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昆明作家協會主辦的“崛起，‘昆明作家群’——陳鵬、包倬、馬可、祝立根作品研討會暨昆明文學講堂”昨天在昆明璞玉書店順利舉辦。中國作家協會名譽副主席、原雲南省委副書記丹增先生，昆明市文聯黨組書記、主席陸毅敏女士，雲南省作家協會副秘書長、作家李朝德先生，昆明作家協會名譽主席、原滇池文學雜誌主編、作家張慶國先生蒞臨本次活動。此次活動是針對陳鵬、包倬、馬可、祝立根四位中青年作家作品的研討，我們非常有幸請來了耿佔春、張定浩、馬兵和王朝軍四位優秀的評論家對四位作家作品進行評論。
丹增：“昆明作家群”一定會打響，會對未來的文壇產生重大的影響
丹增書記先是回顧了雲南省的三批作家群產生的文學影響，他提到在“昆明作家群”之前雲南崛起過三種作家群，分別是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的軍旅作家群、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前後的兒童文學作家群，以及2004年崛起的昭通作家群，這三個作家群的發展與昆明作家群的出現和崛起是息息相關的。同時他提到，所謂“作家群”主要有三個概念，第一是地域，第二是人物，第三是作品。地域概念指的是在一個地域環境裡出現了一批優秀作家；人物概念指的是作家群中必定會有一個或多個代表性人物；當談及作品概念時，他重點提及了大益文學院，稱讚了大益文學院推出了不少文學精品。
隨後，丹增書記聊到了環境對於作家群興起的重要性，他以昭通作家群進行舉例。他認為，昆明也是一個孕育作家群的文化良地，所以昆明作家群的崛起具備良好的環境因素。
此外，他也談到在“現代病”越發嚴重的當下，文學對於我們的重要作用。他相信這個由陳鵬主席親自策劃的“昆明作家群”一定會打響，會對未來的文壇產生重大的影響。
陸毅敏：文學事業是一場接力賽
陸毅敏主席首先對到場的嘉賓和昆明文學界的各位朋友表示熱烈歡迎和衷心感謝，她指出近年來昆明文學的進步是有目共睹的，昆明老中青作家都勤奮耕耘、潛心創作，也都取得了豐碩成果。而對於這次研討會被研討的四位青年作家，她表達了誠摯的祝賀和深深的敬意。陸主席表示：“文學事業是一場接力賽，優秀的文學人才是文學事業繁榮發展的堅實支撐，培養造就一支優秀的青年作家隊伍，是提升文學人才核心競爭力的基礎。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青年是社會中最開放、最活躍、最積極的群體。青年作家是作家群體中最有藝術追求、最具創新意識、最富創造活力的文學力量。青年作家是文學的未來和希望。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進入了新時代，為文學界創造新繁榮、書寫新輝煌創造了難得的契機，為青年作家攀登藝術高峰、實現文學理想提供了廣闊的舞臺，文學事業發展也迎來了新的黃金時代。”
李朝德：讓文學回歸文學本身，讓作者與讀者實現無縫對接
在講話開始，李朝德就表示在璞玉書店這樣一個具有書卷氣的地方召開這樣一場研討會，意義非凡，“這是讓文學回歸文學本身，讓作者與讀者實現無縫對接”。隨後，他指出昆明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和豐富多彩的自然景觀，與之相匹配的是文學，昆明文學也源遠流長。昆明作家是雲南作家中最為重要的力量，一大批作家在這塊土地上曾經寫下過燦爛華美的篇章，無論是小說、詩歌、散文、兒童文學、報告文學，都取得過非常巨大的成就。對於昆明文學的發展，昆明市文聯、昆明作家協會、《滇池》雜誌社、大益文學院都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他代表省作家協會對昆明市文聯、昆明作家協會、滇池雜誌社，還有大益文學院多年來的堅持與熱忱表示敬意。對於四位作家，他認為他們是昆明文學的重要力量，同時也是雲南文學發展的期望，他們代表著文學繼往開來、勇攀高峰的文學力量，也昭示著青年作家錦繡燦爛、欣欣向榮的美好願景。
