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公曆五月，是江南地區枇杷上市的日子。我是北方人，小時候沒有吃過枇杷；等大了再吃到時，坦白地說，覺得不過如此——雖然有些清涼甘甜，但一來要扒皮，二來要吐出碩大的核，而果肉相對來說只是較薄的一層，靠內一面的口感還硬硬的不太舒服。然而，在枇杷短暫的上市期間嘗一嘗這種南方佳果，確實是一種很有時令感和趣味的體驗。
說起枇杷的名字，有兩則江南地區的古代笑話是非提不可的。明末有個“浮白齋主人”，編了一部笑話集叫《雅謔》，其中記載說，有個叫莫廷韓的人，去名士袁履善家拜訪，正好碰上鄉下人獻來枇杷果，獻單上卻誤把枇杷寫成了樂器名“琵琶”，兩人看了大笑。這時又有一位縣令（據說是青浦令屠隆）來訪，見兩人滿臉笑容，就問是怎麼回事，袁履善便把剛才的事情講了一遍。縣令於是隨口吟出兩句打油詩：“琵琶不是這枇杷，只為當年識字差。”莫廷韓馬上接道：“若使琵琶能結果，滿城簫管盡開花。”縣令對莫廷韓的急智再三欣賞稱讚，由此便和他成了朋友。
清初文學家褚人獲在《堅瓠首集》中也寫道：有人送給明代畫家沈周一盒禮物，盒子外面寫著“琵琶”。沈周開啟一看，卻是枇杷，於是在答謝信中調侃道：“承惠琵琶，開奩視之，聽之無聲，食之有味。乃知司馬揮淚於江干，明妃寫怨於塞上，皆為一啖之需耳。”翻譯成現代文，就是：“謝謝你送我‘琵琶’，開啟盒子一看，聽上去沒有聲音，吃起來味道卻不錯。白居易當年貶為江州司馬時曾為琵琶落淚，王昭君遠嫁塞北後曾用琵琶抒發怨恨，原來都是因為想吃上一口啊。”
枇杷和琵琶，兩個詞完全同音，字形上也有相似之處，都用“比”、“巴”作聲符，自然難免讓人懷疑它們是不是有同源關係。本草學界的傳統觀點是：琵琶一名出現在先；枇杷一名出現在後，是因為葉子的形狀像琵琶而得名。把今天的樂器琵琶和枇杷的葉子放在一起，確實可以看出二者的形狀有相似之處，所以這個觀點似乎很有道理。然而，如果仔細考證的話，就會發現真實情況並非如此。
在傳世典籍中，“枇杷”要比“琵琶”更早出現。西漢辭賦家司馬相如《上林賦》中有“枇杷橪柿”一句，是作為植物名稱的枇杷的最早記載。《上林賦》據考證定稿於漢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那時候張騫才剛剛開始通西域。直到東漢劉熙所著的《釋名》，才出現了樂器琵琶的最早記載，然而這部著作用的並不是“琵琶”兩字，卻恰恰是木字旁的“枇杷”兩字：“枇杷本出胡中，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枇，引手卻曰杷，象其鼓時，因以為名。”由此可見，植物名枇杷決不是由樂器名琵琶而來，樂器琵琶一開始反而是借用了“枇杷”一名，後來才專門為它造了“琵琶”兩字。
如此說來，不是枇杷因為葉子像琵琶而得名，而是琵琶因為形狀像枇杷葉而得名了？事實仍然不是這樣。音樂史界對琵琶的歷史已經做了非常詳細的考證，發現“琵琶”實際上是中國古代豎式彈撥樂器的統稱，可以分成秦琵琶、漢琵琶和曲項琵琶三大類。秦琵琶本來叫“弦鼗”，鼗（táo）是撥浪鼓，弦鼗就是在類似撥浪鼓的琴身上捆綁琴絃之後做成的簡單樂器，是後世三絃的前身。
