留些閒錢看戲或者參加其他娛樂活動。
北京人力車伕中農民的比例在冬季會有所上升，因為這時數以千計的人會進城務工以補貼農作收入。而到了夏天，正值農耕高峰，這些車伕又會回到田裡務農。北京車伕在冬天要比夏天多出6％。但就總體而言，這裡來自農村的流動工相對其他有大量車伕的城市來說，要少得多。上海有7萬人力車伕，其中絕大多數都來自於長江以北的農村地區。在1920年代，武漢3萬車伕大多數來自農村。他們不帶家屬，孑然一身而來，住在城郊私搭的小棚中。
上海和武漢都有許多工廠和作坊招收城市貧民和失業者。北京的現代設施和工業水平要差得多，但這裡依舊生活著大量貧民和收入比車伕還要低的人。因此，當像祥子這樣的農村外來人員到北京並以拉車謀生時，他們所加入的階級並不是由清一色被迫進城的農民組成的，而是一個由城裡人、郊區人和農民所構成的大雜燴。當地的工業化程度如此之低，以至於城裡人和農村進城務工者連拉車也得競爭上崗。在成都，也有一個像北京這樣管理和營運聯合體的小翻版，城裡幾乎所有7。8萬名人力車伕都來自郊區的失業者。
在拉車這一行當裡，有城市背景的人主要是旗人。直到1920年代，八旗身份仍舊算作一種職業，在1924年的調查中，足足四分之一的車伕填寫他們以前的職業是旗人。北京滿人的存在、旗人的糧餉，再加上宮廷和政府的開支，促進了北京工商業及服務業的發展。這一市場吸引了北方乃至全國的商人和勞工，他們利用同鄉人脈做起了生意，建立起行會。北京的許多行業被各個省、縣來的人各自壟斷。有時候人們會不假思索地認為挑糞工都是山東人，裁縫都是寧波人，做糖糕的都是南京人。滿人一失去強加在他們身上的政治地位和關係，就立刻發現，原本對其有利的未工業化的社會，現在卻將他們拒之門外。他們的糧餉減少了，所以只要有工作，哪怕拉車他們也幹。
滿人的不幸只是北京城裡人淪為車伕的一個原因，當然還有其他原因。正如老舍所言，許多車伕是“被撤差的巡警或校役，把本錢吃光的小販，或是失業的工匠，到了賣無可賣，當無可當的時候”。在李景漢的調查中，他列了車伕們之前的職業，包括“鞋匠、木匠、巡警、廚子、刺繡工、園丁、漁夫、音樂家、做肥皂的、排字工、學生、玉匠、銀器匠、裁縫、抄寫員、演員、報童、織工、店掌櫃、做地毯的、釀酒工、礦工、洗衣工、國營造幣廠工人、傭人、當兵的、勤雜工。”
城市經濟，不僅以行會、生意興隆的商鋪和企業為核心，還包括諸多外圍的略欠穩定的投機。大量商鋪開張歇業也是經濟生活的常態。例如，市政府公報表明，1930年有2278家商號歇業，2838家開業；118家老茶館關門，而有132家新茶館開門；106家煤行關門，119家開門，等等。為數不多的資本不斷地分拆、整合，小部分員工、手藝人總是在失業和就業之間徘徊。根據一份官方研究，每年有上千名北京工人因失業而淪為人力車伕。另外，作為行會招工的主要制度，學徒工出師之後也未必能獲得一份穩定的工作。
在某些行業，如地毯業，業主和經理通常從農村招募大量學徒，試用期三年，僅提供食宿和少量工資，一旦學徒滿師有資格成為正式工人時，就將他們解僱。其中許多人就只能去拉車了。
雖然人們似乎偏向在有行會管理的工商業謀一份穩定的差事，但對工人而言，透過季節性工作和臨時工來補貼家用的情況卻並不罕見。例如，在夏季，有一定經濟能力的北京居民會搭起涼棚遮陽，店鋪前和開放的院子裡都有這種涼棚。北京有200多家商號做這一行，除了商號經營者和一些學徒工，其他都是臨時工。工人們聚集在城裡各區的幾家特定茶館，和中間人談妥就立刻上工。到夏末秋初，數以千計的工人幹起了滾煤球的工作，為冬季供暖做準備。在冬天，臨時工們從北京的湖裡切下冰塊，拉到冰窖儲存起來，以待夏季提供給餐館、水果鋪、火車餐車使用，或者作為私人住宅消暑的奢侈品。這些把冰塊從河裡拉到冰窖的人都是從乞丐、老人和失業者中招來的。就連已經組織起很有實力的行會的建築業，在春夏用工高峰期也會僱用臨時工。高流動性的勞工市場和一個依賴同鄉關係與行會成員資格的嚴格體系並存，人力車行業從前者汲取勞動力，形成了社會學家陶孟和所稱的“勞工之逋逃藪”，“各種失業之工人，無論有無技能，莫不以之為棲身之所”。
如果說人力車為農村移民和城市貧民提供了向上或橫向的發展途徑，那麼它同時也是落魄市民謀生之路上的一根救命稻草。隨著北京作為行政中心的地位不斷下降，破產的政府再也無力支付官員和職員的全額工資。一些部門和公辦學校辦不下去了，只能讓員工們在當地自謀出路。
人們能在車伕中發現小學教師、政府職員甚至清朝將軍們的身影，他們透過拉車來賺外快，或僅僅是因為早已耗盡積蓄而不得不賴此為生。某位北京的評論家，寫過關於人力車問題的文章，他提醒讀者，“北平的洋車伕並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出身低賤，全是不識字和由鄉下進到城裡來的；有的是北京時代的政客，與前清的秀才舉人，以及旗人的公子哥兒，為生活所迫，幹起這一行的”。當然，這些昔日的天潢貴胄，在一般車伕群體中並不典型，通常情況下車伕都是些農民、普通旗人或是手藝人。但是他們的存在，卻體現了車伕作為一個階層所擁有的多樣性和不穩定性。
前清的皇親國戚、“大人、老爺”或者大學教授窮困到去拉車，總讓人覺得可憐可慘。陳西瀅在決定離家赴京時，曾描寫過他內心的顧慮。一位親戚曾建議他不要這麼做，就算去，別當讀書人。“我曾在報上看見北京的教員有的窮到晚上拉街車。在遠地方拿不到錢不是玩的。拉車我們又沒那力氣。”
車伕們讓知識分子良心不安，因為他們的工作有點太落後，太不人道。然而他們的存在卻無情地提醒著人們，民國時期個人地位變幻莫測的程度。
（本文摘編自史謙德 著《北京的人力車伕：1920年代的市民與政治》，由江蘇人民出版社授權釋出。）
非虛構 | 翻譯好書 | 社會學
《北京的人力車伕：1920年代的市民與政治》
【美】史謙德 著
袁劍、周書垚、周育民 譯
江蘇人民出版社
2021年9月
史謙德（David Strand），美國狄金森學院查爾斯·A。德納（Charles A。 Dana）政治學教授。1979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著有《北京的人力車伕：1920年代的市民與政治》《未竟的共和：近代中國的言行表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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