張慶國：昆明文學不是要做雲南最好的，而是要成為中國文學的一個重要力量
張慶國在丹增書記對雲南文學四個作家群解釋的基礎上又進行了深入解析，他以軍旅作家群為例，說道：“50年代老一輩的軍旅作家群，雖然說在他們成名於中國文壇的時候，昆明文聯還沒有成立，滇池文學雜誌和昆明作家協會也還沒有出現，但他們跟昆明市的文學隊伍創立是有一種直接聯絡的。”緊接著他表達了對昆明作家隊伍之未來的高度期待，他認為昆明彙集了全省的人才，它的文學力量肯定也是非常大的。昆明文學不是要做雲南最好的，而是要成為中國文學的一個重要力量，“我相信今天在作協的接力棒交到陳鵬手上以後，他帶著他的隊伍會把昆明文學推向一個新的高度。”
接著，主持人邀請四位作家對自己的創作進行分享交流。
陳鵬：為了昆明文學，為了寫得更好，把自己撂在手術檯上，又確乎是值得的
陳鵬表示，在他看來小說本是一己之私，大多寫作者是寫給自己的，跟外部世界並沒有太多關係。但同時他又提到，“為了昆明文學，為了寫得更好，把自己撂在手術檯上，又確乎是值得的。”他感嘆到，談論自己的小說是極其困難的，“文字就在那裡，任何一個人看到讀到，都有論述的自由。要麼喜歡，要麼討厭，要麼認同，要麼無感。說到底，作品發表、呈現之後，作家應該沉默，不必為它再說一句話，一個字。任何圍繞自己寫作的辯白、解釋都可能是乏力和乏味的。”陳鵬也真誠地分享了自己小說寫作的標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海明威、紀德、福克納等一些偉大作家，“你可能永遠無法企及，但試圖和他們打上幾個回合才是一個有抱負的作家該乾的。”陳鵬還表示他在寫作中會刻意迴避宏大的主題，因為他更想呈現的是宏大之下的微渺個體。此外，陳鵬還提到了後現代時空裡，中國作家所面對的寫作困境，“我們面臨著想象力枯竭的非難和考驗，又必須小心規避某種簡單的新聞式的膚淺，如何把握，如何深入，如何超越，用什麼辦法超越，是擺在每一個作家面前的難題”，但面對困境又如何呢，“只有寫，儘量多的寫，儘可能有難度地寫”。
包倬：我就是一個憑感覺在寫作的人
包倬在談到自己的寫作時表示自己就是一個憑感覺在寫作的人，“在無數個夜晚寫作那種感覺就像是暗夜行走，一個人在一個夜晚深一腳淺一腳地在走。有時候寫作會把你帶上那個沼澤泥潭，但是有時候它會將你帶向水草豐茂的地方，帶向春暖花開的地方，我特別迷戀這種寫作的不確定性，我認為這可能是我寫作最大的快樂。”他認為自己沒有什麼寫作心得可以分享，他所要做的就是不斷地寫，不斷地建構一個個世界，隨時迎接寫作那種不確定性的快樂。
馬可：所有寫人的文學作品，都寫的同一個男人和女人
談到寫作，馬可認為寫作首先是行動，所以必須將“寫”付諸行動，並且是長期的行動。同時，她表示小說雖然是故事，但遠不止於故事，而是以故事的形式呈現了一個人對世界的看法，傳達出了人所面對的具有普遍性的境遇，“好的小說是無用的藝術品，它不是工具，我甚至認為，凡是把之當成工具的作家，都沒有濟身於世界最偉大作家的行列”。馬可認為，所有寫人的文學作品，都寫的同一個男人和女人，寫的都是人在這世界的週而復始的流轉。最終小說帶出來的則是一些超出故事本身的東西。對於自己的寫作，她表示很高興自己可以書寫和記錄，“這種書寫和記錄，讓人的生命不僅僅在滔滔河流裡瞬間出現又瞬間熄滅，而是讓它具有了一點痕跡，而這點痕跡也正是人類之所以為人類的一點佐證”。