漢琵琶的起源有兩說，上面所引的東漢劉熙《釋名》是一說，認為它是從“胡中”（西域）傳入的樂器。劉熙還認為這種樂器之所以叫“枇杷”，是因為它的兩種主要彈奏手法分別叫“枇”和“杷”。另一說則見於魏晉文學家傅玄的《琵琶賦·序》：“漢遣烏孫公主嫁昆彌，念其行道思慕，使工人知音者裁琴、箏、築、箜篌之屬，為馬上之樂。以方語目之，故云琵琶，取其易傳乎外國也。”這是說，西漢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漢武帝把侄孫女劉細君封為公主，嫁給西域烏孫國國王，臨行前請樂師參考琴、箏等四種樂器，為她專門製作了一種適合騎在馬上時彈奏的新樂器，還用“方語”（西域語言）給這種新樂器起名為“琵琶”，因為這個名字能讓烏孫國人感到親切。
對於這兩種說法孰是孰非，音樂史界一直爭論不休。在我看來，最大的可能是劉熙和傅玄各說對了一半。正如劉熙所說，漢琵琶應該是從西域傳入的樂器，很難想象中國的樂師在短短的時間內就能把四種和琵琶頗不相像的樂器揉合在一起做出一種全新的樂器，而且這種樂器的形制還和西域以至西亞的“巴爾巴特琴”（波斯語barbat）特別相像。然而，也正如傅玄所說，“琵琶”之名也應該是西域語言的音譯，並不是兩種彈奏手法的合稱。事實上，如今有不少學者相信，“琵琶”就是barbat這個詞的音譯；因為它的發音恰巧和漢語中的現成詞彙“枇杷”相近，所以一開始人們就管它叫“枇杷”。這就好比“霓虹燈”中的“霓虹”本是neon的音譯，但“霓虹”正巧也是漢語中的現成詞彙一樣。
漢琵琶是後世樂器阮（阮咸）的前身，它的特點是圓盤（共鳴箱為圓形）直項（共鳴箱以上的柄部直而不彎）。如果王昭君果然彈過琵琶的話，那麼她彈的就是這種類似阮的漢琵琶。顯然，這樣的形狀和枇杷葉一點都不像。受“琵琶”一名的影響，中國原產的本名“弦鼗”的樂器便也被稱為“秦琵琶”。直到西晉以後，從西域又傳來了巴爾巴特琴的另一個變種——曲項琵琶，其共鳴箱為梨形，柄部彎曲，這才是後世通稱的“琵琶”。白居易被貶時所聽的琵琶，便是這一種。
現在可以把上面說的簡單概括一下了：“枇杷”一名早在漢武帝初年就有記載了。雖然這個名字詞源不詳，但考慮到它的原產地在今四川地區，或許可以猜測是一個西南夷來源的語詞。漢武帝通西域之後，巴爾巴特琴（barbat）的圓盤直項型別從西域傳入，中國人把它音譯成“枇杷”，正好利用了這個現成的植物名稱，後來又用專門的漢字寫成“琵琶”。西晉以後，巴爾巴特琴的梨盤曲項型別也從西域傳入，搶佔了“琵琶”一名，而原來的漢琵琶則改稱“阮”。本草書中說枇杷“葉形似琵琶，故名”，只是因為看到晚近傳入的曲項琵琶和枇杷葉形狀有些相似，而做了望文生義的解讀罷了。
說完了枇杷和琵琶的關係，最後要順便一提的，是枇杷的學名和英文名。枇杷原產中國，但學名卻叫Eriobotrya japonica，種加詞japonica的意思是“日本的”。這是因為枇杷在唐代就傳入日本，成為一種廣泛栽培的植物。18世紀的植物學家、林奈的學生通貝里（Carl Peter Thunberg）到日本採集植物時，把很多中國原產、日本栽培的植物也採了回去，結果就用“日本的”一詞來命名了。這雖然是天大的誤會，但如今我們也只能無可奈何。
受學名影響，枇杷也有Japanese medlar甚至Japanese plum之類英文名，但最常用的是loquat。雖然這個詞是廣東話“盧橘”的音譯，表面上正確暗示了它的中國原產地位，可惜又犯了另一個張冠李戴的錯誤。原來，“盧橘”一名也見於司馬相如《上林賦》，和枇杷顯然不是一物，後世本草學家考證它應該是金橘。但北宋的著名吃貨蘇軾才不管這些，堅持把枇杷叫成“盧橘”，還在他著名的《食荔枝》一詩中寫道：“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受蘇軾的影響，廣東一些地區的人後來也就習慣管枇杷叫盧橘了。
從古至今，枇杷就是這樣一種不斷糾結在各種名稱混亂中的植物。