祝立根：我的詩歌具有著抒情的底色，也有著吶喊的動因
祝立根談到當他放棄了堅持多年的繪畫後，是詩歌給他救贖。他說，“我的詩歌具有著抒情的底色，也有著吶喊的動因。”他認為繪畫給他帶來了兩個恩惠，一是審美的偏向，二是完成了早期的文學閱讀，為他的詩歌創作打下基礎。談到他的詩歌創作，他覺得他的詩歌越來越貼近自身的現實生活，同時他也希望自己未來的詩歌語言能夠像巫師喊魂那樣，具有招魂和驅魅的能力。此外，參加《詩刊》的青春詩會得以讓他意識到自己的詩歌路徑有些狹窄，他開始有意調整自己的創作，並堅定未來的創作方向：“故鄉和他鄉的邊界正在慢慢消失。我應該書寫故鄉和自己熟悉的生活了。”最後他說道，“我知道詩歌這條道路艱難異常，但我也知道，這是我唯一的路途，我希望在那兒，能夠遇見一個內心中的自己，和遠處滿城的燈火。”
隨後便迎來了本次研討會最精彩的環節——批評家對作家作品進行評論。
耿佔春：“生為鮮花，死為蜜”說出的也許正是詩人的命運，也是作家的命運
耿佔春先是提到丹增書記對雲南寫作的整體梳理，讓他有了清晰的文學版圖。談到陳鵬的小說，他給予了很高的評價，陳鵬非常崇拜馬原，耿佔春笑言他甚至覺得陳鵬的小說已經超過了馬原，他認為陳鵬的寫作已經掌握馬原精髓，而且還融進了自己特殊的語言、故事和氛圍。“閱讀陳鵬的小說，讓我感覺他的小說裡有一個非常強烈的動機，有時候你可以把陳鵬的小說看做是元小說，比如《麋鹿》，還有《我和馬原在洞庭湖底》，以及《天門的陸羽》，都是對如何寫作以及作家對心中偉大作家的寫作與生死之謎的探索。”而且陳鵬的小說還經常體現出寫作與文字對人類的重要意義。“生活世界在陳鵬的筆下已經是一個破碎的世界，也許因為他踢足球，他的語言、敘事節奏和情節的整個進展都很給力，都很快速，不等你對一個小說的閱讀產生疲倦，他就迅速的轉向了另一個情節，他也不會沿著一個線索一直講述，而是不斷變化，我想可能足球的技法也融進了小說的這個領域。”陳鵬總是拒絕自己的小說走向通俗，他的小說所探討的，是什麼力量讓生活變得破碎，而他為這個破碎的生活賦予了意義。
這種生活的破碎感也體現在祝立根的詩歌中，祝立根的詩有小說式表達和隨筆式的表達；陳鵬的小說還具有某種詩性，某種層面上，他們的作品有很多共鳴的地方，只是文體不同。不同於小說，“詩歌是把無意識經驗包含進來的話語結構，所以它是非線性的，是一個體驗的連續體。詩歌表達一種經驗的時候，不僅是在意識層面，還要深入無意識層面，變成一個經驗和體驗的連續體表達，而不是僅僅把體驗限制在意識層面的表達。”最後他引用祝立根的一句詩，“生為鮮花，死為蜜”說出的也許正是詩人的命運，也是作家的命運。
張定浩：從懸崖的邊緣再往前走一步，那一步才是我們自己
張定浩首先對祝立根的詩歌進行了評論。他認為祝立根的作品其實是很典型抒情詩風格，並且他有一個非常鮮明的個人特徵。他特別指出祝立根詩歌中的“身體式隱喻”：“他的詩歌會出現骨頭，出現各種各樣的感官，包括淚水，這樣以一個人的身體去面對這個世界的一種對沖。他的節奏也是非常激烈和快速的，可以把你迅速裹挾進去，所以讀他的詩歌還是非常有快感的。”同時，張定浩也非常真誠地分享了自己對祝立根詩歌的另一些看法，他認為當一個詩人一直依賴於某一種模式或結構往前推進的話，會有一種重複感。他表示祝立根推動詩歌前進的始終是一樣的東西，始終是一個自我的東西在推動。“他雖然是在寫萬物，但他很多時候呈現出來的，讓我們看到的還是詩人自己，而不是說真正的萬物世界。”不過他也表示在祝立根近期的詩歌裡也可以看出他在尋求某種突破，“在某一刻意識到這種風格的侷限性，他就會期待自己成為另外一個人，他永遠不可能成為另外一個人，但他期待另外一個跟自己完全不一樣的方向的一種張力會促使他的東西有所變化，會讓他東西變得更加強大。”
對於馬可的小說，張定浩首先表示他很喜歡馬可寫小說的那種從容和耐心，尤其《翻越阿爾金山》這篇，他很喜歡馬可對對話的經營，“她可以很耐心地展開一個對話，這個對話不一定是為了推動一個情節，她就是為了呈現生活本來的面目，就是那種毛茸茸的細節”，同時他認為馬可對於男女之間情感微妙的變化把握得特別好。但同樣的，張定浩也指出了他閱讀馬可小說時的一些遺憾，“如果說立根兄一開始的詩有某種模式感和重複感，我覺得馬可的小說也有這方面的問題”。他表示他很喜歡《看護》，寫了一個七十多歲女性的性意識，但是當寫到這個女性和她的看護之間的微妙關係時馬可卻停在了某個地方轉而寫其他生活瑣事，他更希望自己能看到馬可在寫到自己想要抵達的那個點之後再向前走一步，“短篇小說有時候要避免自己陷入一種抵達高潮之前的那種快感裡面。當我們知道我們自己要寫什麼，我們再往前走一步，從懸崖的邊緣再往前走一步，那一步才是我們自己。”
馬兵：對於人生的本質性關係的發掘和呈現，包倬和陳鵬的小說是有匯通之處的
馬兵主要是對陳鵬和包倬作品的研討，談到陳鵬的小說特質，他認為，陳鵬雖避免了宏大的主題，但其實提供了某種更本質化的，對於人性或者說存在境遇的一些觀察。而且陳鵬很在意故事和敘事均衡，體現了敘事智慧。此外，陳鵬還在虛構和非虛構之間建立起一種均衡的關係，這體現了陳鵬作品的深刻性。
談到包倬的作品，他認為包倬懂得小說隱與顯的辯證法，非常擅長在一個小情境裡把大的波瀾做出折射來；此外，包倬非常擅長寫兩人的關係，兩人關係其實代表著人類最本質化的關係，所有的關係都可以從兩人關係裡面衍生出來，也就是說包倬的小說也是有對於人生的本質性關係的發掘和呈現的，在這一點上，馬兵認為包倬和陳鵬的小說是有匯通之處的。
王朝軍：我總想讓小說有一種溢位或者一種越軌
對於包倬的小說，王朝軍承接了馬兵“兩人關係”的論述，表示在小說的兩人關係中其實還有第三者，也就是敘述者這個主體。由此他談到拉康的映象理論以及人的自戀性。他重點談到了《紅妝》這篇小說中女主人公被假想出來的主體位置，“她的這個祖母、奶奶和她自己其實是處於一種被看的位置，一個客體的位置，但是她們依然想要形成一個主體的表達。但是我們最終會發現這種主體的表達會陷入了沉默，也就是說當發現這種表達不可能，這種表達其實是一種虛妄的時候，這個時候作品的意義才出現。我們往往是在那種發現拯救的不可能的時候，可能性才會更多一些。”同時他還表示自己很喜歡包倬小說中的那些比喻，這些比喻呈現出一種強大的力量感，讓他震驚。
談到馬可的小說時，王朝軍表示馬可的寫作顯得特別遊刃有餘，特別自如，無論選取任何一種生活的截面或者片段，她都可以透過這種自然的日常敘述中去窺探，或者說去表達女性本身的一種困境。但同時他又指出他總想讓小說有一種溢位或者一種越軌，或者說要在既有的軌道之上我們要火車不僅僅到站而已，希望透過那個站頭去尋求更多的可能性，或者說尋求更真實的一面。
不知不覺時間已超過原定結束時間，即使到了午餐時間，大家仍對這場文學盛宴戀戀不捨，似乎文學已足夠飽腹。好在，下午還有一場文學大講堂，可繼續滋養和充實大家的文學精神，歡迎跳轉二題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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